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英雄
1931年，王明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贯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王明采用批判“立三路线”的手段作为推行自己错误路线的途径。每次会议，王明几乎都要将李立三叫起来进行批判，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时间长达7年之久。那几年，李立三在莫斯科过着小媳妇一样的生活。身处逆境的李立三毫不气馁，他一面接受批判，一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语，积极完成组织上分配的一切工作。李立三曾被派到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后来又被派到国际工人出版社负责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王明还指派他主编过《救国时报》。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当时正在长征途中，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并派代表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于是让在苏联学习的部分干部充当中共代表，李立三也作为一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王明妄图利用这次特殊的机会，选自己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坚决抵制，并向其他同志和领导指出这个选举属于非法。由于李立三的有力抵制，王明的阴谋破产了。 王明对此怀恨在心，不久即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曾丢失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泄漏了国家机密。当时苏联正在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很多苏联红军和苏共党员受到了迫害。苏联内务部接到王明的报告后，立即派专人对李立三实行监视。 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突然被苏联内务部逮捕，指控他是“日本特务”和“中国驻苏联特务组织负责人”。李立三被投入监狱，受到了残酷的肉刑。李立三不屈不挠，严词驳斥内务部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 李立三在监狱里待了600多天，前后换了好几座监狱，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李立三在苏联妻子李莎的爱情支持下，在她精神和物质的帮助下，才艰难地活了下来。 李莎是苏联共青团员，在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工作时，认识了李立三。1936年2月，他们结婚了，陈云等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李立三被捕后，李莎不肯离婚，被她就读的莫斯科师范学院开除了团籍，并被赶出他们住的房子。李莎花了6个月时间，走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监狱，终于找到了李立三。但是，政治犯是不能探监的。李莎每月从助学金里省下50个卢布，接济李立三。对来自异国的这片真情，李立三一直铭刻在心。 1939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审判。在法庭上，为了维护祖国尊严，李立三据理力争，彻底推翻了内务部的指控，并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把李立三送回了内务部。内务部又就南昌起义、广州暴动、中共六大等问题，说李立三一贯反对共产国际。李立三逐条予以反驳。李立三向内务部要了他们手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的文件，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写成100多页的批驳书，驳斥内务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终于和李莎团聚了。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监委会才作出结论：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统统搞清楚了，对他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1945年8月，苏联对外联络部通知李立三，无条件批准他回国，还祝贺他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年1月，李立三终于回到了阔别15年的祖国。
补上15年的课
说真话的代价
面对会场上的造反派，李立三强作精神，愤怒地吼道：“我绝不是什么里通外国分子，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证据？”说完以后，他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心力交瘁，再也无法忍受精神和病体的痛苦，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
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下了绝笔信：“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当看守人员走进房间时，李立三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李立三尸骨未寒，第二天，即6月23日，李莎和她的两个女儿被捕入狱。罪名是：苏修特务李莎在批斗会上命令李立三自杀成仁。
李立三的遗体被挂上“服毒者李明”的牌子，送进了火葬场。没有任何人给他送行，也由于没有家属，火化以后，他的骨灰没有保留，被当做垃圾扔掉了。
李立三去世后，60多位无辜者受株连被捕入狱。
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控制的“李立三专案办公室”，大搞李立三叛国集团专案。康生、江青频频批示：“值得追查”，“要彻底追问”。直到1975年8月，“中央三办”还认定李立三是“苏修特务分子”。
1975年，他们把关在牢里8年的李莎放了出来，押送到农村改造。受到牵连的几十个人也先后出狱，但不作结论，草草了事。直到1980年，党中央才重新审查了李立三的问题。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彭真主持会议，王震致悼词。令人辛酸的是，在应该放置骨灰的台子上只放了一副眼镜，那是李立三生前戴过的眼镜。李立三的骨灰没有了，李立三生前的衣物也没有了，他的夫人李莎只找到这么一副眼镜。参加追悼会的同志对着这副眼镜默默地寄托自己的哀思。
李立三沉冤13载，今天，他终于听到党的声音：“李立三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李立三的遗愿终于实现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
1967年5月20日深夜，造反派冲进李立三的家中。文字资料、来往书信等全部抄走不算，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也被当做毒草没收，照相簿和孩子的洋布娃娃，还被作为变修的证据也被统统带走。
