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工资条例》起草列入有关部门议事日程，2010年进入国务院二类立法计划。去年7月，全总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作客人民网时也曾表示，正在积极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加紧制定这一条例。然而，直到目前，这一条例仍然迟迟未能面世，甚至屡次传出搁浅的消息。
《工资条例》迟迟难以出台的背后，有来自于利益的阻力。条例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同工同酬规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无疑都涉及到各类企业的切实利益。这些有着话语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利益集团，难免会利用其影响力，制造出种种压力和阻力。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难产，也折射出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对于自己该拿多少钱、能拿多少钱，他们并没有多少话语权，而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甚至，连本该拿到手的工资，也常常被拖欠。每年年末总会见诸报端的“农民工数工资”的新闻照片，无疑正是其窘境的现实写照。
虽然有工会的推动、有人大政协的调研，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打捞起一线职工“沉没的声音”，仍存疑。而如果在《工资条例》的制定当中，一线职工仍然处于失声状态，只是企业、协会、大型国企和相关部门的利益博弈，即便出台了相关条例，仍然缺少劳动者一方的声音。
虽然《工资条例》的效用不明确，但这一条例无疑有着极强的意义。当前，无论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还是“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下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无论是垄断行业收入畸高，还是压低、克扣、拖欠工资等大量存在，这些分配不公的现象，都体现着“市场的失灵”，也都呼唤政府之手更为强劲的调控。《工资条例》备受关注，正是来自这方面的期待。
收入分配改革，属于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而《工资条例》的制定出台，涉及到一线劳动者的收入，是初次分配领域公平和公正的体现，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重要且基础的一环。无论是“提低”、“扩中”还是“调高”，都需要这一制度化的规定来保驾护航。
《工资条例》难以出台，也正印证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的重要和必然。这当中有劳方和资方的协调，无论是工资协商制度还是最低工资制度，都要在让劳动者满意的基础上，尽量减少来自企业方面的阻力。也有政府和市场的协调：面对一个市场化运作的企业，政府使用制度杠杆调节其利润分配，肯定有难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工资条例》需要的不仅是某几个部门的强力推动，更是改革整体的突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政策设计和重构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的是时间和智慧。
正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福特所言：“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即使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提高劳动者收入，同样是重要的问题。如果只是走低廉劳动力的“制造”之路，必定无法创造出高附加值，继而错失创新转型的发展机遇。这一决定着前行方向的改革，“躲不过、绕不开”，只有“坚定信心，砥砺勇气”，才能“不失时机地推进”，把握住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