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中国——“草根”阶层见闻
一路看过去，眼前的风景变得更加微观、感性、立体、饱满。从百姓的衣食住行，到区域经济发展——我们试着从细微处观察中国，并将这点点滴滴汇集起来，勾勒出“微观”中国的众生群像。 毫无疑问，中国民生的发展与改善， 凝聚了亿万中国百姓的期待，而一个国家的发展，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人。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2011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支出将达到10510亿元，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业水利、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等支出也有大幅度增加。民生支出合计将占中央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这一支出比例表明，中央对民生问题的重视程度，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 面对新旧问题交杂的中国民生现状，改善民生，破解难题，不仅需要坚定的国家意志，更需要科学的实施方案和有力的现实行动。 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高音喇叭是50多岁的老王头买的，就架在自家二层小楼的楼顶上。 从我记事起，村里就只有一个高音喇叭，在大队(现在叫村委会)的屋顶上。村领导时不时地用它“宣布个事儿”，召集村民开个会，喊某某某来大队取信，或者告诉大家“某某某家杀了一头猪，现在还剩两个后腿，想买的赶紧去”(这种商业信息是收费的，目前的价格是一次一元)等等。而“×××，你妈喊你回家吃饭”，更是在大队的高音喇叭中无数次地真实发生。 高音喇叭，在村民心中，那就是村里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想到，老王头竟然买了一个。 老王头的话语权 老王头屋顶的高音喇叭，在功能上类似于互联网的微博。老王家的大事小情、喜怒哀乐 ，每天都通过高音喇叭走进每家每户。 老王头心情好时，高音喇叭里永远播放着《朝阳沟》等豫剧选段；心情不好时，老王头会厉声地在全村人耳朵里拿自己的老婆出气：“你个傻娘们，又跑哪里浪去了！都几点了，还不回家做饭！还想不想过了！” 刚开始，村民们还觉得新鲜好玩，把它当个乐子看。不时还有人请老王头帮忙发布个卖肉卖菜的商业信息，老王头通常会乐呵呵地照办，不仅嗓门比村干部的大，而且还不收费。 但时间长了，许多人开始不满意了。一来，爱听豫剧和老王头家八卦信息的实在不多；二来，太吵；三来，找的人多了，老王头也不太爱帮着广播了。于是，就有人提出了抗议，结果，受到了老王头当面或者当众(在高音喇叭里)愤怒的反击：“有些人就爱多管闲事！哪个法律规定我不能在自己家里装喇叭！有本事你也装一个！” 时间久了，用村里人的话说，也就没人和他一般见识了；用老王头上中学的小女儿的话说，没人能随意剥夺别人的话语权。 其实，老王头的底气不在高音喇叭和话语权上，而在于“自己有钱”。 几年前，老王头的大女儿高中毕业后去了南方打工，据老王头说，现在开了一家大公司，很有钱。大女儿不经常回家，但经常往家寄钱。 普通村民老王头盖起了村里少见的二层小楼，架起了高音喇叭，拥有了话语权。老王头还多了一个绰号：方便面 。因为他经常炫耀自己经常吃方便面，而且“吃多了也不觉得怎么好吃”。而在这个普通的村庄，方便面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常消费品。 老王头的话语权先是在家族内部展现。兄弟姐妹 、七大姑八大姨家闹个家庭纠纷，办个红白喜事时，大半辈子没出过风头的老王头开始变得喜欢主持个局面，发表个意见。每当有人反对时，老王头都会正色呵斥：“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天天 不知道好好赚钱，就知道瞎闹！”时间久了，亲戚们也不和他“瞎闹”了。 后来，老王头的话语权开始在村里展现。尽管大部分村民对他不以为然，但据老王头公开表示，通过“活动”，当上了村委委员。 成为村干部以后，老王头开始对村务发表意见。