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6日电（丁小玉）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最近，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俄语版对6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了采访，从他们的回答中，网民可以了解到苏联解体给6个前苏联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且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至今还影响他们的生活、思想和人生。本文共分两部分转载，今日是第一部分。
（一）拉脱维亚
伊利亚·盖勒奇科夫，经济学家。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最大的化妆品生产商“Dzintars”的总裁。这种存在至今的苏联企业在拉脱维亚已经十分少见。
在苏联时期，人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完全有保障的，他们有房子住，有工作。虽然吃住条件不如今天好，但是人们始终在微笑。普通人在这个一切都是“共有的”的环境中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如果你问我，想不想过回那种生活，我会回答：不想。对于有工作热情的人来说那种生活是有束缚作用的。我作为一名领导者没有任何自由。为了给工人发可观的薪水我打破了原有的一切制度。而当我拥有了自由，当我们可以自己支付聘请外国专家的费用时，我想我对这种现状是满意的。
雅尼斯·吉布勒斯，生于1958年1月。曾是卡尔加里冬奥会雪橇项目的冠军。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独立后的拉脱维亚的第一位旗手。现在他是一名教练。
毫无疑问，这是两个时代，两种体制。其中存在很大的区别。在苏联时期，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运动员都不需要考虑太多——体制就是如此。众所周知的是，私有经济是不允许存在的。如果你取得了什么成就，那么你会得到一笔工资。虽然这是很小的一笔钱，但是维持生活已经足够了，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
现在我们有自由的市场经济、开放的贸易口岸——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切都要通过竞争，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时代。在国家、经济、日常生活和人本身等等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变化。
以前一切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简单得多、人性得多，彼此之间更加理解、尊重。
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有很多缺失。那些上层的人比较幸运，但他们已经不再考虑社会底层的人。而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也看不到这个社会的上层。以前没有的那种对金钱和权利的渴望在现代人的身上统统体现了出来。一切成果与智慧不再属于集体。我们陷入自私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
里纳斯·卡乌别斯，生于1974年9月1号，摇滚乐队“头脑风暴”的队长和主唱。
我今年36岁，20年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数字。这36年的美好生活我是在我的祖国度过的——虽然是苏联和拉脱维亚两种不同的政体。说实话，不管是苏联时期还是拉脱维亚政府时期我都觉得很好，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给予我很多关怀和爱护的家庭。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音乐。
童年时期我很喜欢看卡通片，正是那时我萌生了对音乐的热爱。我尤其想要感谢那些苏联时期卡通片的制作者，是这些卡通片教会我理解音乐并且成为了我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我习惯称之为“来自东方的影响”。
我14岁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盘“Depeche Mode”（著名英国乐队）的磁带。应当承认的是，他们的歌曲完全改变了我的世界。对我而言简直是一场革命。过了几个月我就成立了“头脑风暴”，这个乐队一直存在至今。我把它称之为“来自西方的影响”。
你们肯定注意到了，我没有提及任何当时和延伸到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问题，因为对我而言这些并不重要，只要你的周围有爱你、支持你的人，你就能完成你的梦想。
（二）爱沙尼亚
安德烈·布斯杜斯马，导演，自2002年起于莫斯科学习，执导过六部电影和两部系列片。
1991年时我在塔林，就读于戏剧学院二年级。后来和同事还有朋友谈论到这个话题我才明白，当时要不是因为我们的学院和我们在读学生的身份，我们早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就算是活着，我们也会成为暴徒。
当时的国家乱成一团，人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切都消失了：没有钱，说白了就是什么都没有。当时在爱沙尼亚强盗横行，杀人案频发。
要说什么发生了改变，我相信首先是所有人都有了选择的权利，这给了你自我发展的可能性，进而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在这方面情况是变好了。
而变糟糕的是，思想贫瘠的人变多了。也就是说那时人的麻木的个性也带到了今天。我们永远把金钱放在首位，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失去了自我。
在90年代有很多人迷失了自己，现今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我认为，人们现在所处的境遇比那时要更加糟糕和贫穷。
奥利加·加拉加诺娃，从事私营生意。
1991时我9岁，关于那段时期我记得很多。我觉得苏联解体没有输赢之说。在出现抗议呼声的时候苏联已经是一个毫无生机的国家，所以苏联解体也是自然而然的。
我唯一能够说的是，所谓输了的人，是那些不能适应自由的爱沙尼亚的新体制和接受苏联解体这个事实的人。
