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的麻烦不同于以往，已经直逼其制度模式的要害，其改革的经济、政治前提一再受到削弱，人们常说的 “自我修复”能力值得怀疑。 第一，尽管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市场条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最成熟的，但其结构性失衡越来越严重，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积重难返。从2009年的数据看，金融服务业产值占美国全部GDP的 25%．是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一倍多。 第二，官方政策工具匮乏，刺激措施收效低于预期。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对产业部门、私人部门产生持续的刺激效应。一旦实体经济持续不振，美国股市将难以保持较长时段的稳定上扬，资本市场的反复波动又会直接影响民间创业和技术开发的能力，经济全面恢复的前景更加暗淡，出现“日本化”（即高债务、低增长）的可能或许无法排除。 第三，真正的麻烦在于美国的政治体制难以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充分注意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债务危机表明以茶党为代表的 “宪法原教旨主义”势力正在成为阻碍美国与时俱进的一道天堑。今后，美国“凡是派”和“改革派”或许会因朝野权力的转化而发生角色互换，但其政治短视、权力 “寻租”乃至互不妥协的程度却难以改变，决策危机和治理无能或许会屡见不鲜。 第四，在经济与政治困局之下，美国社会风险可能进入一个高峰值期。随着地方财政状况的恶化，基层公立教育资源及其质量、社会秩序及治安状况等也大不如前。在自身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水平有所下降的背景下，美国社会内部原有的紧张关系有可能加剧，因孤立事件而引发类似近期欧洲部分城市所发生的社会骚乱或许不再是危言耸听。 第五，美国信用经济泡沫破裂加大奥巴马政府进一步提振出口战略的实施难度。从根本上讲，中国、巴西、印度等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在短时间内难以扭转原有发展模式的惯性，难以成为拉动美国出口的主要引擎。与美国经济联动性最高的欧洲地区正遭遇同样的困难。日本长期面临人口老化少子、内需不足和市场萎缩的缺陷，也最终难以起到从外部拉动美国出口和重振制造业的重任。 “当今的世界，真是乱糟糟”。继“9· 11”事件击碎美国本土安全之梦，标准普尔之举则“捅破美国经济安全的最后一层窗户纸”。10年间发生的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先后使美国的外交和内政为人所诟病。尽管就此断言美国“大厦将倾”还为时过早，但美国国内治理步履艰难，国际稳定作用已渐现颓势。对世界而言，“麻烦的美国”势将成为一个经久的话题。 首先，“麻烦的美国”带给世界的是一种深刻的制度困惑。有西方媒体评论指出，酿成美国及发达国家此次危机的核心矛盾在于其“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超越了自身的限度”。政府为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则 “贪得无厌”，导致公共支出一再打破与财政收入的平衡，政府债务不断上升。要实现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除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外，福利项目也需要“瘦身”，民众必须“戒毒”。然而，在西方福利社会和民主体制下，要做到这一点可谓难乎其难。 追求民主、效率和稳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曾几何时，在西方话语垄断下，发达国家似乎是“达标”的样板，“制度经验的先进性”成为它们主导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软实力”来源。当下和今后， “麻烦的美国”其示范性无疑会降低。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也意味着探索在上述三大目标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难度和潜在成本增大。在前30年改革历史进程中，中国曾经把美国作为主要的参照系加以考量，特别是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深受美国的影响。如今，过度“惠及于民”的西方福利制度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则从另一侧面给中国下一步改革敲响警钟，特别是在未来中国人口红利减退， “人未富，身已老”的前景逐渐逼近的情况下，如何兼顾经济竞争力和百姓福祉，走好中国式国强民富之路，必将成为考验一代执政者和社会精英的最大挑战。
其次，“麻烦的美国”正在成为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财富梦魇”。通过经济全球化，美元霸权已经犹如布满世界各国、各个城市，“吞吸其（财富）血液的大小血管”，美元贬值不仅为当地经济带去输入性通胀压力，而且也使以各种债券形式回流美国的资金不断面临价值缩水之虞。尽管如此，中国、日本、俄罗斯、巴西等主要债权国仍然不得不继续增持美国债券。一方面缘于自身汇率长期与美元挂钩，国际贸易主要以美元结算，因此无法很快地改变外汇储备的“被动积累”；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一旦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将引起市场对美元的恐慌性抛售，导致美元汇率崩溃，美国利率高升和经济再陷衰退，国际需求跌降影响债权国自身对外贸易增长等连续性后果。如此困境，恰如元曲《寄征衣》所言，“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就未来而言，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当局对铸币权的滥用势必推动各债权国和增长型经济体转向外汇储备和金融资产的多元化策略，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敏感性、投机性和脆弱性也会相应升高。在新的一揽子全球性储备货币架构定型之前，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仍将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最后，“麻烦的美国”可能意味着其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将长期不足。在美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社保、医保和公共医疗补助属于维持社会福利基础的“强制性支出”约占40%。债务利息支出也是一项刚性开支，约占7%，且随着国债总额不断增大，其比例也将上升。可自由支配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0%，其中最大单项为国防费用。显然，这将是未来美国减少政府赤字的为数不多的“余地”所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就已经在国际安全责任上日益表现出“甩包袱” 姿态，国内赞成“更精简且干涉主义色彩较轻的外交政策”已不再是自由派民主党人的“专利”，许多无党派人士，甚至还有茶党的支持者也加入其中。这不仅将推动奥巴马总统加快从阿富汗等地撤军，而且有可能催生未来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调整，极有可能在拉美、南欧、中亚、南亚甚至中东北非收缩其军事部署，增大盟国或其主导的区域机制在一线处理各类危机的机会（如在今年3月北约对利比亚空袭中美军的“有限军事行动”所表明的）。由此，“动荡之弧”相关地区安全局势则可能发生剧烈变化，国际安全合作和全球治理的进程也将出现新的变数。对此前景，全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尚缺少全面分担全球安全责任的意愿与能力，在较长时期内还难以接续和创造一整套替代性公共产品。美国已不再可靠，但各国还不能不靠美国，这是国际社会将长期面临的另一个安全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