但在这个村支书都不爱发表意见的村庄，老王头的意见也就是发表一下而已。 唯一的变化，是每逢国庆、春节，老王头都会穿着大女儿给他的“警服”(其实是保安服)，晚上在村里村外巡逻一圈，用老王头的话说，这叫站岗，是要保证村里的节日安全。 许多村民都把老王头当笑话看，“村支书啥都不管，你逞什么能！” 谁也不服谁 现任村支书是乡上干部兼任的。据村民们讲，因为前任村支书和村主任 “干了几年，村里的事什么都不管，只知道自己捞钱，后来被大家告了，县上乡上也来人调查过，不知道什么结果，反正现在都不干了，村支书在县城买了房子，全家搬走了”，前任村主任在家接着当农民。 但留下的是村里的烂摊子。村里的街道是30多年前修的，现在大坑连小坑，下雨下雪满地泥。村头的一些农田据说被卖给了附近的企业，协议签了一二十年，但承包的农户说自己毫不知情，天天闹着要赔偿……多年的矛盾积累使得大部分村民很不满意，少数村民变得极端。 只要是在村庄范围内发生任何“和公家有关的事”，比如农网改造架电线杆，比如为改善水源新修的水塔，少数极端的村民都会跑来阻挠，有的甚至拿着菜刀。他们的条件只有一个：先把我的事解决了再说。 而村子里大多数有威望、有能力的人，这些年都陆陆续续到县里、市里工作、生活了。留在村子里的，要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么谁也不服谁。 所以，这个村子，除了老王头，几乎没人主动愿意当村干部。用村民的话说，该卖的早卖光了，该捞的早捞完了，谁愿意管这烂事。 所以，村支书是由乡上干部兼任的，没什么事一般不过来。村主任至今空缺，村里的日常事务，由另一名村委委员代管着，不过，他的家人和朋友们经常告诫他：少管闲事，少惹麻烦。 所以，这个照常运转的村庄充满了个性：“有钱人”老王头依旧在高音喇叭里讲述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坑坑洼洼的街道上有时会突然冒出一段新修的路面，但只限于修路者自家门前；极少数人不时拿着菜刀，愤怒地冲向任何一个可能或正在发生公共事务的现场…… 春节期间，村里的大街小巷挂满了彩灯和灯笼。每当夜色降临时，古老、偏僻的村庄流光溢彩，精神焕发。每一个村民都很高兴，经常指着灯笼说：“你看，真好看。” 而这次整个村庄的张灯结彩，缘于腊月里某天晚上几个村民酒后的闲聊，起初不过是想凑钱在自家门口的巷子里热闹一下，好看一下。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最后，绝大多数村民自发凑钱完成了这场“亮化工程”。 于是，这个村庄几年以来不可思议地“漂亮”了一次，连路面上的大坑小坑仿佛也变成了笑脸。 当然，由于这次纯属村民的自发行为，所以没人阻挠，甚至连那些爱拎着菜刀拼命的，大部分也高高兴兴地掏了钱。 回到老家的当天晚上，妈妈逼着我出门看了一眼满街通红的灯笼，然后对我说 ：“多漂亮！像不像北京？” 他们都是“过客” 一条小小的“村村通”公路，竟会有那么多汽车在跑，显然，这条路修得太窄了。 兔年春节期间，在安徽省东至县 的一条“村村通”公路上，由于道路过于狭窄，两车会车时，经常会有汽车滑下马路，跌入路边的油菜地。 这条路经过的一个村子，叫姜东村 ，是由原来的卫东村、姜坝村合并而来。村子紧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升金湖 ——世界稀有珍禽丹顶鹤、白枕鹤的冬春栖息之地。 走进姜东村的姜坝街，一排排整齐的楼房，一条条水泥路延伸着。不远处的升金湖，湖面上鹤群飞翔、游艇飞驰，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画卷。近年来，姜东村按照新农村建设规划，以姜坝街为中心向周边延伸，一个村子，已渐现城市雏形。 年轻人：咱也是“有车一族” 新的一年，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姜东村的小汽车越来越多了。 2011年2月3日，正月初一。姜坝文化室内人声鼎沸，二楼是一年一度的姜坝文化室年度理事会议，一楼的图书室里，不少年轻人在翻阅图书。 “平常来这里读书的都是学生和老人，这段时间不少返乡农民工也来这里看书读报，不过，平时门口可没那么多车。” 姜坝文化室常务理事周凤炳说。 文化室的外面是一个广场，逢年过节，这广场总会有黄梅戏的演出，而此时，广场停满了汽车。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正月初五，这天，姜坝文化室组织中小学生象棋、乒乓球、篮球等比赛，不少家长或亲戚都开着自家的小汽车来观战。 “我们没有专门去统计过年期间多了多少辆轿车，但是粗略地估算，光姜坝应该有100多辆吧。”姜东村党总支书记周俱乐对记者说。 周俱乐告诉记者，姜东村每年有800多人在外务工，这几年日子好过了，购买小轿车也不再是农村的新鲜事，每年春节期间，开新轿车回家乡过年的人越来越多。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0年春节，外出务工的姜东村民共买轿车约80辆，而2011年春节则飙升至160辆，平均近25人拥有一辆汽车，汽车保有量不亚于地级市池州 。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千人汽车保有量为128辆，而我国目前千人汽车保有量是37辆。如果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汽车保有量应该是1.7亿辆，姜东村的千人汽车保有量达到40余辆，超出了平均水平。 留守老人：他们只是“过客” 但是，这些汽车只是这个村庄的“过客”。 疾驰的汽车、欢腾的人群和火热的消费只出现在每年腊月二十四到正月初九。正月初十开始，这些汽车的主人就要驾驶着它们奔赴中国东部的“上、中、下”三个方向，指向沈阳、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州、深圳，也有为数不多的汽车驶向合肥 、安庆 。 离土不离乡，是这个村子外出打工者的共同信念。因而，这些人务工致富不忘家乡，每年都会捐款建设家乡，如修路、架桥、文化娱乐设施建设、资助女童，乃至在家乡创办企业。 因为，这个村庄依然保持着古老的“聚族而居”的形式。 据资料记载，在600多年前的明初，朱元璋的一纸“移民”政策，让当时瓦屑坝周边的几十万人背井离乡北迁到池州、安庆、合肥一带。有资料显示，现今安徽人的先祖，60%以上都来自江西。 或许与当年的移民路线有关，在这个隶属安徽池州市东至县的村落，与别处不同，它的方言与安庆市对岸的大渡口镇 同属皖中江淮官话 区。但是，由于发音和赣方言相近，有学者认为可划归赣方言。 因而，在共同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大背景下，无论多远，外出务工者都要回家过年。于是，就出现了汽车“扎堆”的场面。 但是，这些汽车不属于这个村庄。 姜东村街西组的周东升老人告诉记者：“也就是这几天车子比较多，平时别说是车子了，大白天都见不到几个人影。20年前的热闹村子我做梦都想看到。” 周东升家正对着公路，去年，他的老伴还被一位村民“车主”给撞了，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 当年轻人陆续外出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这个村子就会寂静下来。不幸的是，外来的新生事物、观念在短暂的停留后又随他们离开了，对于只有老人和孩子的姜东村来说，需要的只是一日三餐和完成家庭作业，因为这些现实安稳。 政府：要把“汽车”留住 一边是国家级湿地保护区，一边是皖江 产业转移示范区江南示范区。姜东村一个紧挨，一个近在60公里内，这个行政村并不是没有发展潜力。 村民周翠林 ，1986年开始在深圳和广州等地打工，2009年春节，回家过年的周翠林选择留在家乡，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在深圳购买的私家车。她说：“现在打工不需要出去了，在家里也可以找到工作，从楼阁到胜利一路上都是服装厂。”楼阁和胜利是国道上的地名，离姜东村不超过10公里。 周翠林现在在胜利一家服装厂担任产品总监，“每月能挣3000多元工资，比外面也少不了多少。”对于现在的收入，周翠林很知足，“最主要的是，我的孩子告别了留守儿童的日子。” 2月8日，在东至开往合肥机场的大巴上，记者见到一位在深圳创办公司的周兰英。她说：“我曾经在家里考察过，也想过买地建厂房，但是发现这边的环境还是不行，我还下不了决心。” 对此，姜东村党总支书记周俱乐表示：“回乡创业虽然还没成大气候，但是相比从前，情况好了很多，相信随着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会有越来越多的‘大雁’飞回故乡。” 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宗健对记者表示：“目前，回乡创业和就业是一个大趋势，随着池州的发展，在家乡就业将不逊色在沿海城市。” 