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公开表示，教育部支持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改探索，但任何学校改革都须依法办学。此语一出，引得各界猜测纷纷。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分析，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前日，南科大学子网上发表公开信，为自己“被高考”而求助，集体表示不参加高考。 “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教育部发言人的正式表态，将南科大推入了“被收编”的尴尬境地。正如熊丙奇先生所言，“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加之此前深圳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南科大的所有去行政化改革，事实上已全部结束。” 从筹建之初，南科大就被舆论广泛关注，被视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旗帜而寄予厚望。有不少专家学者甚至期待南科大的改革和第一个吃螃蟹的大胆举动，能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通过推进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修订国家《学位条例》，建立学位认证体系，打破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全新的政府和学校关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这样的改革愿景显然太过理想化，教育部此番表态无疑让之承载的改革希望悄然破灭。 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南科大“被收编”令人遗憾。但实际上，南科大不被收编又能如何呢？它只能成为一所体制外、计划外的招生的非学历机构，学生不可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毕业后不能考公务员、不能考研究生，甚至可能影响到就业；而从教育去行政化的角度来说，作为另类教育个体的南科大，这根本就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 在当前的教育语境下，单纯的一所或几所大学去行政化——几个大学领导由官员变为职业，由任命改为遴选，几百上千学生看重素质看轻学历接受“创新教育”，其实“无关大局”，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事实上，教育去行政化必须要从低端做起，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以学术自由和大学精神而言，制约“自由和精神”的不仅是官员化的大学校长，行政化的大学管理，还与另外一个主体(学生)密不可分，与整个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层层的教育行政化之下，大学的行政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所处于国民教育高端的南科大的存在，无法发挥“鲶鱼效应”，倒更像是一条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徒具观赏价值，随时可能因为“器皿”破碎而半路夭折。 南科大的学生和家长表示拒绝参加高考，拒绝回到体制的框架内，愿意承担因此所带来的风险。我赞赏和佩服这种坚持到底的教育勇气，但大多数的学生却没有条件和能力承受这样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对于南科大问题的高度关注，其实正是对于整个国民教育体系改革的殷切期盼，因为这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