有一个故事，很多人已经听过了，不过今天需要重复一遍。

　　一天，老鼠们开会，讨论一个有关鼠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何不被猫抓到、吃掉？有一只老鼠说：我们的弟兄被猫吃掉，主要是因为猫走近时，不能及时发现，等发现了，想跑已经来不及了。一只老鼠说，如果在猫身上挂一只铃铛，老远就能发现猫来了，就来得及逃走了。大家都说这是个好法子。这时，一只老鼠问道：那么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老鼠还在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现在这个故事似乎在重复。昨天，《经济参考报》报道，有专家认为，公车改革至今没有成果，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公车改革要有突破就不能让乘坐公车者制定车改方案。

　　那么，专家的意思就是：让没有资格坐公车的人，来给有资格坐车的人制定规矩。专家说的是“制定”，而不是“制订”。

　　“制定”，就是从起草方案到最终决定方案，一条龙，全权办理，全都由没有资格坐公车的人来定。

　　“制订”，就是拿个车改方案的文本出来，相当于打个草稿，好听点是草案，在这种情况下，“制订”者其实扮演的就是秘书角色，是“笔杆子”，是书写工具，不是“印把子”，没有决定权。但是，这样一来，公车改革的难度，会不会跟给猫挂铃铛的难度相当呢？

　　难道，坐公车的，不坐公车的，两者的关系，真的是猫和鼠的关系吗？讲这个故事，不过是用一个比喻。既是比喻，那就是说，毕竟不是一回事。猫和鼠的关系，是造物主派定的，吃和被吃的关系，不可更改，两种生物之间，既不能互相了解，也不能角色互换，永远不可能和解。而坐公车者与不坐公车者，是同一种生物，不应该是谁吃谁的关系，利益冲突应该能够调解、调节；而且人类也发明了这种机构，比如人大、议会、国会等。这类机构，就具有超乎利益冲突双方之上的权力，来调节双方的利益关系，想办法给猫挂上铃铛。

　　但是，问题在于，这类机构，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也有自己的利益及其立场，因此，关键在于他们在履行使命时，能不能放下自己的利益，完全或基本上站在公众利益、全社会利益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决定自己那一票投向何处。如果不能，那等于他采取了利益冲突某一方的立场，即猫的立场或老鼠的立场，由于他能决定博弈的胜负，他这样做，就等于把本不是猫鼠关系的双方推向猫鼠关系：一方要吃另一方；但另一方毕竟不是老鼠，自然不肯轻易被吃，就要反抗，社会矛盾就激化了。所以，公车改革能不能有一个较为公正、平衡的结果，关键不在坐车的，也不在不坐车的， 在于调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