由于池州尚属欠发达地区，其辖内的不少乡镇，经济状况并不乐观，有的地方，连起码的产业结构都尚未搭建完成，交通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招商和就业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显然，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方面，姜东村和当地的其他村子，要想召回远行的游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杨老板的招工烦恼 “用工荒”，这个中国独特的经济学词汇正逐步变成经济发展的一块绊脚石。在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感觉到了“用工荒”的现象。春节返乡之机我在山东淄博 亦观察到了类似现象。 招工真的很难 正月初八， 淄博的一些工厂或商铺纷纷挂起牌子：“急招工人，待遇从优。” 但是，这样的“号召”似乎并未能起到预想的效果，工人依旧招不满。 从事纺织品加工的杨老板告诉记者：“现在用工短缺的问题很明显。很多工人都干不长，短则三五天，长则三五月。”如此这般，杨老板的纺织品加工厂便陷入了“不停招留不住”的怪圈。在淄博市下辖的周村区 ，类似的用工匮乏情况在2010年底变得极为明显。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型企业，熟练技术工人特别难留住，即便薪酬待遇不断提高。 “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企业普遍待遇好，工作条件好，社会保险完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更愿意去外面长见识学东西。”在这样的“成长诱惑”下，杨老板手下的工人们便慢慢向南方沿海转移。 如今在周村 ，要想留住那些熟练的缝纫工，不仅要有好的待遇还要有好的工作环境，“类似缝纫工这样的技术工人，基本都要按天计算薪酬了。为了留住这些工人，企业开出每月2500元的工资，并按天结算，整月全勤额外现金奖励，有小孩的义务接送小孩，并包三顿工作餐。”杨老板告诉记者。 不过，如此优厚的待遇却不一定能够留住工人的心。在杨老板的眼里，这些来自鲁西南欠发达地区的年轻“后生们”挡不住对大城市繁华的向往。“老乡在这些大城市，一个电话就能把他们叫走。” “软”方式留人 山东淄博，只是全国劳动力流失的一个缩影。 2月中旬，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区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了被称为 “春风行动”的专场大型招聘会。这是周村区连续第六年举办“春风行动”专场大型招聘会。据了解，招聘会共有91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了5362个用工岗位，共有4100余人进场求职，达成用工意向性协议1728人。 周村区劳动就业办副主任韩增元 表示，周村以纺织、家具、机械加工等制造业为主要支柱产业，是“中国纺织产业基地”。目前，全区企业用工缺口在500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当地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为了留住技工，周村一家以牛仔布和牛仔服装为主要产品的纺织企业就通过各种“软”方式挽留熟练技工。“每月都为员工们过生日，月月都举办唱歌、趣味运动会等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篮球场、电脑阅览室、文体活动中心等设施一应俱全。春节期间，安排40辆客车接送回家过年员工1600多人次，不能统一接送的则报销往返车费。” 一位从事纺织品加工的刘老板告诉记者，他为留住技工可以给予高薪待遇，但是一些硬件问题是短期难以解决的。“招聘的人来了，就先要求去厂里看看。很多人都觉得企业距离市区有点远，所以都留不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提供完善的医保 社保，但是这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成本压力，我们这样的小工厂基本承受不起。” 