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7日电（丁小玉）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最近，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俄语版对6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了采访，从他们的回答中，网民可以了解到苏联解体给6个前苏联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且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至今还影响他们的生活、思想和人生。本文分两部分刊载，今日是第二部分。 （四）格鲁吉亚 维多利亚·多德莉亚，26岁，美国环境监测发展署格鲁吉亚项目助理。 1991年的时候我7岁，但我对那个时期有着很深刻的记忆。在格鲁吉亚发生了内战。我记得那时的害怕、枪声和食物紧缺的状况。当时我们不得不点着蜡烛上课。 我出生在苏联，但成长在一个新的社会。这是摆在我面前的既成的事实。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维持现状。我可以算是这场是会变革的受益人。 由于苏联解体人民选择了自由。对于我个人而言拥有完全的自由，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责任。我愿意为这样一个自由文明的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你很难想象，当时我被禁止出行，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被限制。对我而言苏联时期的那段历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现在是资本主义时代。所有的人都会英语、电脑、网络，媒体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这帮助人们互相靠近。我完成了学业并且去过了美国和欧洲。 说到前苏联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20年对于这样一个历史巨变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改善国家关系之路漫长而艰难。 尤里·米其朵夫，60岁，摄影师，曾经与著名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一起工作。 我很难忘记1991年的1月。那时南奥塞梯开始了战争，我和BBC的同事一起去了前线茨欣瓦利（南奥塞梯首府）。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战争的可怕面目：被摧毁的房屋，居民们惊慌失措的表情，战壕中饥寒交迫但仍在顽强抵抗的警察。过了11个月我又在我的家乡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目睹了枪击事件，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比那时要好的多，但穷困潦倒的人也比那时要多得多。 我算不上是幸运的人，因为灾难就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边。就算是后来道路重新修好，建筑重新粉刷，也无法掩盖我心中的阴影。 苏联自己断送了自己，而我们似乎从来都不属于它。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所经历的，和当年在半封建社会建立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历程如出一辙，这一点让我很高兴。 我希望格鲁吉亚可以成为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国家。我现在的工作和青少年有关。我教授摄影艺术和其他艺术科目。艺术的原理和人类的存在是息息相关的。我认为我的工作很重要，因为我在传播自由的种子。
（五）亚美尼亚
鲁宾·木拉加，36岁，程序设计员。
对我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是最好的时代，那时我就读于埃里温物理学院，沉迷于文学和程序设计。
正是这样苏联解体对我而言反而是一件好事。苏联的解体让我有机会成为炙手可热的人才。因为当时的程序员已经习惯于苏联时期使用的电脑，而对于现代化的的信息技术和系统一窍不通。
实话说，我觉得苏联不能简单的用“好”或者“坏”来评价，用它们来形容这个国家都不太恰当。当时国家的制度变得低效而且不合理。这正是苏联解体的先决条件。
有一次我和我父亲一起喝啤酒。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后我的父亲抱怨说，啤酒的味道不好。他年轻的时候啤酒味道很好，海鲜也更鲜美。那时我忍住没有说，不是啤酒有问题，而是您，我亲爱的爸爸，您已经老了。
但从那一次我就明白了，人们对苏联所持的态度和年龄是有关系的。那些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在苏联时期度过的人，更容易怀念过去的日子。而对于我们这一代，对于苏联的记忆已经所剩无几。
我们这一代没有见到过当年的建设场面，没有体验过便宜的飞机票，没有经历过阿富汗战争，我们现在的生活虽然平静，但是稳定。我们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了。
纳弗拉德·米尔郭年，35岁，社会学家。
我记得很特别的一个细节，我们在天鹅湖（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中心的景观湖）举行了一个毁掉红领巾的仪式。
我并不是一名反苏维埃人士，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亲俄派。除此之外，我当时就读于埃里温的一所俄语学校。但是我有民族思想，呼吁民族独立和统一。我开始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感兴趣，而在这之前我对这个领域毫无涉足。
1988年时我们就住在共和国广场附近，我看到苏联的士兵和装甲车，在军队进入埃里温时大家都人心惶惶。我也亲眼见证了那时亚美尼亚民兵在冲突中牺牲。
