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我。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邬吉成？”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我立即乘车赶到了305医院。进了医院的楼里，我径直进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我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担任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随口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二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前，我们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最早开始举行对周总理悼念的仪式的。 当周总理的遗体从305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我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我亲眼目睹了从305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动形成的送殡队伍的壮观场景。人们虽然悲痛万分，可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1月14 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大姐敬献的花圈，邓大姐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总理的亲属，队伍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午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召集参加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况发生要多做劝说。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老人。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示，并嘱咐会场布置好后一定要有专人检查。 我还要说一件事，这是一个从未被披露、人们闻所未闻的秘密。因为毛主席最终没有出现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主席没有到场的缘由，却没往毛主席原本是要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方面做推想！ 但是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我在追悼会开始前，却切切实实接到了毛主席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是汪东兴亲自给我下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脚歇息。 也正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点。但毛主席最后为何没有到场，其原因我无法猜测，这在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 追悼会后，将依照周总理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在那里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冬季昼短，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不愿散去。在这种情况下，送骨灰的车子出了人民大会堂，就会被群众发现，很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车子不好通过，还有个安全问题。 汪东兴问我：“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我说：“只有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于是，我们就按这个商议进行了部署，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部队。 最后，周总理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进行顺利，只是让群众多等了个把小时。 周总理在临终前召我到他榻前，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总理的日子里，我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人要多很多。 三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病逝起因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又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1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 住进医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从朱老总病情恶化到昏迷期间，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部分领导及老同志，到305医院探望了他老人家。 7月5日下午，我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305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望他。看到朱老总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痛涌上我的心头，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自己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后，曾守卫过中央首长开会、娱乐的礼堂和俱乐部，轮流到各家首长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 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长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日，朱老总爱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后期，我曾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负责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的警卫工作。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交谈时那飞扬的神采，那有力的手势。 进北京以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合，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交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德处的医护、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 我因此两次到万寿路新六所4号楼朱老总住处，请康克清大姐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妥善解决相关问题，最后形成了康大姐和工作人员双方都满意的意见。事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 3月19日那天，我在朱老总家开完会，到院子里欲乘车返回时，正碰上朱老总在院子里散步后往自家走来。我立刻上前与朱老总打招呼，问候老总近情。朱老总对我说他自己的身体还不错。我当时感觉他气色精神确实挺好。 作为周总理追悼期间长时间守候在现场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我还记得，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临近90高龄的朱老总到305医院作最后的告别，他站在周总理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离开时显得心情异常沉重。 1976年2月，养成抄录领袖诗词习惯的我，还将报纸发表的朱老总《喜读主席词二首》，抄在小本子上。 ……而此时此刻，又一位革命前辈，一代元戎将要撒手人寰了。 四 送走了朱老总，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恶化，不久就进入异常紧张的地步。中央陆续向各地发过几次电，通报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说全国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对毛主席不久于人世，是有一定精神准备的。 1976年9月9日，经多方全力救治无效，一代伟人毛主席“停止思想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共中央随即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料理毛主席的治丧事宜。 治丧委员会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由党、政、军、北京市等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这个办公室共有七个组，警卫组的负责人有北京卫戍区的吴忠、公安部的于桑等。参加了这年几次重大治丧活动警卫的我，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次治丧工作。警卫组的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常坐守在那里值班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马盼秋。 9月10日晚，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主席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订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限度。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贯彻实施，几位副处长，像李钊、毕景荣、我等人，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 在我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诸多副处长中，只有武健华和我两个人被指定参加在群众吊唁时的守灵任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一两个小时。 每次守灵人员的名单，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我在读报时发现，除了武健华和我两个警卫工作者以外，其他为毛主席守灵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我感到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好几位副主任，各个处还有那么多处长，警卫处里也还有十来位副处长，怎么就选中我参加守灵呢？我做了种种推测：也许在警卫组里，我是长期处在警卫第一线的，大概是让我代表第一线的警卫人员。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曾是毛主席警卫班的一员。当时毛主席警卫班的成员，要么不在北京，要么脱离了警卫工作，我则既在北京，又在警卫工作岗位上，特别是仍守卫在毛主席的身边，所以荣幸地成了他们的代表。 吊唁仪式到9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毛主席的遗体要从大会堂移至某地暂放，并将在那里进行防腐处理，我参与并目睹了整个过程。在起运前，毛主席的遗体先从水晶棺取出，移到密封的氮气帐篷里。新华社长期担任为领袖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从各个角度拍照了毛主席的遗容后，遗体被抬上了专用的汽车。 警卫组从安全和保密的角度为行动做了周密的考虑，遗体的运送按预先的布置，组织了两个车队，张耀祠带领的一队，护送着毛主席的遗体，出人民大会堂西北门，直接开至某地。汪东兴也在这一队坐镇。 第二队由我组织带队，汪东兴布置任务时对我说：“你再调两个人，乘一辆车当前卫。”我随即召来了庞廷经和高振普。我们这一队也是出人民大会堂的西北门，然后向东经南、北池子，过了北海大桥，从北门进入中南海。 大概不会有人想到，这兜了一大圈，担任迷惑任务的车队的主车上，乘坐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排在党内第一位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华国锋在中南海换车时，把我叫进了他的轿车，我们再从西门出来，驶往暂放毛主席遗体的某地。 到达目的地后，华国锋下了轿车，在临下地下室时，他还问我是否跟他一起下去。我想我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地护送到这里，下去并没有我要做的工作，就说：“我不下去了。” 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从开始到结束，长达10余小时，场内外始终庄严肃穆，秩序井然。会场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卫戍部队、公安干警等，共动用警力23500余人，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