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思想渊源 奥巴马主义起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在冷战结束后、“9·11”事件后和乔治·W·布什卸任后的新世界里，美国不能也不应当表现出二战结束后几十年里其外交政策特有的大胆与独立。这一观点的大致意思是，美国领导角色有利于美国海外利益的传统想法不适合用来指导未来的行为举止。它们酿成了罪行与大错——例如上世纪50年代初在伊朗，后来在越南，以及最近在伊拉克。为防止进一步的苦难，美国应当摒弃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迷恋，集中精力与其他国家在平等基础上共同谋求世界公益，认识到在世界舞台上给予合法性的是多国机构。 有两大思想造就了奥巴马主义。一是美国百余年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往往咄咄逼人而非克制有度，挥霍浪费而非共用共享，尽管我们自身存在民主缺陷却仍傲慢地倡导民主。因此，美国有诸多需要道歉的地方，包括未能体谅他国，拒不充分听取他国的意见，自私地谋求美国的利益而不顾全球利益，过于关心美国的主权、独立和行动自由。第二个思想是，多边组织最有希望约束美国的权力和节制我们国家的武断。 奥巴马总统2009年6月在开罗演讲时宣传了这一美国历史观，那次演讲至今仍是他就任总统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宣言。在经过精心推敲的演说中，奥巴马称“殖民主义剥夺了许多穆斯林的权利与机会”，从而解释了美国和穆斯林之间总体上的糟糕关系。奥巴马歉疚地指出，美国对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的反应“使我们做出与我们的理想相悖的行动”。他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确立可接受的国际行为的标准，无非是自私自利地想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他人，注定会无果而终。他宣称：“凡是让一个国家或群体凌驾于另一个国家或群体之上的世界秩序都必然会失败。”在此，他谴责据他认为过于自负和不受限制的美国权力，宣布他将不受美国的以往劣迹影响。
向进步学者取经
兜圈子策略 对一个总统来说，将战略付诸行动是一项艰难而又棘手的挑战。实现部门间合作并非易事，政治压力常常迫使总统屈服或做出违心之举。奥巴马的国家安全政策犹如一锅意识形态大杂烩——有时在思想理论上是“现实主义的”（强调权力和实际利益），有时又是“理想主义‘的”（支持传播自由）。有时他出手强硬，比如派“食肉动物”无人驾驶飞机袭击恐怖活动目标和英勇地在巴基斯坦突袭杀本·拉丹；有时他又出手软弱，比如2009年6月对伊朗境内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示威者未予鼓励，以免冒犯伊朗当局和损害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外交行动。有时他言谈谦逊几近于卑微，比如开罗演讲；有时，他又吹嘘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意义。 当奥巴马显得优柔寡断或反复无常时，其根源通常不是想法发生冲突，而是他的想法和他的政治需要之间发生冲突。奥巴马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但他一心想要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并意识到，要实现他不合常规的战略抱负，就必须维护他精心培育的政治形象——一个不耽于空想的人物，一个弥合开明派与保守派之间往日分歧的温和人士。因此，他有时乐于遵从国会和公众的常规期望。奥巴马著名的务实主义——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进行他曾严厉斥之为彻底失败的伊拉克战争和继续保留他曾称之为耻辱并承诺要毫不拖延地予以关闭的关塔那摩拘留设施——证明，他很清楚自己旨在约束美国的战略所面对的政治风险。 奥巴马总统善于应付批评，其办法就是直面抱怨，（有时误导性地）声称他基本赞同批评者的观点。他处理人们对其利比亚政策的主要怨言的方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种兜圈子策略使奥巴马得以表明了在政治上深得人心的立场：他拥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同时仍忠于他让美国受到更多约束的目标。就利比亚问题而言，这种策略使他得以夸耀自己的领导制造了一个让其他人虽然完全不能胜任却跃跃欲试想要填补的真空。 深化多边机制 阻止美国“单边主义”——并在总体上贯彻奥巴马的战略远见——的关键是要深化美国参与多国机构的程度。这样奥巴马才能在他自己的任期结束后继续束缚美国。他主张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承诺“重新献身于”联合国的组织结构。他拥护进步条约，宣称嬴得参议院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联合国关于妇女权益的条约是其工作重点。 奥巴马还致力于使“跨国法律”运动合法化，政治进步人士借助这场运动来约束民选政府官员的权力。“跨国法律”运动绕开立法机构的办法是声称政府管理者和法官应当把它的思想作为“权利”予以采纳。这些新的权利——关于战争、军控、死刑等法律——不是基于国家宪法或国内成文法，而是扎根于形形色色的国际“准则”、“合乎习惯的”法律以及学者、活动家和法学家当中的“共识”等理念。进步的活动家觉得民主立法机构拒不支持他们的想法，“跨国法律”运动创造性地回应了他们的受挫感。 这场运动的主要捍卫者之一高洪柱曾担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有大量著述论证“跨国准则企业家、政府准则倡议者、跨国问题网络和诠释界”可以在他所称的“抵制单一民族独立国家”过程中战胜政治多数派。 奥巴马还任命高洪柱为国务院最高级别律师，在这个职位上，他在诠释战争法律方露发挥了作用，并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关于国际刑事法院条约的跨国会议。 与传统外交决裂 在二战结束——美国在那时实现了它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后的几十年里，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在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诸多根本性思想上达成了一玫意见。