在那时的我看来，苏联解体可不是什么好事。亚美尼亚由于苏联的解体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个体。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是获益了的，因为我们开始学习自己的语言，我的孩子们很好的掌握了自己的语言。另外，我们能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亚美尼亚人了。
但是我对苏联的记忆并不是负面消极的。我有一个幸福的苏联童年，那时我是一名少先队员，同时还是班长……
要让我指出这些年的变化，准确的说，生活在变好的同时，有些东西也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出现了个人主义的萌芽。
2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不会再有“东欧新生国”、“后苏联时代国家”这种陈词滥调出现，但同时又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问题，社会冲突仍然存在。
阿尔谢·卡拉别加，37岁，建筑设计师。
完全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1988年2月20日的第一届卡拉巴赫会议。到现在我还记得亲身参与历史事件的那种激动的心情。
我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但是很难不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后来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一样，参与到了这次事件中。我的父母虽然有所顾虑，但还是在思考和决定上给予我完全的自由。现在只要想到，我们的孩子从历史课本上学到的事件，我们曾经经历过，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在我心中亚美尼亚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当年的亚美尼亚共和国虽然属于苏联，但那是亚美尼亚人自己的国家。让我高兴的是，我的国家没有在这场变革中分崩离析。现在是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承担国家责任的时刻了。
但是我们无法在自己的国家自由的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这是我的很多朋友亲人移居国外的原因。
（六）阿塞拜疆 哈吉扎·伊斯麦洛娃，34岁，广播电台记者。 当时我15岁，是一名学生，但是我试图看清事情的本质。我下课以后去参加地方会议，组织地下青年组织，故意破坏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我和我的朋友把全民公决的通知直接扔到了垃圾堆里（这些通知都是由我们学生来发放的）。我们还在墙上写反苏联口号，挨家挨户的敲门怂恿人们抵制全民公决。 在1990年这种怨恨终于爆发了出来，我们开始抵制俄语。甚至那些在俄语学校上学的学生也开始拒绝使用入侵者的语言——这种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终于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但对我们而言这并不是结束。苏联解体使得各地不断爆发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我失去了亲人和朋友。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的童年是在难民营中度过的。对我们而言冲突平息才意味着胜利。 现在独立的阿塞拜疆被专制统治占领，这里是整个欧洲最亵渎“自由”这个词语的地方，但我们仍然为我们的独立感到高兴。 维克多·卡尼耶夫，40岁，建筑行业企业家。 1991年1月时我结束了两年的苏联部队生活回到了家乡，当时我所见到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已经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那时迎接我的是国内的一片惨淡、民不聊生和严重的民族纠纷。这和1988年我离开家乡去远东地区服兵役时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对苏联解体不持乐观态度，因为我知道这个结果只对部分追求个人利益而不考虑人民的未来的人有利。我周围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在苏联解体中我算得上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无法找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我的亲友中有很多人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离开了阿塞拜疆，他们觉得民主在这个国家难以实现。 现在我努力在这个环境复杂的国家里生存下去，但我已经不期待它会有什么改变了。 我觉得再过20年在很多前苏联国家经济会有所增长，但在阿塞拜疆可能一点改变都不会发生。当石油资源耗尽的时候，这个国家将会永远停滞不前。 艾民·米利，31岁，知名博主。 1991年我还是一个孩子，当时完全不知道国内外发生的事情。苏联解体对于全国人民都是一件和痛苦的事情。解体之后很多矛盾冲突开始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极权制度的出现。 我记得解体后的第一年我们的钱勉强只能够解决吃饭问题。我觉得那时我每天做的事情只有为了购买一块面包而无休止的排队。 此外我还记得那种充斥在那个时代的自由精神。有一次我的父亲带我去参加一场有大约一百万阿塞拜疆人参加的和平示威游行。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我到现在也忘不掉那个场面。 现在我生活的国家可以随意购买面包，但这是否代表我已经拥有应有的权利和自由了呢？ 不久之前我刚刚结束了我17个月的牢狱生活，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批判阿塞拜疆当局，虽然我写的都是真话。我被有条件地提前释放，但我不知道未来在我身上还会发生什么。我的一个朋友本来要办一场摇滚乐会，但几天前遭到了有关部门的禁止——这简直和当年的苏联政府如出一辙。 20年后的我们会怎么样？我只希望我们不要回到苏联社会，我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