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师资——“低端”不合格，“高端”无处寻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孩子将越来越不匮乏性知识，性教育如何传递“性道德”更紧要。
如何把握尺度？不仅令当年的授课者无策，至今仍是未解之题。
今年8月，被媒体报道为“北京首部性教材”的《成长的脚步》问世，其中关于“我从哪里来”章节，该书写道：“爸爸阴囊里的睾丸可以产生精子，他们的样子像个小蝌蚪，活动能力特别强……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
如此描述，外界哗然。有家长斥此为“黄色小书”，也有人称这是“时代进步”。
不止于大众，专业领域的意见也有较大分歧。关于此书，儿童性教育专家胡萍在博客上称，“向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展示性交细节的图片和文字，不符合孩子们的认知发展规律……就像我们不可以在孩子小学阶段给孩子学习高等数学一样。”但社会学家李银河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点也不超前，这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进步。”
“专业的性教育专家、教材编写者等青少年性教育顶层设计者，尚且没有达成共识，这让一线教师怎么办？”在蔡泳看来，大方向未定，底层教师无所适从。
教材与师资力量的匮乏，成为一个连带问题。
9月，当教育部强调要在高校里开展包括性教育在内的心理健康教育时，就有人指出，在高校里再开设此类课程未免有些迟。事实上，蔡泳在与学生的接触中也得到同样的反馈。原来，防艾教育曾在大学里也开展过，在课程结束后的反馈中，大学生们表示，课程内容虽然不错，但感觉已经有点晚了，如果在更早的时候了解到这些知识更好。
相对而言，大学有实力比较雄厚的心理学科作为此类课程师资的补充，而中小学的师资则显得捉襟见肘。观察人士指出，中小学承担性教育课程的教师，多为卫生保健老师，他们普遍年纪较大，或是兼课的、或是濒临退休，这一代沟，让老师感觉授课时尴尬，学生接受程度也不好。当然，这也与卫生老师在学校普遍地位低，收入有限，难以吸引高学历者入职有关。
另一方面，虽然性教育课程不是主课，但对教师的要求其实很高，而且以后会越来越高。“归根结底，性教育课程不是性知识的传递——要知道现在由于网络传播，孩子们接触此类知识的渠道很多，因此课程应关注性道德传递，如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等。”蔡泳直言，性知识，属于认知领域，对于个体而言，知识改变是容易的；而性道德属于行为领域，要影响一个人的态度、行为不易。由此，就需要讲授性教育课程的老师有相当强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引导学生。
学术圈也认为，合格的性教育老师，应是介于青少年心理学、行为学、医学、教育学等领域的通才。
愁路径——“他山之石”借鉴有限
青少年性教育是世界难题，国外“开放”多年，一些国家的性教育确实起步比我们早，但结果却未必好。
尽管纷争不断，但专业人士有个最大的共识：性教育开展是刻不容缓的。
蔡泳指出，以艾滋病为主的性传播疾病中，已经从多年前的以血液传播为主，发展到如今的以性传播为主，普通人受感染的风险将越来越高。“有一种观点认为，性教育没有必要，人们长大了就自然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着这样一批青少年，他们是在弯路中、在错误中懂得了这些知识，代价是惨重的。”
在张海燕看来，性教育最终要超越性知识，着眼于人格教育，帮助青少年健全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体系，成长为合适的男性与女性。“指引孩子成为合适的男性与女性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恋爱中，有些大学生失恋了能够自我调节，但也有些人会将失恋上升为做人失败，进而走上绝路。”眼下，频繁在学校上演的青少年为情所困，继而发生自杀、伤害等恶性事件，与性教育尚不健全密切有关。
回到原点，还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纷争中，有人把眼睛投向海外，试图从国外青少年性教育中“取经”。
记者了解到，西方较为成熟的青少年性教育，是以个人培养、健康宣教、室外运动三个方面为推手。户外运动包括野营、攀岩、划船、越野、自行车拉练，甚至还有开车，常见于中学。国外的一个基本教育理念是：七年级开始是学生第二性状逐渐成熟的阶段，学校可以用一种体能锻炼的方式排解学生的青春期躁动。在健康教育方面，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性关系所连带的责任，也会教授如何吸引异性以及避免怀孕的方法。
当然，对性知识的“开放”也带来青少年性行为、以及性疾病陷入失控状态。采访中，澳洲一位中学教师告诉记者，目前澳洲采取“恩威并施”的方法，即告诉学生性常识，但同时制作了许多访谈类记录片，以当事人的角度述说各自的悲惨遭遇，以此达到威慑学生的作用。
“把各种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以及可采取的预防手段都告诉青少年，也是减少高危行为的一种方法。”近年来，在与国外医学同行的交流中，蔡泳观察到，一些国家的性教育确实起步比我们早，但是结果未必好，比如，少女怀孕以及性传播疾病数量不断飙升。荷兰和英国虽然在这方面已堪称“模范”，但至今仍在为青少年性教育问题而头痛。“说国外性教育比我们好，是好在环境宽松、大家接受程度高、教育者没有压力，至于教育的成效，不用评价过高。”
在专业人士看来，性教育是个极其庞大的课题，并非通过简单的知识灌输就能把青少年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树立本土性价值观尤为重要。但，我国关于性的研究始终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成熟的学科，以至于性教育时而被指过于“隐晦模糊”，时而被指“简单粗暴”，蹒跚赶路难免跌跌撞撞。
9月，一则“教育部要求性教育纳入大学必修课”的消息，引起社会极大反响。此前一个月，被誉为“北京市首部性教材”的《成长的脚步》因内容“过于直接”、“尺度太大”，陷入舆论纷争；紧随其后，沪上首本性教育教材《男孩女孩》刚上架就尴尬停售……至此，性教育仿佛陷入一个迷途。
性教育怎么走进学校？学术界“刻不容缓”的呼声不绝于耳，可合适的方法却少得可怜。
