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战事正在接近尾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西亚北非，人们的心情并不轻松。对某些国家来说，内部冲突、外部干预的风险尚未消除，地区稳定发展的前景也是迷雾重重。 引发西亚北非国家群体性动荡背景复杂，但观念落后、制度缺失、与全球化时代严重脱节是一个重要原因。传统的威权主义统治文化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长期疏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机制建设。那些已经或即将步入政治晚年的领导人面对急剧变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大权旁落，国家因此失去活力，大批年轻人无法找到自身应有的位置。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追赶现代化的过程，参与这一进程的国家都在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自我更新和自我丰富，与时俱进地推动自身的社会改革和转型，同时积极调整自己的内外战略。遗憾的是，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总体上是排拒的，实践是被动的。阿拉伯精英们更多地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担心“全球化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可以说，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被全球化”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国家简单地把阿拉伯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归因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过于强调伊斯兰文化的应对能力，对借鉴外来发展经验表现消极。这种相对封闭的态度既不符合当今世界潮流，也违背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阿拉伯世界错失了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看到了自己国家与时代发展的差距，他们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也是年轻人成为西亚北非此轮剧变主要推动力量的原因之一。 当然，阿拉伯世界对全球化时代的处境是有所反思的。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推出的“大中东计划”促动了变革的敏感神经，阿拉伯世界内部变革呼声日益高涨。阿拉伯精英撰文指出，政治改革已刻不容缓，不改革将难以适应急速变化的世界。2004年3月，在埃及亚历山大召开的阿拉伯改革会议上，阿拉伯各国通过了“亚历山大声明”。埃及在会上表示愿意成为阿拉伯国家民主改革的“试验田”，将根据人民的需要和呼声，在不影响国家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并且愿意将改革的经验供阿拉伯国家参考。同年5月，阿盟首脑会议又通过了有关阿拉伯改革的13点计划。一时间，“民主改革”成了阿拉伯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从其后的实践看，关于改革的话题基本上停留在讨论层面，观念转变和制度建设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国家为其政治地缘环境所困，忙于应对各种外来挑战。更主要的是，执政者担心，一旦改革触及宗教和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危及权力基础，执政者退让和妥协的空间将很有限。 如何改革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僵化体制，确立符合本国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发展方向，完成现代化转型？这是阿拉伯世界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现代化转型是一个涉及社会各方面变革的动态过程。对阿拉伯世界而言，首先需要传统文化的转型。尤其是传统文化中限制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部分，需要从全新的角度加以修正，从而使传统文化本身得到发展，并进而继续发挥其强大的行为规范功能和价值认定功能。 从这个层面上说，新生代阿拉伯政治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引领国家朝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现代化稳步转型，探索符合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因循守旧，简单从外部世界引进技术和制度，将难以改变目前的混乱状况。只有成为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才有可能避免在全球化大潮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以民众奋起推翻突尼斯、埃及独裁政权为标志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如今明显趋缓。政府为维持政权采取了强硬应对和谋求改革相结合的手法，反对派也逐渐失去了约半年前的反抗劲头。人们预想的“中东民主化多米诺骨牌”局面并没有出现。埃及选举日程被推迟，政变后的新国家形象仍不明朗。各国反对派拼命推进示威运动，但运动的前景并不明确，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详细>>> 像大多数美国观察家一样，美国情报分析人士常将中东目前这场运动称为“阿拉伯之春”，其不言而喻的含义是民主的诞生和自由，但一些资深分析人士认为应该给它取一个更中立的名称，比如“阿拉伯过渡”，它传递的是没人能够预测这场运动将走向何方的事实。 详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全球化的大败笔》的文章，指出欧美经济当前问题的核心是因为深受“全球化的危害”，除非出现大胆和齐心协力的领导人，否则全球经济的湍流将继续卷走就业岗位和资本。日本多摩大学教授中谷岩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更是批评全球化是一个“怪物”，造成世界经济不稳定、贫富差距拉大和地球环境被破坏。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重新审视全球化的思潮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更有学者指出，世界经济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领导人应该有所作为，通过制定成功的政策，向公众指出一条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新路。 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金融弱国”，中国的金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容易被他国影响，而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有限。经济结构矛盾、体质问题和金融业本身发展的滞后，都使得中国金融市场化无法一步到位，而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中国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保持“有限的全球化”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