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北大营战死者墓碑前举行祭祀活动。 在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张学良和他所率领的东北军正处在国家荣誉的最巅峰。 1930年，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各派势力公开亮出了反蒋旗帜，一致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逼迫蒋介石下台。这是民国史上为时最长、投入兵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场内战。当时，惟一没有卷入这场战事、同时又手握重兵的，就是山海关外的张学良。 中原大乱，斗争双方旗鼓相当、相持不下。张学良成了舆论的焦点，少帅“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交战双方都费尽心思，竭力争取东北军的支援。 1930年9月18日，迟迟未曾表态的张学良发出了中外瞩目的通电： 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舍丘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战局倘再延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栗栗危惧者也。……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因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切宜静候中央措置。 虽然措辞温和，但“静候中央措置”的说法，已经使得张学良的立场彰显无疑。电文发出后，张学良随即调遣十多万东北精锐，浩浩荡荡开入关内，反蒋联盟闻风瓦解。 事后，张学良接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当他11月20日到达南京时，受到了中央政府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之隆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张学良一行过江时，江中的军舰和狮子山上的炮台齐鸣礼炮，船至下关码头，早已恭候的国民政府各路大员齐声欢呼。一路上，目光所及之处都张贴着“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的巨幅标语；进了国府大门，蒋介石以对等身份，降阶相迎。 为了酬答张学良，蒋氏授予他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鲁八省军队的权柄，并将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奉系管辖，俨然与这位未及而立之年的少帅平分天下。 当时，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达到44万之众，其中正规军将近27万人，最精锐的17万全部防守在奉天四周。 从军备上，东北军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奉天有全国最大的、拥有五万名工人的兵工厂，东北军装备九万余支步枪，两千五百挺机关枪，六百五十余门大炮，两千三百多门迫击炮，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 就在张学良风光无两之时，一场将使他遭受奇耻大辱、一生难以辩白的灭顶之灾，正在暗地里悄悄地等待着他。 这就是石原和板垣等人正在谋划的阴谋—吞掉满蒙地区。 阴谋 “九一八”纪念碑 尽管军国主义在日本正呈甚嚣尘上之势，但侵占满蒙，绝不是个易于达成的目标。关东军当时只有10600人，无论在人数还是火力上，和东北军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 当时间到了1931年春天，石原等人找到了自认为合适的“机会”。当时，日本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到关东军视察，觉得关东军的军备太差，便同陆军中央机构协商，从神户调来两门口径24厘米的重型榴弹炮。 在运输过程中，日军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为了掩人耳目，日军把大炮拆开，把炮身装进棺材里，并特意用客轮运输。到了大连后，立即将大炮送到地下室。运送大炮的统统穿上中国人的服装，打扮成当地中国搬运工的模样。 大炮运到奉天后，为了安装，需要挖一个直径约5米、深约1米的大坑。为了保密，日军对外的宣传说是挖游泳池。安装好以后，日军又盖了一间10米见方、高7米的房子把大炮藏起来。 虽然两门大炮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关东军的装备，但在狂热的好战分子看来，已经是强有力的支撑。 最终，密谋小组商定在1931年9月28日晚上行动，理由之一就是“炮兵的训练需要时间，到了9月28日预计能够小有所成”。 1931年6月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更进一步商量出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爆破地点选择在柳条湖，这里偏僻静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攻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 二、时间安排在9月28日，届时庄稼已经收割，没有了可供中国军士护身的青纱帐，便于野外作战。 