我那时年纪太小，以至于记不清那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对于我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件大事。我的父亲陷入了不能再从事商业活动的困境中。但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并且从大学毕业，从事私营生意。现在我在休产假，同时教育自己的孩子。
20年过去了，我认为欧洲和俄罗斯还会有世界支配权之争。说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最终能够明白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同邻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维多利亚·费奥多洛夫娜，语言文学博士，网络刊物“俄罗斯之窗”主编。
我出生成长于塔林，199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我曾是一名共和国体制下的学生，是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爱沙尼亚共产党的一员。
这场巨大的变革影响到了方方面面，国内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
在1990年末我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留在莫斯科继续研究生的学业。我的女儿就出生在莫斯科。1999年我们才回到了塔林。办理手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我能得到爱沙尼亚国籍，因为我的妈妈1937年出生在爱沙尼亚。
当然，在我回国的时候我的祖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了。大众媒体、社会结构和形态、以及在那里生活工作的人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目前在爱沙尼亚没有说俄语的电视频道，没有每日出版的刊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而很难找到工作。
今后我能否不掩盖我是一个俄罗斯人的事实而留在自己的祖国，留在爱沙尼亚？我的孩子能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语（俄语）学习？现在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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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陶宛
Tadeusz Guretsky塔杰杜斯·古列斯基，26岁，以前是一名教师，现在经营一家为金属加工提供技术设备的企业。
1991年时我7岁。说道学生时代，我不得不说那时的生活非常艰难。后来我工作了，但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所以得到的工资缴税之后还是不够花。
后来一切开始步入正轨，工作生活条件都变好了，尤其是经济复苏时期。我是在2006年底开始经商的。我为他人工作，看到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效益，但我的薪水只有那么一点，我就在想，为什么不为自己打工呢？和我的家人商量过后，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在苏联时期这种想法是被禁止的，但是那时每个人都有工作和工资。现今的市场中有更多的商机。为了达到目标需要向市场投放更多的流动资金。以前一切都是公有的，而现在则是分散的。也曾经有人邀请我去国外工作，但我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而且我不想放弃它。另外，我的家人朋友都在立陶宛。既然我选择了创业，那么我就会坚持下去。
斯达尼斯拉瓦斯·雅吉马维丘斯，52岁，劳动保障顾问。他的家庭在立陶宛加入苏联后被驱逐出境，斯大林逝世后被允许回国。他就出生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开始的几年我很难找到有稳定的薪水的工作。后来我明白了，要在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寻找工作。
我从事社会保障的工作。在苏联时期有经验的人工作是有保障的。这条原则现在依然适用。
但年轻一代耐不住等待。他们永远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什么并且坚信，如果明天找不到一份月收入5000欧元的工作，那就意味着失败。他们担心自己没有房子、买不起车、还不起贷款。但实际是，他们越想加快脚步，他们反而前进得越慢。
那些拥有较好的专业的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应用到现今的市场条件下。他们的生活往往是令人满意的。
机会当然有很多，但机会并不能代表一切。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灵活的思维和创新的能力，这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下都是通用的。怎么利用它们来获得成功那就要看你自己了。
叶琳娜·康妮兹卡娅，俄语教研室副主任，维尔纽斯国立大学人文科学博士。曾被授予斯洛文尼亚的最高荣誉功勋勋章。
如果我在苏联解体后出生，首先，我不可能在立陶宛的俄语小学里完成学业。其次，我不可能作为本国人进入莫斯科大学，聆听当时最杰出的学者的讲座，也就不可能后来回到维尔纽斯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很高兴的是，我的妈妈当时已经在俄语学校工作了40年，但在苏联解体那年她通过了立陶宛语的考试，上了年纪的她居然又找到了工作。至于我的女儿，她出生在莫斯科，拥有维尔纽斯大学和华沙大学的双文凭。在整个欧洲这个大环境中她生活得自由舒适。所以说苏联解体让所有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这是这场社会变革带给我们的好处。
让我有些担忧的是，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角度上看，现在有些人被自由冲昏了头，这样的人在政府中也有，他们的想法足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我的工作和学生息息相关，现在有天赋有能力的年轻人开始大批移民国外，他们要在只要不是立陶宛的地方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开始明白：立陶宛的未来是不乐观的，因为失去了有创造力的高智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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