这些思想是：美国的决策应当以美国的利益而不是全球的利益为转移；传统意义上的美国领导权对于促进美国及其主要伙伴国——它们也是民主国家——的利益必不可少；美国的力量总体上是世界公益的推动力；与国际合作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应当珍惜美国的主权和捍卫其独立自主采取行动来保护美国人民及其利益的能力。 正如我们所见，奥巴马总统和他的顾问班子对这些思想持怀疑态度，或者说彻底予以抛弃。 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奥巴马总统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不是僵化刻板的空想家，能够灵活变通。但他对历史的诠释、对待主权的态度以及对多边机构的信任塑造了他对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领导权的看法，使之有别于以往的总统。在利比亚问题上，他听命于联合国安理会，拒绝担任联军领导者，这一切说明他更关心约束美国而不是在利比亚取得什么具体结果。 他的宏大战略是与美国在上个世纪形威的外交政策的历史决裂，利比亚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相对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指责奥巴马在外交政策方面随波逐流的批评者都错了。他很清楚自己想走向何方，他的难题在于，假如他坦率地提出他的战略，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愿意追随他。
奥巴马认为，美国“既不能退出世界，也不能试图威逼世界归顺”。因此，他主张，反恐战略应当“运用美国的各种力量而不仅仅是军事实力”。他承诺要把美国的对外援助与坚持要求进行改革来打击贪污腐败相结合，他说：“我这样做不是以庇护人的姿态，而是以伙伴的姿态——一个对自身欠缺有所警觉的伙伴。”这番话的实质内容毫无争议，几近于平淡乏味。引入注目之处在于其阐述方式将美国描绘成一个奉行军国主义、以施惠人自居的恶霸。
在宣传美国的这种形象时，奥巴马和他的国家安全班子利用了政治观点进步的美国学者和思想家的大量著作，这些学者和思想家严厉批评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而且不仅仅是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
其中一位思想家萨曼莎·鲍尔现在是奥巴马总统的特别助理。在2003年为《新共和》周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鲍尔称，由于“国际机构无疑约束不了美国的意志”，美国的单边主义导致了国外学术界普遍形成反美情绪。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妮一玛丽·斯劳特——后来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国务院的政策规划负责人——也敦促无论是谁接替小布什总统都应当为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道歉。在2008年2月《公共福利》周刊上一篇题为《保持谦逊的正当理由》的文章中，她写道：“新总统该表现出谦逊了，不能只是说说而已。总统必须让美国人对自己、对全世界承认，我们在‘9·11’以后犯下了严重乃至可悲的错误——攻打伊拉克，容忍虐待和藐视国际法，否认全球变暖现象的存在直到飓风摧毁我们最钟爱的一个城市……”
这一切有肋于解释开罗演讲的悔恨论调，从中还可以看出奥巴马决心开创历史先河，从体制上和法律上约束美国武断地、独立地为了自身特殊利益而采取国际行动的能力。
斯劳特和鲍尔绝非美国知名大学的激进与鲁莽之人。事实上，她们对美国历史的批判看法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看法。她们的圈子就是奥巴马的圈子。他提拔了不少跟他一样的进步学者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很显然，他们影响了他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以及改变美国在世界上的职责与作用的战略。
左派和右派都用“犹豫不决”和“漫无目的”来形容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对待利比亚战争的策略。他的政治友人和敌人都悲叹他在利比亚没有明确目标。
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政府的策略具有逻辑性和连贯性，其战略考虑远远超出利比亚。
“自我遏制理论”
从2007年和2008年的竞选以来，奥巴马一直宣称要转变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上任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如何努力实现这种转变。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变得不那么武断、自负、势利了，不那么专注于美国人民的特殊利益了，也不那么刻意维护美国的行动自由了。诚然，他没有像承诺的那样断然终止在伊拉克的战争，而且向阿富汗增派了兵力。但那些妥协反映了这位总统关于一切皆有可能的务实判断，并不体现他关于美国最终应当成为哪种国家的信念。
当利比亚发生暴动时，奥巴马决意，无论什么结果都不如让美国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规定重要。真到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安理会做出批准，他才同意就利比亚问题采取行动。
北约的任务尽管范围不大却仍遇到麻烦。北约缺乏美国拥有卸不肯提供的飞机、弹药等资源。
再者，没有了美国的领导，盟国继续就战略问题争论不休。而奥巴马总统表示，要保护全球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在利比亚取得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批评者抱怨美国前后不一致大概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鉴于奥巴马有意改变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与作用，美国政府对利比亚的政策合情合理。他的雄心壮志是新颖而宏伟的，尽管阐述时所使用的措辞暗示出对一贯政策的支持。它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学说——奥巴马主义。
美国抵御苏联威胁的策略最终被称为“遏制理论”，而奥巴马主义也许最终会被称为“自我遏制理论”。或者借鉴冷战时的外交政策谋略，更恰当地说是“克制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