三、确定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攻击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为了秘密实施这个阴谋，板垣和石原做出了周密的演练安排。他们将爆破任务交给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不久，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中尉河本末守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同时，他们网罗了驻奉天的日本部队的骨干分子以便行动。8月中旬，这些人秘密聚集起来，进行了具体分工，还订立了誓约书，按了血手印。 其中，计划的具体执行者是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中队长川岛大尉，小野大尉，第二十九联队的小岛少佐，名仓少佐和奉天宪兵队的三谷少佐。 据花谷正回忆，知道这个计划的人不多，了解的程度也有多有少—桥本欣太郎，根本博（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班班长），建川美次（时任作战部次长），重滕千秋（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知道大部分计划；永田铁山（时任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小矶国昭（时任军务局局长），二宫治重（时任参谋本部次长）只知道一部分计划。 当时，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以及手下的不少关东军参谋幕僚反倒并不知道这个阴谋。
悲情北大营
北大营始建于1907年，建成后一直是驻兵重地，成为保卫沈阳的北面藩篱。
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一个重要发生地，北大营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仅剩下一处面积不到300平方米的残缺掩体和一棵一百多岁的老杨树，成为见证历史的遗迹。
东北三省沦陷，东北军所奉的“不抵抗”政策曾广受国人唾弃。而在“九一八”当晚，数倍于敌军的北大营守军却在短短几小时内就撤退，更是令人难以接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细节逐一浮出水面，向我们再现了当晚北大营守军突遇袭击后，顽强抵抗侵略者的真实画面。
日军绘制的《北大营附近支那铁道爆破攻击行动战图》，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图中所绘北大营呈正方形，东西长和南北长均约为3000米。左侧位置标明了双方兵力，其中日军兵力约600名，中国军队兵力则达到了8000至10000名。
在示意图上可以看出，守备在北大营西墙处的，是东北军621团的一营和二营；守备在东侧的是王铁汉统领的东北军第七旅620团的一营和二营。
听到柳条湖方向的爆炸声，十几分钟后，621团的各连都集中到了集合场，当士兵们正在排兵布阵时，突然有消息说旅长来电话了，外面的声音只是日军的演习，队伍先稳住，把枪交回库里，士兵继续回营里睡觉。
当日本兵很快冲进621团各营连的兵营内时，许多官兵刚又重新进入梦乡，仓促中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赤手空拳的士兵有的夺门而走，有的越窗而逃，有的钻到床下躲避，这样被白白扎死了很多。
根据东北军副官处处长李济川回忆，10点25分，李济川接到情报人员报称，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北大营进逼。他急忙向参谋长荣臻汇报，荣臻犹豫地说：“日军在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要举行秋操，这会不会是演习呢？”他让李济川赶紧去核实情况。
这时，电话铃响了，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告急说，北大营的西门外有日军行动，已经动武了。荣臻此时才确知日本真的动武了，他根据张学良前几日的命令回答：北大营士兵暂时不允许抵抗，等待命令。
随即荣臻火速打电话报告张学良情况，张学良已经从戏院赶回协和医院，他当时回答：这是日军借演习挑衅，要避免日军找借口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话语未毕，北大营第七旅赵镇藩来电话，报告说很多赤手空拳的军士被日军用刺刀挑死，日军更进一步砸开枪械库，事态扩大，要请旅长王以哲马上回去。
王以哲忍不住问荣臻：“还是不能还手吗？”荣臻沉默了很久，才说：“你自己看着办吧。”王以哲急忙要往北大营赶，但刚出门不久，发现汽车已经被日寇掠去，无法把解除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传到北大营。
身在北大营的军士，出自自身的义愤和天职，已经开始了还击。