过年回老家成为大多在外工作的中国人不二选择，行路难由此成为归家游子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如果我们的老家不在乡下，如果我们的老家也在城市……那回家路就会顺畅得多。就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春节，这一切竟成为现实。 因为弟弟妹妹大都在安徽芜湖工作，父母年事已高，二老在老家小镇多有不便，于是，为了让二老安度晚年，在浙江当老板的小妹专门为父母在芜湖购置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厨卫设施一应俱全，木地板精装修，好不舒适。 爸妈一步实现城市化。 酷爱学习的老爸，迅速在城里找到了“组织”，迈入了老年大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专攻书画。而老妈也有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为了让老爸安心上学，全心全意做好后勤。 在老年大学的2011年元旦联欢会上，有着几十年诗词功底的老爸稍展才华，赋诗几首，写人状物，信手拈来，举座皆惊，名声远播。与此同时，老妈也濡染了城市的新风，闲来到邻近的滨江公园去锻炼身体，聊天说笑，有了一批新朋友。 最让老爸老妈舒心的还是每个周末的家庭聚会。过去，老两口在老家小镇。只有等到过年，远方的儿女，才能从各地飞回家。但短短几天后，儿女们又各自散去。 儿女们纷纷告别时，老两口内心的落寞无以言表。老爸藏在心中，老妈往往泪如雨下，但到了芜湖后，每个周末，在芜湖工作的弟弟妹妹都会到二老家聚会，这让二老充分领略到城市化带来的幸福。 爸妈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春节到了，我们一家三口也从京城飞回了芜湖，在浙江的小妹一家也开车回来了。 春节代表着大团圆，大年三十 的年夜饭 就有18口之多。吃过年夜饭后，看春晚几乎成为大人们雷打不动的节目，但直到这个时刻，我才深切意识到，刚刚实现的城市化所带来的不同寻常。 往年在老家时，大家都住在老房子里。老房子是爸妈一生仅此一次的重大工程，是一座三层小楼。一、二楼住人，三楼是阳台。在阳台上，大人们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喝茶聊天，还可以登高远眺；孩子们则可以嬉戏玩耍。在最初建房时，爸妈就想得足够远，建得足够大，足以容纳儿女们未来的小家。 楼上楼下有十几间房，我们每个小家庭都有一间房。老房子平时都空着，但到了过年，我们每个家庭都回来填空。那几天，每个房间都会响起叽叽喳喳的话语声。 大年三十晚上，大家都会齐聚在一楼老爸老妈的房间里，看电视聊家常。如果你累了，可以上楼休息；一个又一个春节就这样度过。老房子就这样默默承载着我们兄弟姐妹温暖的团聚，也记载着我们点点滴滴的成长足迹。 当年，我曾抱怨老家小镇的路难走，一到下雨天，就泥泞路滑；我也曾抱怨老房子里的淋浴设施不齐全，想洗个澡都很困难；我曾抱怨老家的房子太冷，到冬天似乎哪里都进风。这一切抱怨，都随着爸妈到芜湖而得以终结。但没承想，同时终结的还有近20人的大家庭 ，在同一个屋檐下聚首。 2011年2月2日，大年除夕深夜时分，我们一家三口与爸妈告别，回到栖息的宾馆后，我久久不能入睡。脑海中盘旋的都是老家的那座老宅，以及老宅中曾经荡漾的欢歌笑语。 “蔡百万”炒房记 蔡百万去当了出租司机。 “蔡百万”是一个外号，从2001年他毅然告别国企开始投身房地产市场 ，当职业炒客后，这个外号就不胫而走。 2011年3月3日，郑州市政府颁布“郑十五条”，暨3月4日起本市市区（郑州市包含市内五区及郑东新区 ，高新和经开区不在限购范围）已有一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家庭，持本市居住证一年以上，在本市缴社保或个人所得税一年以上的非本市户籍家庭限购一套。蔡百万正式宣布金盆洗手，搬进了他在西郊的新家，决定不再炒房。 “10年的时间里，我转战郑州多个房产小区，先后购买5套房子 ，大家开玩笑叫我‘蔡百万’，虽说赚了些钱，但我认为自己就是散兵游勇，靠小炒小闹为自己和家里人攒些钱罢了。”蔡百万如是评价自己。 折腾房子成了中产阶级 “我给你算算，过去10多年里，郑州房价从600多元每平方米一路飙升至5000多元每平方米，涨了7倍多。