6月5日，“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成立，按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全国56个“造反组织”参加其中。联络站发表公告说：窃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位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40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军、篡政活动忠实效劳。他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李立三的“罪行”迅速升级了，一个批判李立三的高潮就这样无中生有地掀起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型批斗会就进行了14次。“文革”中的一切斗争方式，几乎都在李立三身上试过、用过，可是李立三就是不肯认罪。无论白天晚上，每天总有好几批人到他家里，接连不断地进行审问，逼他认罪。68岁的李立三患有多种疾病，在这非人的折磨下，他血压升高、手脚麻木、头晕眼花、站立不稳，实在难以忍受。于是他前后5次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对他的“里通外国”的罪名进行辩诬，还请求批准他请几天假到医院治疗和休息，待体力稍稍恢复后再回来接受批判。可是，这些信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6月20日晚，李立三给毛主席写信，他相信毛主席是了解他的。他写道：“我成为华北局文化革命运动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已经快一年了。”“精神和身体所受的折磨已经非常厉害。”“我和我的全家都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刚写到此，造反派破门而入。李立三赶紧把这封未写完的信塞在床单下，来不及和家人打个招呼，就被揪走了。
以死抗争
这一次，造反派没有让他回家。他被关押在三里河一座私设的牢房里。一次，他被拖到批斗会场，看到自己的妻子李莎也被押来台上陪斗，他的心碎了。他的“立三路线”与善良的李莎有什么关系呢？30多年前，李莎在他蒙受苏联内务部冤屈时，放弃团籍，节衣省食，给他精神和物质上支持。1962年，中苏关系恶化，李莎又按照中央要求，放弃自己的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如今她又为他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如此折磨，天理何在啊！
李立三向李莎投去深情的目光，李莎害怕自己流泪，扭过了头。李莎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批斗竟是他们夫妇最后一次无言的见面！
李立三一回国，立即抓紧学习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和各种文件，向陈云等老同志了解当前情况，想尽快补上这15年的课。
1946年秋天，李立三担任了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和东北敌工部部长。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立三被选为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兼政务院委员、中央政策讨论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工委委员和书记等。
李立三任劳任怨，起早摸黑地工作着，因为他觉得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他深入实际，开展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法、运输汽车10万公里无大修、施玉海煤矿安全生产运动等等，都是李立三亲自抓的典型。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处理办法》和《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暂行规定》等有关文件。李立三要求各级工会都要办工人之家，替工人说话，抓好工人的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工作。1950年，李立三组织了100多人的调查团到中南地区的工矿企业实地考察工人的安全卫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情况。2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会企业管理》的文章，受到党中央的重视，被誉为是“企业管理、提高生产的指导方针”。
李立三为总工会的工作呕心沥血，换来的却是一顶顶可怕的政治帽子。
1951年12月，在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陈伯达给李立三定了调子，说他是代表落后工人的“工会工作中的错误路线”，犯了“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要在党内和全国工会系统中进行批判和纠正。此后，李立三离开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
1954年9月，李立三被免去了劳动部长的职务，罢官还乡休假。1955年，李立三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协助李雪峰工作。“三办”后来改为华北局，他担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庐山会议后，有人说李立三“里通外国”，又说李立三反对“三面红旗”，要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刘少奇的干涉下，李立三免遭此难。然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李立三实际是空有其职，不能正常工作。虽然如此，他仍不断研究问题，向上级提出合理化建议，希望尽力为党作点贡献。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怀仁堂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李立三坐在会场上聆听。报告中举了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把李立三与张国焘、王明、饶漱石并提。李立三听了很难过。3月3日，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党能看到他与王明等人有根本的区别，特别是在对待错误的态度上更有根本的不同。李立三说：“我希望将来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毛泽东接受了李立三的意见，在后来公开发表这篇报告的时候，删除了李立三的名字。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以后，共产国际召开了一系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行会议，专门听取李立三的汇报和检查。李立三接受了苛刻的指责和严厉的批判，终于以诚恳的自我批评态度，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许。然而，共产国际仍然认为李立三“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责令其留在莫斯科，改名李明，前往共产国际列宁学校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