曾任王铁汉贴身警卫兼司机的李明德回忆，王铁汉曾向他详细讲述了当天夜里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情景。王铁汉说，当时东北军并不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北大营里的树都是呈现三角形布局种下的，为的就是用来抵挡来自不同方向的子弹。日本军队打进来时，620团不少士兵都爬到了树上躲避。后来，树上的战士暴露，王铁汉下令开枪，与敌人展开搏斗。
王铁汉的命令下达之后，东北军的子弹愤怒地射向敌人，日军的脚步当即被遏制，几队日军龟缩回去。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室主任高建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史学界之前没有使用过的新史料，那就是由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同靖国神社共同发行的《靖国神社忠魂史》。
在日本靖国神社中供奉的日本战死者名单，都是经过各级严格审查的。每次战斗后，专门进行战场搜救的部队会将战伤、死亡情况清点清楚，然后由部队中的专门人员将战斗经过、战死者死亡时间、地点及身份认定等详细材料整理汇总，经所在联队确认后统一上报给日本陆军省。因此，根据陆军省送往靖国神社的战斗经过记录及战死者名单编撰的《靖国神社忠魂史》，可以说是非常权威的战争记录。
根据《靖国神社忠魂史》第五卷记载：北大营一战，有2名日本兵士负伤死亡，分别是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伍长新国六三和上等兵增子正男。
1931年《日本奉天关东军司令部调查材料》也称：“奉天北大营伤将校4人，下士、兵死2人、伤19人，计伤亡25人。”
在《北大营附近支那铁道爆破攻击行动战图》上，北大营的各重要区域标记有不同的攻打时间，如北大营的西侧，标有“前零时半突入”，南侧标有“前零时五十分占领”。
由此可以看出，东北军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凌晨，才撤出北大营。
扩大
凌晨3点，本庄繁和部属们搭上开往奉天的火车。就在此时，日本国内得到了事变的消息。
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则被值班军官从熟睡中叫醒，南次郎迅速下令通知各部门首脑7点赶到参谋本部。
在会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一开始就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为。”其余人纷纷附和。会议立刻确定了要派驻朝鲜日军应急增援，国内第10师团应急出发的方案。南次郎专门向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叮嘱，要立即着手准备向内阁提出关于增兵满洲的建议。
日本政府得知消息却晚了好几个小时。清早，外相币原喜重郎像往常一样边吃早餐边看报纸，映入眼帘的消息令他大吃一惊。紧接着，他接到了林久治郎发出的三封电报。
电报内容大意如下：“中国方面迭次要求和平，又采取不抵抗政策，我试图阻止板垣的进攻，但被拒绝。而满铁总裁也已经向本庄司令官要求制止，军方的独断和不法行动，已经使我失去阻挡之力，为避免事态扩大，望政府设法制止军队行动。”
同在此时，花谷正也在板垣的授意下，急电日本军部，谎称中国方面突然进攻日本驻扎，希望军部急忙调令朝鲜驻军支持。
两个截然相反的说法，几乎同时抵达东京。
两者的直接碰撞，发生在上午10点的内阁会议上。
会议一开始，南次郎还来不及发言，币原外相就站起来朗读了外务省所收集的情报：一、抚顺中队长川上精一、满铁理事木村锐市、抚顺煤矿伍茁崇雄、关东厅长总本清治、警保局长中谷政一都发来了秘密公告，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乃是寻衅，并非出于自卫；二、中国军队并未抵抗；三、领事林久治郎去关东军司令部要求停火，却被拒之门外。当林久治郎赶到“九一八”事发现场，受到花谷正出刀威胁。
根据这些情报，日本军方完全把内阁撇在了一旁。如果这真是关东军的一次预谋行动，无异于在中日关系之间捅了一个大娄子，后果难以预料。
最终，内阁形成了“努力不使局势扩大”的处理方针。
会后，南次郎气急败坏地将内阁会议电告本庄繁，并在电报中另加上了两点：“第一，勿得占领满洲；第二，勿得设立军政府类似机构。”
这时，本庄繁还在火车上。根据《本庄日记》的记载，那天中午11点他到了奉天，午后，住进板垣事先安排好的中央广场前的东拓大楼。“当时本庄繁一步步走上楼梯，走到大厅前时，转头对板垣吩咐，继续推进吧。”
原本犹豫不决的本庄繁为什么在接到南次郎的命令后仍然毫不顾忌地推进？这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谜团。
多年后，樱花会头子桥本欣五郎说出了真相，是他泄露天机，坚定了本庄繁的决定。
那天会后，桥本欣五郎立即用个人名义拍发了一份密码电报：“参谋本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决议的表面文章，其真意并非叫你们停止军事行动。”桥本得意洋洋地回忆：“就是这样，我的电报加快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
而当天下午，来自参谋总长的一封电报更坚定了本庄繁发动战争的决心。
19日下午，日本参谋本部召开各部长级会议，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在会上表示，必须马上处理这一事件。对此，代理建川职务的今村反驳说，箭已脱弦，若中途停止，恐怕对军队士气影响很大。“当此之际要排除万难，保持国家和国军的威信，为达到伟大的目的而努力。”
