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气温接近34摄氏度，楼下那些已经站了几个小时的人开始“不耐烦了”。
可这个早年患了肺气肿的老人，尽管每说一句话都恨不得用尽全身的力气，却只能传出一点嘶哑微弱的声音。他担心，“声音不大，不知道女孩子听见没听见”，于是就颤颤巍巍地举起竹竿般细而苍老的双臂，不断来回挥着，“不要跳，不要跳”。
老人担忧的眼睛紧紧地盯着5楼。一个目击者回忆起，当时现场有不少人都在楼下大声喊着，想要劝慰那个“想不开的女孩子”。
一个穿着白色短袖T恤的小男孩一直大叫：“姐姐，你不要跳啊！”但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把灰色的喇叭递到孩子面前时，他却害羞地将脸藏进了妈妈怀里。
而80岁的金老太自打发现了这个女孩的跳楼意图后，整个下午就从没有放弃劝解。
已近百岁的周泽骅仍然在不停地向女孩来回挥手。他整整站了15分钟，直到双腿再也支撑不住。人们还记得，保姆将轮椅上的老人推回家去时，他仍旧努力地回过身来，冲着女孩的方向不断地挥手。
整个社会正面临跳“道德之楼”的问题，我们将要选择的，是跳下去，还是拯救自己？
沈戬在152号楼现场拍摄的视频，不但捕捉到了人群的哄笑和“跳啊”的声音，也捕捉到了老人周泽骅颤巍巍摇动着的手臂。这段视频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了两万多次，在优酷网上的点击量则已过百万。
有人看到这位93岁老人“身后尽是嬉笑的脸，等待别人鲜血换取瞬间刺激的看客”。也有一个北京女孩想起自己曾在公司大楼见到的跳楼场景：“（人们）在底下笑着等她跳，还有人起哄催促快跳。当女孩被救下后，散去的人群意犹未尽，骂声一片极度失望。”
一切正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所说：“这绝不只是哪一个小社区独有的问题”。同样，也并非哪一个城市独有的问题。
早在2003年5月9日的湖南省湘潭市，41岁的男子姜建民爬上一座五层建筑的楼顶，想要跳楼自杀。几名消防官兵登上楼顶，试图展开援救。
营救人员的劝解曾经对姜建民的情绪起到安抚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楼下的围观者越积越多，已经接近2000名。就在营救进行的同时，楼下却不断地发出欢呼、起哄声。有人吹着口哨，有人高喊“跳楼，跳楼！我脚都站麻了，再不跳我就走了。”
姜建民被喊声激怒了，他捡起身边的砖头向楼下砸去。
三个多小时后，姜建民在一阵阵喊叫声中向营救人员作了个揖，拱手致谢。然后背过身去，猛喝了一口白酒，纵身跳下，最终不治身亡。
而当他的身体重重地砸向地面时，围观的人群中传出了一阵掌声。
跳楼现场这样刺耳的起哄声几乎从未断绝，它曾出现在2007年的海口和成都，2009年的成都和上饶，2010年的鞍山，以及，2011年的上海。
在万俊人看来，“很多人都以为别人的灾难与己无关，甚至觉得看到他人灾难是自己的幸运，但假如你就处在这灾难之中又怎么办呢？”
“社会现在非常危险，人们已经没有羞耻感，没有好恶观了。”这位教授重重地叹了口气，“整个社会正面临跳‘道德之楼’的问题，我们将要选择的，是跳下去，还是拯救自己？”
几乎每一个人都承认现场有人起哄，但没有一个人声称自己参与其中，所有人都在指证他人
最终，女孩瘦弱的身体重重地摔在了救生气垫上，然后又被弹向旁边的排水沟，被送上救护车时，“脸上都是血”。
围观的人群中先是传来一阵惊叫，紧随其后的，是只有短短几秒钟的静默。
当时围在现场的人们，大多是在第二天的新闻里拼凑出了这个女孩的信息。她今年21岁，在安徽长大，目前在上海一所大学读大三。从5月份起，女孩租下152号楼的一个小房间。情感纠纷让她走上了窗台。
除了一处骨折和脸部擦伤，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她很快就出院了，并回到一直租住的小屋休养。她仍然是原来那个爱美的女孩子，因为脸部受伤，还曾紧张地追问急诊室的医生“将来会不会留疤”。
眼下，人们并不知道，4个多小时犹豫后的最终坠楼，是否与楼下的起哄声有关。一位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警方和居委会“两个喇叭对着响”，人声嘈杂，“下面即使有个别人说这样的话，上面肯定也听不到”。这名工作人员同时称，女孩最终不幸坠楼，则是因为“体力不支，摔了下来”。
但女孩那坐了59个小时火车赶到上海的父亲记得，女儿入院后曾经打来电话，用虚弱的声音告诉自己，“我胳膊受伤了，从楼上跳下来了”。后来，这个一直红着眼圈的父亲想要追问下去，女儿却“不吭声了”。
如今，这个曾经平静的小区因为起哄声而成为了舆论的焦点。记者在这里找到了十几个当时在现场的围观者，几乎每一个人在与记者聊起时，都承认现场有人在起哄，但没有一个人声称自己参与其中，所有人都在指证他人。
一个在街边买菜的女人说：“12点多有个神经病在叫的，就是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警察都叫她不要叫，后来就没有叫了。”旁边的几个人随声附和：“对对对，就是那个捡垃圾的。我们都叫她不要跳。”
不过，也有人说，“附近一个开小店的在喊，还有些什么人？不认识。反正不是我们。”
“她跳了我们有什么好处啊，大家都要将心比心。”旁边一人紧接着大声发言。
