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世界性的大选年，世界上不少重要国家都要“换届”。一段时间以来，备受关注的俄罗斯大选“悬念”戏剧性地率先落定了。俄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推荐现任总理普京为下届总统候选人，普京当场承诺，若当选要保举梅德韦杰夫担任下届总理。一般认为，明年3月后俄罗斯政坛会按照这个约定来个“二人转”。
政治常常是诡异的，但如此戏剧化的政治继承与轮替实属罕见。犹如戏剧般的梅普轮转，不免让人想起20多年前俄罗斯的另一出大戏中的两位主角：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俩主政的年代分别是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衰落的年代。前不久随一个代表团赴俄罗斯开会，从莫斯科到雅罗斯拉夫尔一路上感慨：幸亏当年苏联跌落在广袤富饶的俄罗斯大地上，否则的话恐怕要摔个粉身碎骨。
戈尔巴乔夫上台6年苏联解体，叶利钦当政8年黯然下台。在戈、叶主政的十几年间，貌似强大的苏联变成羸弱的俄罗斯。屈指算来，自那以后的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当政已有近12年，加上下届的6年，“梅普时代”肯定要超过“戈叶时代”。如果按不少人预计的那样，普京再连任一次，“梅普时代”将长达24年。
对于梅普“二人转”，西方舆论充斥着不屑乃至愤怒。有人愤愤地斥责：这是对民主的调戏。然而问题是：为什么如此神圣的民主被“调戏”了呢？即使是喜欢列黑名单的美国也没有给俄罗斯戴过“流氓国家”的帽子。俄罗斯人民是严肃的。产生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民族，如今格外凝重。不久前在雅罗斯拉夫尔见到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时候，他神情严肃，目光中不时流露出忧郁。为什么俄罗斯会有普京、梅德韦杰夫？是普京会柔道、骑马、开飞机、秀肌肉吗？当然不是。普京、梅德韦杰夫原本都是平凡人。俄罗斯人民之所以选择他们，实在是因为苏联与俄罗斯20年前的那个大跟头跌得太狠，教训实在太惨痛、太深刻了。
20年前，原先的苏联人民、后来的俄罗斯人民，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带领下，奔向了“民主”、奔向了西方。那是一个自由的年代、浪漫的年代。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头头是道，叶利钦的政治自由奔放。但苏联却土崩瓦解了，俄罗斯的经济一泻千里、多数百姓的生活一塌糊涂，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有当年那个局面，怎么会有如今的普京呢？真是应了那句话“时势造英雄”。
普京的时代是从戈、叶道路的尽头开始的。俄罗斯选择过了，尝试过了，但碰了壁。在历史证明此路不通之后，俄罗斯被迫重新选择、重新探索，普京就是在那时出现的。普京的新路线即便不能说是“拨乱反正”，至少也算得上“治理整顿”。普京带领俄罗斯人民从错误的道路上退出，开始了重新的探索。但有那么一群被一堆乱糟糟观念搞乱了头脑的人，把俄罗斯说成是“民主的倒退”。倒退就倒退！难道要让俄罗斯一条道走到黑吗？我看俄罗斯可能更接近于解放思想，一个民族总要实事求是吧，百姓总要过日子吧？这不是错误。
如果说得学术一点，普京时代出现的原因应当叫作：制度救济。戈、叶的“自由”和“民主”不足以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如果只有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而无国家与社会的实际发展与进步，那样的“自由”和“民主”是没有价值的。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自由”和“民主”并未像教条主义者们所深信不疑的那样必然导致进步与繁荣。普京时代的出现是20年前那场悲剧性的社会实验失败的结果。丘吉尔大概说过这样的话：民主未必是最好的，但比起其他制度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俄罗斯的经验证伪了这句名言。
普京的路线是俄罗斯在国家宪政体制层面保持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在社会实际的权力结构中关闭了权力竞争的通道，从而建立起由一个权力精英集团稳定掌握国家政权的局面和体制。这种权力相对集中体制的功能在于：避免了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期”常见的那种“分配性激励”，即众多社会集团通过政治参与和权力斗争获取利益和争取上升通道的社会机制。在俄罗斯经历了挫败的特殊历史时刻，普京路线在社会领域里产生了达·芬奇说过的那种原本在艺术领域中的效应：限制产生力量，自由导致死亡。
把俄罗斯政坛“二人转”看做“闹剧”，甚至贬损为调戏“民主”，是肤浅的。今天在俄罗斯上演的是一出深沉的历史剧，它包涵着深刻的启示，发人深省。我们向往自由，我们热爱民主，但自由和民主却不是由我们的想象制造的。民主是由历史定义的。一个民族能拥有什么样的民主，那要看它的“命运”。不是说人们不能选择，但人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选择与建构。不是吗？从1985年起，苏联人、俄罗斯人用了15年进行选择、尝试。此后，他们也许要用20多年、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来纠偏。这难道不是命运弄人吗？
祝俄罗斯人民在梅普时代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