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是天使还是魔鬼？ 从《世界新闻报》发端的“窃听门”事件正在持续发酵，并挖出萝卜带出泥：英国的另两份小报《每日镜报》和《人民报》也开始被怀疑牵扯其中，曾担任其记者的希普韦尔向《独立报》坦言，“不论是《人民报》还是《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其实相当常见。”而年初才接替拉里·金担任美国有线新闻网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英国知名媒体人皮尔斯·摩根也被扯了进来，因为摩根当年也曾出任编辑，“难以想象他对此一无所知”。 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暴，简单的一棍子打死，或者盯住新闻集团不放，或者硬着头皮袒护，似乎都不是理想的应对方式，毕竟如媒体所说，“艰难的新闻监督路上，没有一家报纸的关门值得庆祝。”“窃听门”背后，凸显了实践“新闻自由”之路上的各种纠结，如何在市场价值、社会责任、个人权利等诸多重要目标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点，考验着包括传媒大亨、媒体人、政府以及公众在内的所有人。 简单地将“新闻自由”奉为天使，抑或贬为魔鬼，都是非常粗糙的，如何辨证分析与看待这个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对奋斗在走向和谐社会之路的中国，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以制度化的方式探索并建立权力、资本与新闻自由的均衡点，无疑是“窃听门”事件带来的第一个启示。“新闻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当作不言自明的普世价值，源于人们在市场经济生产方式下产生的美好预期：用“新闻自由”这“第四种权力”，作为监督和钳制权力，避免权力的共谋，来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同时诸多先驱者真诚的相信，“自由”的机制，能够让各种信息通过交锋和辩论，推动人们去认知真相，最终达至某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但显然“新闻自由”不是存在于纸面上，抑或者存在于真空之中，现实世界中的新闻自由，必然是以某种生产方式为基础，并与之相适应的。 西方的“新闻自由”必然追求市场竞争优势 市场经济这个外部环境，决定了最终的新闻自由不可能仅仅是某种抽象的价值，而必然是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体现新闻自由的载体，必须符合这种规律，并在市场竞争中获胜。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之所以走到今天，首先是因为他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借助典型的煽情报道，借助各种猛料、内幕、独家新闻等等，赢得了市场的青睐；而所谓市场的青睐，是通过受众，包括那些在“窃听门”暴露之后愤怒不已的大众，对《世界新闻报》等小报的偏好实现的。 这些猛料、内幕、独家新闻，满足了消费者窥探他人隐私的需求，阅读之后带来的愉悦，使人每每不能自拔其间，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无限膨胀的内幕挖掘，实际上是以被挖掘对象的隐私损失作为代价的。从新闻集团的角度来看，迎合、引导、放大乃至纵容受众窥探他人隐私的负面偏好，固然在短期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同时也迫使其自己的行为日趋走向公众容忍的底线，而最终当他越过了这条底线的时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终于酿成了今天的局面。 另一个作为外部环境存在的，是政治权力。媒体虽然要监督权力，但这种监督必然按照一定规则进行，无论是公开规则或者是潜规则。“窃听门”中引发持续不安的特点在于，人们发现原先应该彼此制约的新闻媒体与权力，竟然实现某种形式的“合谋”。但坦率说，这种“合谋”始终以某种方式存在，姑且不说小报高度发达的英国，即使在美国，也有类似情况。“维基解密”披露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文件以及国务院电报等事件中，试图与《纽约时报》合作，但后者拿到爆料之后，很自觉地跑去白宫商议宣传的角度，这种“自律”便是某种“合谋”规则的体现。因为这样，所以《纽约时报》才能成为白宫“指定”的最主要放话媒体之一，持续获得其他报纸所不能得到的“内幕消息”。 这些游戏规则同样不是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经历各种互动、博弈、纠结之后的产物。同样的，这些具体、鲜活而真实的互动、博弈与纠结，也很少坦白明了地出现在新闻自由的教科书里，因为和普世价值的光鲜形象相距甚远，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世界。面对现实和真相，是需要勇气的。
警惕资本的新闻自由
就此而言，任何媒体都面临着“社会责任”、“商业收益”、“与权力的关系”三者间的博弈。按照教科书的解释，理想的新闻自由，毫无疑问社会责任应该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即使以爆料为主的小报，似乎也不宜偏离过远。默多克惹出的麻烦，恰恰是“窃听门”中显示的，“商业收益”压倒了一切，“社会责任”变成了无限制挖掘各类隐私“合法化”的外衣，“与权力的关系”则通过各种公开或灰色游戏，与权力共谋，为挖掘隐私创建必要条件。
这时的新闻集团，这种类型的《世界新闻报》，已经不是媒体，而是媒体化的资本，它实践和追逐的已经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而是资本的新闻自由。英国民众、媒体同业以及其他各种的强烈反弹，与其说是针对默多克，针对《世界新闻报》，不如说是针对无限制扩张的资本逻辑本能的反弹。放任这种扩张的后果大家都很清楚，当然同时值得思考的是，允许资本扩张到这种地步的，正是公众本身。相比而言，同样由新闻集团在美国运营的某些媒体还没有走到《世界新闻报》这么远，公众的偏好与取舍，功不可没。
关注默多克，透过“窃听门”看“新闻自由”，不是因为猎奇，而是因为利益相关。中国同样在追求完善自己的“新闻自由”，因为从“孙志刚事件”开始，直到最近的温州动车追尾，各种公共事件中，蓬勃发展的新闻监督，已经成为一种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但“窃听门”展现了“新闻自由”失去控制，或者被资本掌控后可能展现出的某种极端情况。一种回应可能是，中国的新闻监督还没有充分发展，因此无需担心。这多少让人想起“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如何未雨绸缪，完善各种安排，确保媒体发展，以及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实践，建立并完善一个相对健康的舆论环境，恐怕是每个人都需要认真思考并仔细实践的问题。就此而言，借助“窃听门”，透视和反思“新闻自由”，对当下的中国，是弥足珍贵的机会，应该而且必须好好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