就在女孩家的楼下，当两三个人议论起这事时，人们就像被一块蜜糖吸引着的蚂蚁，迅速地聚集在一起。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里，就聚集了十几个人。讨论的声音大了起来。人群中，一个短发女孩担心地将食指放在嘴前：“嘘，女孩子回来了，别再刺激到她。”
一个长卷发的中年女人抬起头看了看5楼的窗子，继续大声说道：“她不会死的，她要死，早就死了。”
“好下来嘞！走下来要么跳下来都可以的。”有人笑着说。
“你爽气点儿，要跳赶快跳。”也有人抬头向楼上喊。
现场有人嬉笑着向木然的女孩做出“勾手”的姿势。在沈戬当天拍摄的视频里，围观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视频里模糊地传来类似“跳啊”的声音。
而叫嚣的人们与女孩之间的距离，不过十几米。
就在这位记者的身旁，两个中年男人甚至设立了“赌约”：“她肯定不会跳，不信我跟你打赌，跳了，晚上我请你。”这些人都让沈戬觉得，自己并不在一个跳楼现场，而更像是在一个“热闹的片场”。
然后，就在抱着肩膀围观和起哄的人们来不及注意的一个瞬间，女孩从5楼坠落。
“砰”，一声巨响。
颤颤巍巍地举起竹竿般细而苍老的双臂，不断来回挥着，“不要跳，不要跳”
人们怀疑，女孩是被起哄声推下楼的。
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邬佳文在女孩坠楼前的几分钟到达现场。他还记得人群中曾经传来一个轻松的男声：“这才多高啊，跳下来也不会死。”
而在沈戬一年零两个月的突发新闻报道生涯里，8月23日已经是他第六次接触跳楼现场，“几乎每一个现场都会有起哄者，但这次的人数特别多”。
除了女孩自己，也许再没有人知道，她最终坠楼是否与地面上人们“跳啊跳啊”的喊声有关。
毕竟，很多人都曾想尽办法营救女孩。周泽骅或许是所有营救者中最特别的一位。这个瘦高老人的住处距离152号楼不远。他今年93岁，头发和眉毛全都白了。这个虚弱的老人几乎每天都在复制同样的生活，坐在轮椅上被保姆推到小公园里和老街坊们聊聊天儿，或是在家用放大镜读读当天的报纸。
他每说几句话，都要伴以一阵剧烈的咳嗽。他的耳朵也不灵光了，有时，想要与他交谈的人不得不凑在他耳边大声地重复自己的问题。但8月23日的下午4点，他却仍从楼上的邻居那里听到了有人想要跳楼的消息。
坐在那辆钢圈已经生锈的轮椅上，老人来到了152号楼楼下。人太多了，他不得不站起来，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蹭着，直到警戒线前。他看不清女孩的相貌，只见到她“穿了一双运动鞋，脚在窗台下晃”。
周泽骅焦急地冲着楼上喊：“不要跳，不要跳，有什么事情回家和妈妈讲讲，就都解决了。”
周泽骅
有人抱着肩膀、面带笑容地围观，有人大喊“你爽气点，要跳赶快跳”，甚至有人为“跳或不跳”立下赌约。他们花几个小时围观那个坐在高处的21岁女孩，一点点耗尽她对生命最后的留恋。只有93岁的他，挥着苍老的手臂，用尽力气发出一点嘶哑微弱的声音：“不要跳，不要跳！”
没有人知道从何时开始，女孩爬到了五层楼的窗台外。
在8月23日上海这个安静的老式居民区里，曾经有人在匆匆经过152号楼时抬头看过一眼，“擦窗户的吧。”那人嘀咕了一声就走开了。直到12点多，住在一层的金老太出门倒垃圾时，看到梳着马尾辫的女孩坐在5楼的窗台外，双脚在空中晃荡着。
老人突然意识到，楼上的姑娘正打算跳楼。“好邻居，侬勿要跳哇！”老人惊慌地用上海话大声喊着。
下午1点半左右，接到报案几分钟后，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呼啸而来。距离女孩脚下十几米的草地上，巨大的救生气垫被放在上面。
一个女民警从6楼的窗户里探出身子，不停地和女孩讲话。他们还将一瓶矿泉水系在绳子上，从窗户外递到女孩身边。但是，女孩“从来没有理睬过”。
她在窗台上整整坐了四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她只是用右手紧紧攥住镶在窗框上的把手，另一手拿着手机，“打打、哭哭、停停”。女孩脸上带着种“累极了”的表情，有时，她会将头倚在窗户上，茫然地看着地面。
“有人跳楼”的消息迅速蔓延，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下午3点钟左右，现场的围观者已近两百人。有些是这里的居民，有些则是接到电话后从邻近的小区或商铺里跑来的。
紧接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现在了救援现场。
一个中年男人打着赤膊，趿啦着拖鞋一脸笑容地站在一旁。另一个已经头发灰白的女人回忆起，自己先是在家里嘟囔了一句“看什么看，要跳就跳啦，我们家的人看都不要看的。”但是没过多久，她就成了152号楼下看客中的一个。还有人中午先来看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动静，又去菜市场买完菜，继续回到这里围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个穿着白T恤、黑色长裤的女孩仍然坐在窗台上，除了偶尔打电话，换一下腿的姿势，她几乎再没有什么动作。
上海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沈戬接到市民的爆料电话后，在下午两点左右赶到现场。那时的他感觉到，旁边已经有人“等急了”。大部分人都从来没有在小区见到过这个女孩，他们嬉笑着议论起这个已经走到生死边缘的陌生人的职业和相貌：“长得不错嘛，是不是选错路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