我清楚地记得1999年我想结婚专门从西郊去北环看房，北环外21世纪社区每平方米1100多元，加上赠送的阳台、飘窗等，88平方米的房子立马升级为110平方米的三房，非常划算；现在呢，随便一个楼盘都是5000多，物价再涨也没房子涨得多呀。”蔡百万回忆起这10多年郑州房价涨涨停停，感慨不已。 2001年，因为结婚要买婚房，蔡百万开始正式考察房地产市场。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他在路寨附近以每平方米2180元的价格买了一套非常不错的房子。“后来我才知道，当初人家买房 时每平方米1830元，这样一处理净赚将近4.4万元。我当时在西郊纱厂工会工作，父母和老婆两家人资助了20万，我当时一个月才800元，看看人家一下子就挣了这么多，对我打击太大了。”蔡百万回忆说。 从此，蔡百万开始投资房产。他当时一狠心，拿着手里的20万，没有按照父母的“规划”路线去走，而是把买一套房子改为买两套，并在银行贷了一部分款。“全家人都说我是个神经病，老婆还说要离婚，因为两套房子一个在西郊，一处在北郊，两套120多平方米的房子共贷款20万元。” 2003年年初，已经辞职的蔡百万又相中北环一处大型社区的一套房子，觉得那里环境更好，物业服务到位，每平方米不到3000元的房价也能接受，并且可办理按揭手续。随后，他在小区门口和自家楼道贴出房屋转让小广告，并特意注明经过了装修。很快，一对年轻夫妻找上门来，说他们在附近高校工作，看上这房子的重要原因是距单位仅一步之遥，极为方便。一个急着买房，一个正想卖掉，双方没费多少周折，便以每平方米3050元的价格谈妥，签订了买卖协议。“除去装修费用，北环那个房子我赚了近15万元，更赚的是我等于免费住了一年大房子。”蔡百万说，现在回头看，那对小夫妻也没有吃亏，按眼下的价位，那套房现在可以卖到每平方米4500元以上。 郑州大学商学院的魏积安 告诉记者，虽然郑州的房价比不上一线城市的疯狂，但却也演绎着相同的经济学原理，10年5倍多上涨让多少靠工资、做小生意的人完成了财富的积累，爬上了中产阶层的位置，既满足了生活需要，又实现了投资收益的愿望，家庭财富十几倍增长。“尤其是生长在城市30岁～40岁群体，通过父母的帮助，自己对房地产市场独到的见解，也出手购买了一些时尚小户型 ，在满足了居住的同时，还把人生的第一桶金收入囊中，可以说受益于时代。”魏积安说。 炒房是件痛苦的事 投资房产让蔡百万平步青云，踏上中产之路，初试牛刀就利润丰厚，卖一套房子都能赚上十几万元，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他说自己10年来经常被一个噩梦纠结：担心资金链 断裂；担心房价会跌，担心出手时没有下家…… 为了防止资金链断裂， 蔡百万和老婆一共办了9张各3万元左右的信用卡，每个月“拆东墙补西墙”。 “最惊险的是2006年郑州开始流行内部认购，我从酒桌上听到这个消息，第二天就带着3万去了朋友那里，以2200元/平方米买了一套东区的房产。”蔡百万回忆说。 但是，当时他手里一共有4套房子，其中，一套房子以租还贷，一套靠自己和老婆的工资还贷，还有一套付全款的房子，用以出租以便偶尔弥补一下资金差；新买的一套则还在建设中。但是，9张银行信用卡信用 值不断提高及高息的借款，所有贷款加起来一共80万元。 “我和老婆好几次晚上做梦都梦到房价大跌，有一次老婆梦里还哭醒了，大骂我要离婚不过了！”蔡百万说，当个炒房客倒腾房子不容易，心累得很。“我就是表面风光，号称几百万身家，但实在没脸和家人说我天天做噩梦。每天想着80万的窟窿，有几次都想跳楼。”2008年，因为那套内部认购房屋买卖一直交不了楼，蔡百万家陷入了炒房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当时一下子要填70万一个大窟窿，我一个月瘦了15斤，厚着脸皮借遍所有亲戚朋友。”最后，经历了两天两夜的不眠之后，蔡百万最终以低价卖掉了手中的另外一套房子，才没有造成资金链断裂的更大的危机。 从此换个“活法” “多年前我常说用不了几年，郑州的房价应该会到1万元／平方米，所有人都说我财迷到极点，想钱想疯了。不过现在已经错过了买房的最佳时机了，但是并不是没有机会。”蔡百万说。 他用“一惊二叹三纠结”来总结风云诡异的楼市。 2010年4月中旬“新国十条”出台后，蔡百万发现首套房首付居然提高到了三成，“当时我就一惊，我对身边朋友说，如今应该是买房的最好时机，不要错过，身边朋友嗤之以鼻。我意识到关于楼市的宏观调控就要开始了，首付三成会让那些刚刚攒够两成首付的年轻人购房梦又落空。” 但是，蔡百万 “叹”的是房价非但未下降，反而“高歌猛进”，购房者除了唏嘘，别无他法。