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海中共“一大”会址（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中共建党９０周年·中国聚焦
中共更加客观坦诚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
新华网上海５月７日电(记者李云路 许晓青 蔡敏 沈洋)位于上海市区兴业路７６号的中共一大会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前夕进行例行维修。虽然那闻名的青砖黛瓦间杂红色西洋雕花的石库门房子几乎被一层层的脚手架包裹，但照常开放的纪念馆依然访客盈门。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迄今已有约１５００万人次前来参观。
９０年前，古老贫瘠的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１０多位平均年龄不到３０岁的共产党人代表全国５０多名中共党员在位于法租界的这所中西合璧建筑中，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如今，这些人均已离世，中共已经拥有党员近８０００万名。中共经过６０多年的执政，也已带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陈公博
正在上海留学的荷兰小伙弗·阿·克莱弗在中共一大会址的一幅照片前驻足良久，照片上这位长相英俊的男青年是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１３名代表之一陈公博。克莱弗有些不解：“介绍上说他已经脱党，并被处死，为什么还被允许摆放在这里？”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１９２２年秋脱党，１９３８年投敌，充当汉奸。抗战胜利后以叛国罪被处死。”——陈公博的照片下印着这样的中英文说明。
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陈列了参加一大的全部１３名出席者的照片，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委派参加会议的包惠僧。
１３名出席者中，既有新中国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也有在红军长征时进行过分裂活动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张国焘；既有与毛泽东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董必武，也有因在抗日战争中充当汉奸而被处死或判无期徒刑的陈公博、周佛海。
仔细观看说明会发现，照片陈列顺序既非按职位高低，也非按姓氏笔画或拼音，而是根据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立的时间先后，分别列出了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北京、广州、旅日早期组织的代表。
虽然参加一大的代表们最终选择的道路有别，担任的职务不同，最终的归宿相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一样，但作为党的创建人，毕竟是一段客观的历史，所以中共对他们“一视同仁”地加以介绍，对他们在建党时期的活动和贡献给予肯定。
据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介绍，最初并非如此陈列。
１９５２年，一大会址纪念馆建成时，有关出席者的资料，只陈列了６名，后来曾增加到７位。把１３人全部陈列出来是在１９８６年。但照片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上也有所选择：毛泽东等前８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并排在最后。直到１９９９年新馆扩建，照片才一样大小，并按照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先后陈列。
“将包惠僧放在最后，因为他不是正式代表，而是陈独秀指定的出席者。”倪兴祥说。
自称是一大会址“守门人”的倪兴祥已经在这里工作了２７年。“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晴雨表’，从１３名出席者在这里的‘命运变迁’，可以看出中共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他说。
普遍认为，中共一大纪念馆出席者陈列顺序的变化是中共坦诚开明的一个折射点。时隔８年多相继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称《党史》）第一卷（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和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也以“成就讲够、错误讲透”的修史态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
“只有真实地呈现历史原貌，才能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骄说成功，不讳言失败，这是任何一个成熟开明的大党应有的风范。”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党史》两卷本“著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２００２年９月，《党史》第一卷出版之际正逢中共十六大召开。今年１月《党史》第二卷出版，迎来了中共成立９０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表示，《党史》两卷本既充分肯定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又客观分析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探索，“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这是撰写《党史》的根本目的。
翻开１７０多万字的《党史》两卷４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林彪……一些曾被“脸谱化的人物”，在这里得到了更加客观的评价。
曾参与《党史》第一卷编撰工作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东朗对记者说：“比较典型的是对陈独秀评价的变化，对这位在建党历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中共创始人，总体而言评价越来越客观中肯。”
《党史》不仅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贡献，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并指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固然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共产国际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已不再使用“投降主义”一词，而表述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或者是“右倾错误”。
对王明的评价也如是。《党史》既指出他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抗战时期的“右倾错误”，同时也对王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八一宣言”，以及他在东北抗日联军问题上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陈独秀、王明等的评价，是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党内问题上的折射。随着中共建设思路的变化，对党内问题的看法当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一个以抓经济建设，以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己任的政党，是能够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看待问题的。因此，只要对国家和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人，无论后来有怎样的曲折变化，都会进行客观呈现。”戴焰军说。
这样的例子，在《党史》二卷本中多有枚举。比如关于林彪，《党史》既对林彪集团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进行彻底揭露，同时也肯定了他本人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
即使对蒋介石，《党史》在论述上也采取客观态度。在论及蒋介石与周恩来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庐山谈判”中，评述说：蒋介石虽然仍表现出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的合作、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倾向，但是承认国共两党合作的表示，毕竟是有利于实现全国抗战的。对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党史》也作出了一分为二的评价。
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区别，也是书中比较新颖和客观的提法。《党史》第二卷分析说，“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及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建等领域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同时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不仅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若干重要成就：第一次成功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首次进行地下核试验、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当然，这些成就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取得成就应该更大。
事实上，尊重历史原貌，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要求。但因为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比如一段时间“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使得过去中共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存在不够全面和客观的地方。经过一定时期的沉淀，特别是中共自身思想路线的端正，对很多历史问题愈益采取开明坦诚的态度，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趋势。
李东朗说，中共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在其执政期间能够有这样的治史态度，恰恰体现了这个政党坦诚开放、成熟自信的风范，以及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建党宗旨。
来自河南安阳滑县的农民工严东月，和已经移民西班牙的杭州人王彩玲，久久凝视着正在整修的一大会址。严东月所在的施工队正在一大会址对面搭建一个大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举行建党９０周年的“红歌会”；而王彩玲服务的西班牙餐厅“庄源”也因毗邻一大会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让她的生意十分红火。
虽然已经在上海待了两年，严东月和王彩玲都还没有参观过一大会址。“不知道会维修成什么样子，开放了一定要去看看。”他们表示。
倪馆长介绍说，维修后的一大会址除了强化防水和防蚀功能外，颜色可能会变“淡”。“也许有人会奇怪，９０周年了，怎么不把自己弄得亮丽点？让颜色淡一些是为了更符合老上海石库门房子的本色，更加接近历史原貌。”他说。
毛泽东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参加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 邓恩铭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 李汉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陈公博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公博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周佛海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是北京代表，一大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刘仁静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 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 在一大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 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 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 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 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王尽美（1898--1925）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王尽美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