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博绘
焦虑：蔓延至各阶层
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
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当日上午，心理卫生专家在鸟巢西侧广场为北京市民提供心理咨询和精神指导时发现，焦虑是市民咨询最多的问题。
千里之外的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日前通过对1000户城市家庭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快乐正悄然地离民众远去，而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
“内心紧张不安，担心要发生什么不利的事，感到不愉快”……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
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0%。他们的青春因收入低、难融入城市、未来走向不明、疏于照顾子女等而沾满太多焦虑。
与此同时，焦虑、抑郁等“官心病”也让部分官员陷入心理困境，官员因之自杀的新闻时见报端。身居社会中间层的普通市民，或忧心就业、买房，或为子女教育发愁……
一条微博可以折射普通民众的焦虑情绪：“我的股票赔得底掉，房贷还差90万，老板还经常扣工资，买的家具是达芬奇的，买的醋是勾兑的，买的奶粉是有添加剂的，想买车要摇号，想增加工资老板又不同意，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有分析认为，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或说“公民焦虑”时期，而这是现代化路上的阵痛。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韩国，焦虑情绪同样蔓延，自杀率提升。
成因：速度的代价
我想改变生活，可没有自己的时间 小杨 中国人民大学巡逻保安 我老家在河北涉县，今年19岁，初中毕业就直接上了技校学电焊。毕业后，因为学历不够，工作很难找，最后被朋友介绍来人大当保安。 虽然成家还是5年之后的事儿，工资少和不自由是让我最焦虑的。一个月1400元，保险什么的还要扣一堆，虽然是包住宿，但一个月下来也攒不下钱。每天工作6个小时，三班倒，为了多赚点还会加班。听说过几天要改成每天两班4小时一换的巡逻，这样整个人就被拴在这儿了，啥都干不了。 我看人大也有五六个旁听的保安，也有的在外面学管理啥的。我也想学点东西,可现在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我很想回到高中再读书考大学，回来找个好工作，摆脱现在的生活。 （高健采访整理） 下一刻，我在焦虑为什么停止焦虑 谭辉 北京时尚饮品店经理 我老家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来北京已经6个年头。现在经营着两家时尚饮品店，生意还算不错。一直没开第3家店的原因是合适的员工难找，管理起来乏力。员工流动性实在太大，一个月店里总要走两三个人，一个店面也就是3-5个员工。由于人数需求不大，职介公司都不愿合作，每次招聘只好在网上发帖，没有找到新员工时，就自己临时充数。 最近物料成本不断上涨，做配料用的糖、奶粉都在涨，花生由原来的8元一斤涨到10元，饮品的价格却只能照原价卖。我们这一行，很容易就碰到“天花板”。市场竞争激烈，不是你赢就是我输。挣不到钱，焦虑生意；挣到钱，焦虑未来。如果有一天我没有焦虑，那下一刻我肯定在焦虑我为什么停止焦虑。 （吴盼盼采访整理） 无可逃避的现实挤压 严晓红 网络房产信息公司中层 2009年我来到上海，一直从事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在上一家公司呆了一年半，薪资不见涨，职位上也没有上升空间。熟悉的环境、缺乏挑战的工作让自己产生惰性和莫名的失落感，进而演变成怕被生活甩在后面的焦虑感。 于是我选择跳槽，6月份来到新公司，职位上有了一个小的提升。加薪仍旧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扣除房租、车费、生活费，还有不可避免的各种应酬交际，所剩无几，也难怪有“白领=工资白领了”的调侃。而在这个欲望都市，更好的生活品质却不停在诱惑着、挑拨着我们的焦虑神经。 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对于婚姻除了“他是不是那个对的人”之外， “工作不久的他没房没存款，我是否准备好了要跟他一起奋斗？”“他值不值得我在未来的一天放弃这里的一切去往他所在的城市”等现实问题同样摆在面前。 （黄洁莹采访整理） 留北京还是回云南 赵明月 北京某高校硕士生 这些天，我哭得死去活来，终于还是要做这个痛苦的决定。父母一直希望我毕业后回家乡发展，留在他们身边。虽然一直没有答应，但心里却萦绕着这份焦虑：留京还是回云南？ 上周父母专程赴京“游说”，争执到激烈时，父亲撂下一句狠话：“你要是在北京，那我就死在云南。”联想到几个月前家乡一位朋友的父亲突然病故，那一刻我泪如雨下。 北京，是我多年求学之地，这里有我珍惜的同学、朋友和恋人，有各种机遇诱惑。但近年“逃离北上广”的热议也常让我辗转反侧，面对人才饱和、高房价和行色匆匆的生活，我能坚持多久？ 渐渐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回云南，可以照顾他们，也能过更高质量的生活。我知道，回家乡会是当下一条“正确”的路，只是面对北京这座城市和这些人，心里还会有不舍和挣扎。 （周剑采访整理） 硬着头皮执行工作 黄强 某副县级政府官员 作为一个副县级政府官员，最让我感到焦虑的，主要是工作上的事。我很努力地去工作，但所做的事情却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或者不符合民生要求。 前几年政府决定推行一种新的种植方法，能使亩产收益提高，政府也会提供经济补贴。本来是很好的事，但农民积极性并不高。用新的种植方法，农民要增加大量的劳动和配套设备的投入。一年算下来，总收益是提高了，但除去成本，农民获得的净收益却下降了。政府的初衷是帮助农民致富，但执行起来却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些道理我都懂，可任务传达下来，还要硬着头皮做工作。眼看着自己参与的事情往不好的预期发展，干着急没办法，这能不焦虑吗？ （黄强为化名 梁岩采访整理） 微言 @noir_：这些天抑郁、焦虑，很严重。很受折磨。好像每次没几天就一个周期。一段时间就会歇斯底里发作一次。