他内心无比“纠结”的是，新政真能成为降温楼市的“尚方宝剑”吗？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由于存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贷款利率，这样的加息方式对“房奴”来说还不算太坏。 以30万元房贷、20年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利率未调整前，每月偿还金额为2219元，调整之后每月偿还金额为2254元，每月要多还35元。 “我忽然发现我人生最好的10年就是买房卖房，开始是为了不断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后来融入了投资保障的成分，再后来甚至考虑到了未来养老的成分。如今，通过这么多次买房卖房的经历，自己挣到了百万元以上的钱，但是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没有改善，才40岁头发都秃了，图啥呀，现在人人说幸福，我觉得这10年自己并不幸福。”蔡百万说。 于是，在限房令出台后，他决定不干了，内心的纠结终于消失了。 “现在当个司机挺带劲的，每天开着我自己的车拉着不同的客人在城里转，看着郑州西区打头、老城区紧随、北区其后、东区崛起、南区蛰伏的态势。这座城市由房地产行业所带来的整体经济效益已很难用语言进行形容，但是我从此不用再做噩梦纠结了，我会把投资的目光放到别处，快乐生活。”蔡百万如是总结10年房地产投资的得与失。
徐岚的燕郊“疯狂” 如果你给生活在河北省三河市 燕郊开发区的朋友写信，地址完全可以写成北京市东燕郊区，尽管那里不是北京，但不要担心，邮寄速度几乎相当于同城。 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燕郊开发区，由于与北京近乎零距离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为“北漂族”和北京退休族的热门购房目的地，并且比北京的许多地方都更像北京。通过购房者许岚 的个人经历，我们或许可以透视新世纪前十年这里的发展变化，同时，燕郊的房地产市场风云，亦成为环首都经济圈房价走势的一个缩影。 曾经宁静的燕郊 “2010年底，燕郊的电话区号就会由原来的0316 变成010，这意味着，酝酿已久的‘北京收编燕郊’传闻，即将变为现实”——这样的消息，把燕郊的房价吹得风生水起、持续高烧。提起燕郊，黑龙江籍的许岚女士感慨万千，她告诉记者，当初选择在燕郊买房，除了房价便宜，最主要的是，售楼小姐的关于将来“能落北京户口”这个风中的承诺，实在是太诱人了。 来京10年的许岚，2006年之前一直在北京城区租房子住，隔个一年半载的就要搬一次家，这让许岚厌倦了租房。2006年下半年，许岚终于下决心在燕郊买了房子。当时的房价是3000元/平方米，相比当时的北京房价，这样的价格，可以为她省下一辆小轿车。 徐岚回忆说，2006年初，燕郊的楼盘“低密度、大空间”，是开发商 卖楼的最大卖点之一。当时燕郊的最高住宅楼也不过六七层，还有几处漂亮的像童话一样的别墅区，别墅的最高售价也就8000元/平方米左右，许岚的一个朋友更是每平米只花了4000多元就买了一栋别墅，尽管顶层雨天漏过水，但是如今看来，已是捡了很大的便宜了。 来了燕郊以后，许岚发现，自己的许多东北老乡都已经在燕郊买房落户了，甚至很多人都买了两套以上的房产。许岚有一个姓赵的老乡，是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老板，此人从燕郊房价刚接近1000元/平方米的时候就开始炒房，如今已经赚得盆满钵溢。 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许岚心情异常舒畅。但好景不长，烦恼迎面袭来：许岚的房子地处燕顺路附近，那时因为人烟稀少，已经开通的930路公交车只有早晚固定的时间才直开，白天往返只能坐到燕郊开发区，然后再坐蹦蹦车回家。如果晚上有应酬更是闹心，晚8点30分，公交车就收线了，害得她只好借宿朋友家。“这样的状况直到近两年才好转，随着燕郊楼市的火爆，燕顺路直通的930路公交车成了燕郊最挤的线路，末班车也延长到了10点。”徐岚说。 尽管一度交通不便，但初到燕郊居住的许岚曾经很享受燕郊的生活，那就是两个字，宁静。燕顺路是一条很漂亮的路，夏天，路两旁高大树荫郁郁葱葱；秋天，天空清澈而蔚蓝，金色的树叶撒满小路……那时候，在北京CBD上班的许岚特盼望下班回家，去享受都市里寻找不到的那份惬意。