金谷暗地里完全赞同今村等人的主张。当日下午6点，他给关东军司令官拍发了电报：“1、9月18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和措施深合时宜，提高了帝国军队之威望。2、鉴于事件发生后中国之态度，且有内阁关于事件处理不得超越必要之限度的决定，故今后你军之行动，须照此精神妥善处理。”
这封电报措辞不详，态度暧昧。据参谋本部作战课《机密作战日记》记载，今村拿着电文文稿要求金谷签发时，金谷愉快地签了字，笑着说：“你们看透了我内心的决定吧！”
一个小时后，参谋本部收到了关东军司令部的回电：“现在以最大决心……全部陆军勇猛前进。”
这时，日本内阁还在积极推动他们的“不扩大”政策。币原联系到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指示他尽快和中方联系。而重光葵返回的电报回答说，事变发生后，自己约见了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商定两人同赴满洲，亲自调查情况，找出解决办法。双方都预定好了9月20日从上海北上的船票。
许多年以后，币原喜重郎对于那次未能成行的满洲之行，仍然满怀惆怅地回忆到：对于重光葵和宋子文的交涉，自己一直满怀希望，却再也没有见到重光葵的报告。而重光葵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自己一直在等待币原外相的进一步消息，直到21日才得到指示，但当时沈阳、长春、营口都已经被关东军攻占，为时已晚。
沦陷
在长春，关东军一度受到了猛烈的阻击。
9月19日凌晨3点，也就是日军在沈阳挑起战火五个小时后，驻长春日军开始对长春守军发起攻击。
当时，东北军毫无准备，有些枪械弹药还锁在库里。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避免冲突，不准抵抗”的命令，二道沟兵营很快失守。
两个小时后，日军开始进攻南岭大营。此时东北军刚刚起床，当发现日军袭击时，便利用窗口进行抗击，但由于无准备、无组织，一时出现混乱。当时驻守南岭大营的是东北军步兵第25旅50团，炮兵第10团和一个辎重营，有官兵4000余名，且武器完备，光各种型号的大炮就配置了36门。
日军冲进后首先将该营12门火炮破坏。南岭大营驻守官兵砸开军械仓库的铁锁，取出枪支弹药，奋起反抗，迫使关东军司令部不得不临时下令，暂时停攻，调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一队前来增援。
上午10时，从公主岭赶来增援的日军独立守备第1大队与第2大队会合后，在炮兵轰击掩护下，分左右两翼向步兵第50团及炮兵第2营、第3营进攻。守军利用营房的窗户、通气孔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枪眼猛烈还击，使日军颇有伤亡。战至下午1时，日军守备第1大队长小河原浦治中佐受重伤，其第3中队长桥本茂大尉及机枪小队长芦田芳雄少尉被击毙。
七个小时后，日军才以死43人、伤55人的代价占领了南岭大营。战至次日，长春陷落。这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
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辽宁、吉林落入敌手，11月19日，黑龙江主要城镇全部沦陷。
由于日本方面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的不宣而战、事变后的迅速行动，加上中国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致使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九一八事变当夜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20余座、4个月零18天占领东北3个省和1个特区，一口气吞下东北128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以此为起点，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不屈不挠的抗日战争。
计划泄露
原本作为运输要道的满蒙铁路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板垣等人的阴谋却遭遇了挫折，乃至有搁浅的苗头。
从日本国内传回来的风声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大为不安—在东京，从9月5日前后就开始流传一个消息，关东军要在中国东北发动事变。
9月15日，林久治郎给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出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收到密电后，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币原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大部分阁员闻知此事，纷纷表示反对。
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东北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带去密信，“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
