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思考的就少了。这似乎有违直觉。
信息过剩的牺牲品
这个思想式微的世界与社交网络世界同时出现绝非偶然。尽管有一些传播思想的网站和博客，但是最普及的网站基本上是信息交流网站，旨在满足贪得无厌的信息欲望，然而这基本上不是能够产生思想的那种信息。除了充其量让得到信息的人觉得了解了情况外，这种信息基本上毫无价值。
我的一个搞艺术的朋友最近感叹说，他觉得艺术界很茫然，因为不再有哈罗德-罗森堡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那样的批评家，他们贡献出艺术理论，为艺术提供养料和能量。另一个朋友也对政治提出过类似看法。在民主与共和两党就削减预算问题争论不休之际，他想知道能够提升我们政治水准的约翰·罗尔斯们和罗伯特-诺齐克们在哪里？
对于经济，人们肯定也会有同样的看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政府刺激经济的投资理论将近80年了，如今他仍然是争论的中心。这并不是说罗森堡、罗尔斯和凯恩斯后继无人，只是说即使后继有人，在一个不需要思想尤其是使人激动、引起危险的大思想的文化中，他们也不可能受到重视。所有的思想者都是信息过剩的牺牲品，而当今思想者的思想也是信息过剩的牺牲品。
我们已经成为信息陶醉者，对我们自身和我们朋友圈之外的任何事情或我们与朋友无法分享的新闻都漠不关心，即使是马克思或尼采突然现身，高声宣讲自己的思想，人们也丝毫不会关心。
未来预示着信息会越来越多——非常之多。不会有我们不知道的。但没有人会去思考。想想这事吧。
我们生活在受到大肆吹捧的信息时代。借助互联网，我们想知道什么似乎马上就能得到信息。我们肯定是有史以来获得信息最多的一代人，至少在数量上是这样。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过去，我们收集信息不只是为了了解情况。那只是开始。我们收集信息也是为了将其加工升华，变成更有用的东西——将信息融会贯通变成思想。我们过去不仅试图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伟大的思想为我们解读世界和相互解读。
马克思指出了生产资料与我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弗洛伊德教我们探究自已的心理，作为理解我们感情和行为的一条途径。爱因斯坦改写了物理学。这些思想使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存在并试图回答生活中令人畏缩的重大问题。
信息对思想来说曾经是有用的材料，然而过去十年信息已成为思想的竞争对手。我们就像农夫有太多的麦子需要加工成面粉。我们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没有时间去加工提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想去做。
美国《大西洋月刊》7/8月合刊推出“本年度十四大思想”。请深吸一口气。这些思想包括“华尔街：一如既往”（排名第六）、“无事能保密”（排名第二）和本年度最大思想 “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过不是我们的”，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济日益强盛。
不再那么在乎思想
现在请呼气。你会觉得，这些思想似乎无一特别值得屏息以待。实际上，这都称不上思想，更像是经验之谈。但的确不能怪罪《大西洋月刊》错把老生常谈的东西当成真知灼见。思想已今非昔比。从前，思想可点燃辩论的火焰，激发不同的思考，引发革命和根本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思想能够渗入大众文化，让思想家名扬世界—— 尤其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有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美国神学家）、丹尼尔·贝尔（美国社会学家，其著作对美国政治经济有很大影响）、贝蒂·弗里丹（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卡尔·萨根（美国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等等。其思想本身就可以闻名于世：比如“意识形态的终结”、“媒介即讯息”、“女性的神秘感”、“大爆炸理论”、“历史的终结”等。
如果当今我们的思想似乎变小了，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在乎思想。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日趋式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令人深思的大思想，如果不能很快转化为金钱，其内在价值就微不足道，结果造成产生这样思想的人和传播这样思想的出口越来越少，尽管现在有互联网。大胆的思想几乎已经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