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焦虑——
●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王志强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
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没有户口，就难以申请经适房、廉租房；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
上大学、读研究生、上班……王志强在这里生活了12年。猛回头，他才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
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
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群体，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入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像王志强这样的非农籍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财富焦虑——
●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即使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心态怎么会平和？
错过了北京东四环边上一套住房，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李正平整整后悔了6年。
当初，李正平已经交付订金，可一时犹豫，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时，这套房子尚不足80万元，如今涨到380万元。小李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已属中等。但就是这样的收入水平，挣足300万元，不吃不喝，也要30年。
可是，同样是1998年参加工作，就职于证券公司的同学刘力在父母帮助下，很快就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2001年又在郊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2005年，眼看着房价要涨，刘力又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如今，虽然刘力背负着不少贷款，可三套房子只住一套，另两套出租，用租金还贷绰绰有余。而三套房子的市价已经超过了1100万元。
当然，李正平也有房子住。他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次分房，以较低的价格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老旧的“房改房”。虽然李正平没有贷款，可与刘力相比，单房子的财富差距，已近千万元。
娶妻、生子、请保姆……七八年来，李正平全家蜗居，生活十分局促，焦虑如影相随。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文中采访对象均用化名）
让更多的人不再焦虑
●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
公务员连年热考，大国企万人追捧，移民课热火朝天……近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个现实值得关注：很多人因工作、生活、前程、财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这就是社会焦虑，它正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
焦虑感广泛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原有社会关系打破，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由此强化了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一旦认为自己的未来不可预期，唯恐“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焦虑的种子就在内心萌芽。
社会焦虑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飞船上天，蛟龙下海，高速公路贯通城乡……这些年，我国各地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民生幸福的同步增长，物质丰富也未必换来百姓内心的安宁和美。
毋庸置疑，现在日子变好了，但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仍然滞后，民生改善仍待加强。改革深入推进，不少人在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如果基本生活缺少“兜底”，怎能不对未来产生担忧？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一些人进了城，却无法融入城市；失去了土地，却无法找到生计。面对这样的现实，怎能不让人慌恐？
归根到底，产生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它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缓解社会焦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改变失衡现象。
首先，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应当是任何社会优先考虑的目标。政府应创造条件，让每一位社会劳动成员都能获得一份有稳定报酬的职业。有了就业，就意味着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有了缓解社会焦虑的基础性前提。
其次，大力推动社会公平。“房奴、车奴、孩奴”……现实中人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问题，根本上讲，是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无奈与无助。上学、就业、个人发展……如果这些社会活动都能按规则运行，不是拼关系、背景，而是靠能力、水平，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小很多。
第三，尽快完善民生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减少后顾之忧，对未来生活也就有了一个清晰的预期。一句话，当人们不再为基本生计惶惶不安时，社会焦虑才可能缓解。
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被焦虑所困扰？应该如何避免社会群体焦虑，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从今天开始，本版推出系列报道“关注社会焦虑”，希望读者朋友们与我们一起探讨。 ——编 者 就业焦虑—— ●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 7月底，当拿到那张薄薄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接续证明，刘继军长吁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稍稍有些宽舒。 上班、下岗、做生意、找工作……这一连串的变化，让42岁的刘继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1990年，21岁的刘继军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东南部某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经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继军下岗了。 10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 刘继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 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继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2010年，刘继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根本不够。想想这些，心中茫然。 事实上，受就业焦虑困扰的何止刘继军这一代人。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 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