对不起爱我的家人和关心我的朋友们。话之刻薄之尖酸……可无法控制住自己。伤害了你们。好难受。但愿明天能好一些。 @stone张：大城市焦虑。每天伴随的是上下班高峰期拥堵的公共交通；长期共存的是不断飞涨的房价。 @再没有什么泡沫格子：我的焦虑来自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悲观期许。胖子一走，我觉得接下来的半年中我就一个人在北京，不说举目无亲，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特别恐惧这种孤独感。还有他走后，一些琐事都得我自己来了，比如买电、网购等，我不是不会，是我觉得巨烦。再加上其他方面也突然都不能合我心意，我就消沉了。 @科学松鼠会：压力与焦虑，属于心理学“应激”（Stress）的范畴。面对类似的压力，有人茶饭不思，有人则大而化之。这些差异有没有生理学基础呢？《自然》刊登论文称，小鼠脑部杏仁核内一种名为Neuropsin的蛋白及其相关的信号通路在对应激后小鼠的焦虑行为进行调控。 （记者 石畅整理） 焦虑新名词 官心病：近年来,心理问题对官员们的影响愈发明显,被称为“官心病”现象。 社交焦虑：社交焦虑是一种与人交往的时候，觉得不舒服、不自然、紧张甚至恐惧的情绪体验。 选择焦虑：人面对大量的自由选择时，会不知所措，于是宁可逃到没有自由的环境里去，以寻求安全。 此外，还有税焦虑、政绩焦虑、道德焦虑、信息焦虑、文化焦虑、购房焦虑、婚姻焦虑、教育焦虑等新名词不断涌现。 （记者 赵展慧整理）
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整个社会范围内也就出现了全面的焦虑。
《伤痕》作者卢新华说，“伤痕文学可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过去有伤痕，现在也有。或许，焦虑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条伤痕，它刻在很多人心上。
对于“全民焦虑”的成因，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李强教授认为，这是速度的代价。“中国用3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整个社会范围内也就出现了全面的焦虑。”
以4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心理测量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
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加之，“四大名爹”、社会贪腐、分配不公等现象，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强化了普通民众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安。
痛苦有时源于选择的多元。李强补充说，社会的开放和多元，一方面给人们升学、择业、择偶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余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心理冲突的增多和焦虑的出现。
还有分析指出，信仰的相对缺失，崇权拜金主义盛行，也是导致全民焦虑现象的一个原因。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钱多才幸福。这种衡量标准让人陷入永不知足的状态。
破解：个体疏导与政府着力
焦虑，关乎个人与家庭幸福，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如何解决，需要个体与社会共同着力。
天津心帆心理辅导中心贾晓波主任发现，前来接受心理辅导的人当中，近70%都有焦虑、压抑、抑郁等心理困扰。
焦虑的产生是因为对可预计的、即将到来或发生的事有所担心，怕应付不了。贾晓波从个体的心理调试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首先，认知调整。正确的自我认知是进一步找到解决焦虑的途径的首要条件。做到正确自我认知、自我判断，才能正确地看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找到解决焦虑的办法。
其次，情绪调节、疏导。出现焦虑之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途径，释放不良情绪，通过自我调节摆脱焦虑的情绪。
最后，药物治疗。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应寻找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咨询，根据医生帮助选择通过药物治疗。
焦虑，既是一种个人心理困扰，也是一种“社会病”，它不仅关乎个人与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
有分析认为，破解社会焦虑，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高增长背后，中国政府意识到社会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必须妥善解决，让民众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过“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正成为政府努力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雅彬认为，“制定政策时，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减少因政策的不连续性等因素导致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对个体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战。”
此外，杨雅彬认为，解决焦虑还要从教育入手。经历了知识、劳动技能、人格三个维度的公民教育后，“自身有能力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人与人之间存在人文关怀，违背社会规则现象减少”，就可以削减产生焦虑的心理土壤和外部环境。而办好教育，是政府分内之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