但很快，燕郊的宁静就被大开发风潮打破了。 热闹程度超过北京CBD 在许岚的印象里，率先打破燕郊宁静的，是那个“上上城”楼盘。 在北京街头的宣传广告中，“上上城”被描绘成白领们的理想居住地，张扬抢眼的广告牌，仿佛在一夜之间让全世界都知道了燕郊的存在，那时候，有很多人在地铁大望路站附近拉人去燕郊买房，其后，百万大盘相继横空出世，发放燕郊售楼小广告的人也越来越多，燕郊仿佛成为了北京周边最火热的楼市所在。 楼市火了，但售楼的“理由”也逐渐增加：除“划归北京”、“直达CBD”、“朝阳北路与燕郊在潮白河 接通，只差河上的一座桥”等等美好愿景，地铁或城铁即将开通、环首都经济圈等更多的噱头令购房者眼花缭乱。 一次的风吹草动就能让燕郊的房价刚刚回落就又坐上火箭，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燕郊平均房价已经站上6000元/平方米高点上。许岚说，之前她力劝的一个朋友终于撑不住，以每平方米5900元买了一处蜗居。而那个楼盘，已经不是当初许岚买的那种低密度、大空间的底层板楼了，燕郊的一些楼盘甚至在当时卖出了14000元/平方米的高价并号称被抢空。“那么高的楼，没几天就竖在了我的眼前，迄今为止我都没有数清是多少层。”许岚说。 如今，那个安静的燕郊从白天到夜晚，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北京CBD。宁静生活终结了，原来空旷得可以看得见无名大鸟的燕顺路两侧，20多个大盘接踵开盘，楼越盖越高，小区越来越密。据说燕郊已经叫停了“城中村 ”改造，静候环首都经济圈详细规划出台，许岚说，那个相关的办公室已经在燕郊文化大厦挂牌了。 与此同时，尽管各个小区的入住率基本都在30%上下，但燕郊已经开始承受交通的巨大压力。每天早上，在北京上班的人们疯狂地搭乘各种车辆去930路公交车的始发站排队坐车，早高峰时，许岚曾经在始发站等过7辆车才挤上去。下班时更可怕，经常有人因抢座位而拳脚相加，很多人担心这样下去会挤出人命。 燕郊一些地块在改着规划，而最离谱又最像真的说法是燕郊几个低密度小区被爆要被拆掉重新盖高楼，那都是些不到10年甚至是五六年的小区，建筑质量在业主装修时感受到出奇的好，据说可抗8级地震。 面对变得疯狂的燕郊，许岚显得有些伤感：“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燕顺路拓宽，树砍了栽，却栽了又换，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公共汽车站的站亭和马路的红绿灯……在燕郊，一些在北京开车很规矩的司机因为燕顺路没有摄像头而敢闯红灯，甚或酒后驾驶。” 而说到那条20余年没有水的潮白河，至今仍然被当做“湿地”来炒作附近楼盘的价值。眼下，一些小区的居民仍然试图为开发商改变规划抗争；也曾经为开发商强卖小区停车位而堵截国道；为孩子一个班级80余人而忧心忡忡，至于公交车无时无刻不拥挤以及每天30元的高昂过路费催生了拼车大军，至少让很多人每天的交通费多花10块钱，一旦遇到限行，那进出北京的通燕高速也就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塞了。 压力下的“限购”令 2010年初至4月份，燕郊房价一路狂飙，中间虽有回落，但是年底却再次变得坚挺。数据显示，燕郊房价在4月创下历史最高，仅二手房 均价就高达9083.98元/平方米。7月，燕郊率先出台了严厉的楼市“限外”政策，将外地人的购房首付提高到五成，“9·29”二次调控后，燕郊再出重拳，对不能提供一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房贷款，一时间，以北京市场为主力的燕郊楼市遭受重挫。限外令下，大量依靠北京客源而成长起来的燕郊楼市经历了历史上的空前低迷期，个别楼盘房价甚至直降数千元。然而苦日子没过几天，燕郊房价迅速反弹，并在8月份再创小高峰。12月份燕郊房价出现小幅下跌，但均价为8274.34元/平方米，仍比1月份的6312.68元/平方米上涨了31.07%。 尽管穿梭于燕郊 和北京的生活仍有几多不便，但是许岚仍然充满了期待，也许等她的孩子出世，燕郊不管划不划归北京，那种地域的差别都会在实质上更加缩小。 燕郊何时不再只是邮政意义上的“北京”，而成为真正合格的北京“东燕郊区”呢？或许，只有生活在燕郊的人不再在意是不是北京户口，那中国的地域藩篱才真的被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