眼看距离发动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却接到令计划搁浅的密电，板垣等人不禁大为光火。他逐一质问消息是怎么走露的。花谷正只好承认，是自己一次去东京筹款，借酒兴说出了秘密。
当天晚上，密谋小组再次聚集奉天特务机关，讨论对策。三谷、今田等人强烈主张断然行动；而花谷正则主张既然军部反对就罢手，另找时机。板垣把一把筷子竖在桌子上说：“如果向右倒的筷子多，就算了。如果往左倒的多，咱们就接着干。”
“哗”的一声，筷子倒了，向右的明显居多。众人面面相觑，争执一番也没有结果，只好悒郁而散。
眼看关东军少壮派们策划的行动就要泡汤了，这时，原本被派去稳定局势的建川美次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南次郎没想到的是，建川美次早就了解并赞成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临行前，建川美次故意将军部的决定透露给了当时陆军法西斯青年军官组织“樱花会”的头子、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桥本立即接连给板垣发出三封密电，将日本国内的情况透露给他，并督促其尽快行动。
透露了消息之后，建川美次开始动身上路，从东京出发的他却不坐飞机，反而走陆路、坐海船、再转火车，怎么慢就怎么走。9月18日上午11时半，建川到达本溪湖车站，晚7时到达沈阳。
在这一天中，建川先后见到了主谋的板垣和花谷正，却只字不提自己此行的目的。晚上，花谷正把建川美次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开的菊文旅馆，大设筵宴，刚喝了没几杯，建川就借口喝醉了，回到旅馆呼呼大睡。
就在建川在路上“磨洋工”的时候，沈阳城内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为了爆破和攻城计划的顺利实施，密谋小组所能够调动的日军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对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发起了多次围攻演习。
9月2日至5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交火。
其中，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把最终具体作战的每个步骤和细节都模拟了一遍，以至于九一八事变后，一个日军军官惊讶地说，这个夜晚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柳条湖
中外人士勘察柳条湖爆炸现场
9月17日上午，今田新太郎、川岛等人被石原叫去，告知要趁前来劝阻的建川刚到，火速发动事变，已经决定于9月18日动手，而花谷正则因为酒后泄密和主张中断行动，被石原视为“危险分子”，直到17日下午才得知这个消息。
关于“九一八”当天晚上的情形，负责爆破任务的花谷正是这样回忆的：
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
关于爆破的细节，花谷正在回忆录中写道，“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置在铁轨上”，“在炸毁铁路的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这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4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事实上，满蒙铁路也是日本人的运输生命线，这次爆炸中，日本人并不想把火车炸翻，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精密的计算，只是在直线路段，把单侧铁轨炸掉很小的一段，让火车暂时倾斜一下，但仍能行驶。
令爆破第一线的河本中尉感到意外的是，爆炸声虽然震动了北大营和沈阳城，却没有发生预先设想的“出兵交战”场景。情急之下，河本等人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的尸体摆放在现场，将此作为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
然而，是谎言就要露出马脚。河本的仓促造假，引发了公众的怀疑。
中国方面随即指出，所谓中国士兵尸体，为日军“枪杀十七日雇佣之华丐十数人，衣以中国军人服制，复用刺刀刺破军衣，拍摄照片。”
9月19日，美国记者乔·毕·巴鲁从上海专程赶到沈阳柳条湖现场进行调查。十几年后，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巴鲁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景：“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到一百码的地方……同行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
据说，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来到现场后也认为：“关东军的做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
当关东军参谋们汇集到参谋长三宅的房间里，才发现铁路已经炸毁，周边火力已经发动，关东军被放在了进退两难的抉择路口。