“我们站起来，双臂向身体两侧张开，双手垂下，这就好比一个女性子宫的形状，两个手就是卵巢。”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上海的中小学开展防范艾滋病教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教师蔡泳清楚记得：涉及生殖健康的部分，那时总被放在系列课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且多以游戏参与形式为主。蔡泳说，这是为了让孩子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游戏也是为了让孩子“脱敏”。
“脱敏”，一个专业的医学名词。简单说，即通过某些药物或行为治疗，消除个体的敏感状态。在眼下沸沸扬扬的关于学校开展性教育的纷争中，有人就指出，其实不止孩子需要“脱敏”，一线授课老师、处于顶层设计的性教育专家，乃至广大老百姓都需要一次“集体脱敏”。此后，我们才能真正讨论青少年性教育当如何开展。
愁尺度——不能过神秘，不能过开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虽陆续发布青春期教育的要求与计划，但对“性教育”始终羞涩，而将其包裹于“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卫生教育”以及“防艾教育”中。
今年开学后，“大学性教育”突然成为大众关注热点。对此，华东政法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张海燕教授觉得有些费解。“教育部这次发文，其实是针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而颁布的一个教学基本要求——此前，各所高校的心理教育就一直在开展，性教育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知为何，大家突然关注这个部分！”
诚如张海燕所言，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性教育纳入大学必修课”新规，其实是教育部在今年9月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其中关于心理健康课程的内容主要为“了解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了解自我与发展自我”，以及“提高自我心理调适能力”三部分。在“提高自我心理调试能力”中，列出7种大学生容易遇到的心理问题：大学期间生涯规划及能力发展、学习心理、情绪管理、人际交往、性心理及恋爱心理、压力管理与挫折应对、生命教育与心理危机应对。
在张海燕看来，教育部这则新规的出台，是一次教育理念的改变，旨在强调关注学生心理发展各阶段的问题，媒体舆论仅仅关注“性教育”部分，曲解了教育部本义，误导了公众。
但也有人认为，外界之所以如此关注高校性教育，反映出国内性教育长期讳莫如深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先后关心过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开展情况。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卫生科技规划会议期间，就对医务工作者提出：“要在女孩来月经之前，男孩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知识告诉他们……让他们能用科学知识保护自己的健康，促进正常发育。”
根据曾任总理医疗组组长的吴阶平回忆，周恩来之所以关心青少年性教育，与他早年在南开大学求学期间接受过性教育有关。“他在青年时代学到的科学性知识使自己受益终生。周恩来总理健康的人格、高尚完美的精神情操，本身就是对性教育重要意义的佐证。”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和文革影响，性教育在我国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至今是一个盲点。
1973年，吴阶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周恩来派我到北京市教育局了解性教育开展情况。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时仅有的一本关于性知识的教科书，发给学生时，里面有关性器官的插图全被撕掉了。原因是一个男生手指着插图冲着女生嘿嘿傻笑，女生生气跑掉了。于是就有了撕掉全部插图的决定。”
此后10年间，尽管国家陆续发布青春期教育的要求与计划，但官方对性教育始终羞涩，比如不敢直接提“性教育”，将它包裹于“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卫生教育”等名词中。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艾滋病开始在全球蔓延并进入中国，国内性教育附着在“防艾”主题上，悄然走进中小学课堂。
上海交大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教师蔡泳曾亲历这个过程。1998年，接到教育部课题，交大医学院调配师资力量，开展以艾滋病为载体的性传播危害预防教育。整个授课过程也有所改变，不再是医学院的老师面向中小学生授课，而是由医学院的学生通过“同伴教育”的形式，做艾滋病方面的预防教育。课题组的考虑是，医学院的学生仿佛中小学生的大哥哥、大姐姐，由他们来讲课，效果会比老师好。
据悉，该套课程引进自澳大利亚，主要有6大模块：艾滋病知识介绍、经性传播的所有疾病、自我保护、反对歧视(对患病者的人文关怀)、自尊自信(与性行为有关，如何树立正确的性道德观与恋爱观，为自己、为对方负责)、以及生殖健康知识。考虑到国情，课题组将国外课程做了一些修改，比如将涉及性知识的生殖健康的内容，作为课程收尾阶段的最后模块。
由此，医学院也对医学生开展了严格的选拔与培训。“要跟医学生明确，授课时有两个‘防止’，防止过于神秘、防止过于开放，要把握好这个度，进行正面引导。”蔡泳坦言，要通过培训让医学生把握好“神秘与开放”之间的尺度，着实有些难度。后来，学校只能通过班主任推荐，选择那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尤其是不能有“不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