守在奉天特务机关的板垣在听到炮声后，马上打电话给事先因为“事变决心不够”而被蒙在鼓里的大队长岛本。岛本立即命令驻沈阳的小野第一中队和驻高桥的第四中队及驻抚顺的川上第二中队迅速向柳条湖方向进发。与此同时，川岛率领所属日军部队用原先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上的榴弹炮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兵开火。
然而，突发的事变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军事战略，而是日本政府、陆军中央部、关东军之间复杂互动的产物。一旦事变失败，关东军将为日本陆军本部承担责任，存在于各方之间的矛盾也会总爆发。
当晚，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仍在犹疑是否要全面进攻，只同意驻奉天部队集结以防备战事。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室主任高建介绍，本庄繁虽然也是好战分子，但在一个月前就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前夕，军部首脑曾特别对他说，关东军在今后一年内必须隐忍自重，万一发生纠纷，也要只作局部处理，努力不使其范围扩大。
本庄繁虽然也渴望战争，但毕竟不像手下那样冲动。月初，日本外相对陆军中央部的质询言犹在耳，从日本国内派来稳定局面的建川美次人就在奉天，态度暧昧不明。
望着沉吟不决的司令官，屋里的参谋们异常安静。他们知道，内阁制止不了自己挑动战争的野心，军部也鞭长莫及，但是司令官却足以做到。
恰在此时，奉天特务机关又发来第二封电报，称：“北大营之敌炸毁了满铁铁路，其兵力为三四个连，我联队正在苦战中，野田中尉负伤严重。”
这让本庄繁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他随即发布命令：全面进攻。同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至奉天。
14年后，因日本战败而自杀的本庄繁留下了这样的遗书：满洲事变发端于爆炸铁路这一排日高潮，关东军未受任何政府及最高军部之指示。全部责任均在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我一人身上。
日军杀气腾腾地冲向了北大营，当时，时针刚刚指向9月19日零点28分。
真正的惨剧就此发生。
九一八事变当晚，日军占领北大营。
80年前，一场由日本关东军蓄意策划的爆炸发生在沈阳柳条湖畔，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众所皆知的是，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二十余万东北军一月之内齐齐卸甲，将东北三省的大好国土拱手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东北自此沦陷长达十四年，一首流传甚广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一代人的耻辱和悲怆。
而在“九一八”80周年之际，“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用一批新发掘的史料，勾勒出事变背后的诸多细节，用一幅更为准确的历史图景反映出当日错综交织的政治角力。
爆炸
1931年9月18日，似乎和往常没有什么分别。
这天早上，因患重伤寒正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清早起床时感觉精神不错，便吩咐侍卫官谭海邀请一干政要到前门中和剧院看戏，还点名要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
这时，代理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老家处理父亲的丧事。而在奉天三经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公馆里，正是宾客盈门。那一天正是荣臻老父的寿诞。小楼当中摆设寿堂，冠盖云集，京韵大鼓名家张筱轩音喉嘹亮，余音绕梁，满屋大员喜笑颜开。
奉天的高粱地里已经挂满沉重的穗子，周边的农户都早早就卧床休息，准备迎接几天后的收割劳作。在后来的回忆中，日本陆军少佐花谷正用极尽抒情的笔调来描绘这一天的夜景—“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整个大地都在沉睡”。
而后，花谷正的语调突然变得狂热：“他们没有人知道，要不了多久，整个大地都将完全改变”。
晚上10点，位于商埠中心交通要道的奉天俱乐部里，舞会刚刚开始。英国主持人走到主席台上，优雅地对各国派驻奉天的代表们说：“起舞吧，亲爱的来宾！”
话音未落，就听到一声爆响，舞兴正酣的各国使节们不禁发出了惊叫。没过多久，枪炮声接踵而至。
旅顺关东军本部得知消息，已经是两个钟头以后的事情了。当晚，大尉片仓衷刚刚参加完在华同学会，带着酒气回到家，就接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电话。电话中称：“军机电报第一号，晚上10点钟，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北大营西侧破坏满蒙铁路，袭击守备队，双方正冲突中。”
接到电话，片仓惊慌失措地给参谋们都打了电话，通知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到三宅光治参谋长的官邸集合。自己只在和服上披了件外套，就急忙奔向三宅的官邸。
关东军司令部二楼突然亮起了昏暗的烛光。据三宅回忆，军司令部背后是漆黑的山峦。军部那栋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里，虽然每个房间里都装上了电灯，但因为军部从来没有在夜间办过公，就连二楼的司令官办公室和作战课办公室都没有装灯泡，因此只好点上了蜡烛。
到了司令部，参谋们面面相觑，大家都是匆忙而来，所以都像片仓一样衣冠不整，有的人甚至只穿了件浴衣，只有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一个人穿戴整肃，“甚至连勋章都戴得整齐”。
三宅盯着石原看了半天，觉得他的样子特别突兀。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三宅写道：当时，“石原脸上带着一种相当高傲的神情”。
少壮派
日军占领沈阳城。
无论在陆军士官学校，还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学，石原莞尔一直都是“不受欢迎的人物”。但这却并非因为他能力不佳，而是性格实在太与众不同了。
在纪律严明的军校里，石原莞尔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在同学们都埋头苦读的时候，他的课余时间基本花在与考试无关的“闲书”上。平时，石原就到处找同学侃大山，甚至设赌局坐庄，顽劣捣蛋之极，让老师们又头疼又没办法。
从陆大毕业后，被分到训练总监部的石原莞尔仍然是一个另类。第二师团师团长马奈木敬信回忆说：“聚在石原莞尔的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似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就这样，在训练总监部干了不到一年，石原就被派到武汉陆军中支派遣队司令部去了。那是1920年4月。
在武汉，石原的顶头上司是时任中国公使馆武官助理的板垣征四郎。从那时起，一直受人排挤的石原莞尔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知己”，并最终和他一起，成为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力。
在关东军内部，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石原的脑力，板垣的武力”。其中石原指的是作战参谋石原莞尔，板垣指的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
从190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到1929年成为关东军高级参谋，蓄意谋划侵略的板垣征四郎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早就处处留心中国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情况，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被称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而石原到了中国以后，最热衷的就是化装去四下侦察。最夸张的一次，他装扮成扛大包的苦力，生活了大半个月，中途还被国民党警察扒光了衣服，抄走最后的一个铜板，差点命丧码头。这些经历让石原逐渐摸清了中国底层的脉搏。
真正让石原和板垣走到一起的，是他们两个高度膨胀的军事野心和政治狂热。1929年7月，当时还任中佐的石原莞尔向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宣扬要用武力占领满蒙。听到这个言论的板垣十分赞同，回奉天后立即找来石原莞尔，两个臭味相投的家伙迅速凑成了一伙。
几个有着相同野心的军官—中佐石原莞尔，大佐板垣征四郎，少佐花谷正和大尉今田新太郎等逐渐形成了一个地下组织，每星期都聚会一到两次，专门研究如何侵略和统治满洲的问题。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计划逐渐成型。
回望历史，会发现三股力量的角斗一直贯穿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后—虽然著名的田中奏折早就昭示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但其后的发展却远远复杂得多。
积极筹划和推动事变爆发的，是关东军以板垣和石原为首的少壮军官。他们大多认为日本的政治高层和军事高层老朽腐败，日本需要迅速发动战争，把满蒙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而高踞政治核心的日本内阁却和关东军恰好相反，他们有着更深远的打算，更讲求侵略的策略和步调，暂时没有马上挑起战争的打算。而夹在中间的陆军中央部态度则相对暧昧，既要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又不能不顾及到关东军的利益。
尽管关东军少壮派的想法无数次被认定是疯狂的妄想，但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九一八事变就真的在这些年轻军官的手中，以一种“下层推动上层”的诡异方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