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深秋，已是寒风刺骨。我在去谢静宜家里的路上，耳旁一直回响着她老人家电话里的声音：“光彩，你几次想来看我，我今天精神不错，有空来家里坐坐，我想告诉你一些主席幽默风趣的故事。它对你更好地饰演主席也许会有帮助。”放下电话的我，大喜过望，急急忙忙地乘车前往谢阿姨家。
有关毛泽东不乘飞机的原因，说法比较多的是：毛泽东乘坐飞机空中遭遇雷电，与地面失去联系40分钟。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要去广州视察。为了节省路途上的时间，他坚持广州一行要乘坐飞机——而且是由我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4月30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驻京专机飞行团的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任务机组由团长亲自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昆尚，机械师为舒执章。飞机选定为团里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较好的一架——8205号飞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所以中央对于这次飞行特别重视，8205号飞机经过了仔细的维护和试飞。5月3日早晨，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休息。当天下午2时30分，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安全到达目的地。毛泽东在广州停留近一个月。5月30日，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广州返回北京，当天在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并畅游湘江。第二天又飞武汉。当飞机在南湖机场降落时，毛主席特意从空中观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施工情景。6月4日，毛主席在上午畅游长江之后，下午就乘飞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回北京。不料，途经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飞机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的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现代喷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从云顶越过。但对于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飞机来说，就只有改变航线，绕过雷雨云区。8205号的空勤组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改变计划的航向。首先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在绕云飞行的过程中，约有40分钟的时间，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这时，在西郊机场迎接的中央首长和在指挥塔台守候的刘亚楼以及所有在场人员都焦虑万分。失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西郊机场的上空，缓缓降落。当毛主席放下手中的书卷，从容走下飞机的时候，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有人说,正是因为1956年的那次“空中历险”，中央政治局才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以后所有的外出考察，一般不允许他坐飞机，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这些传说，都不符合历史真实。谢静宜给我解开了这个历史迷团： “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这就是毛泽东不乘飞机的真实原因，既符合毛泽东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也符合他个人的性格。试想，若是毛泽东想坐飞机，中央政治局能规定他不坐吗？当年，他要游长江，中央领导也反对，但最后他不是还游了长江?毛泽东一生富有挑战精神，不信邪，不怕死，一切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专列条件虽比一般客车要好，但长期住在车厢里也不是滋味。噪声隆隆，颠簸震荡，冬天冷，夏天热，一切都不方便，总使人有一种不安定感和疲劳感。为了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毛泽东不辞远途奔波之疲劳，打破自己在北京寓所的作息习惯，以适应列车生活。谢静宜说：“在北京，主席是夜间工作，白天只睡几个小时。而在专列上，为了实地观察民情和庄稼生长状况，他让白天行车，夜间停车。”从安全角度考虑来看，坐火车并非绝对安全，或许给敌人以行刺机会。 专列的运行本来是保密的，但毛泽东不以为然。谢静宜说：“有时，火车通过城镇交叉路口时，行速一般比较慢，工作人员把窗纱拉上，毛主席随手又拉开向外观察。因为车厢的窗口很大，而且敞亮，常能被隔离杆阻挡着的人群辨认出来，顿时群众欢呼雀跃，有的人还跟着列车飞跑向主席致意，主席也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工作人员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总是劝主席快坐下来或重又拉上窗纱，但他总是不乐意地用力再把窗纱拉开并塞进金属架里，说：‘怕什么，这是人民群众啊！我为什么怕群众呢？’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对个别坏人还是应该提防的。他又说：‘即使有个别坏人也不怕嘛！这么多好人在，一个坏人哪敢害我呐？即使想害，我们已走远，不怕的。’”可见，主席对人民群众的爱胜过对个人的爱。 “我在火车上发现庄稼地里有人偷麦子，对主席说：‘主席，您看，偷麦子的。’主席连忙说：‘别出声，别出声！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
奔驰在广袤原野上的专列，为毛主席观察大面积的农作物生长状况提供了条件。谢静宜作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能经常出入于主席的车厢，有时就与他老人家坐在一起或站在窗前观察不断变化的庄稼。谢静宜说：“毛主席看得是那样出神，哪块地里长的是什么苗，哪里旱了，哪里涝了，哪一块庄稼长势好，哪一块长势不好，他都能发现。他一边看，一边指给我说：‘这一带麦子比较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列车飞驰，视野变换。‘这是什么呀？噢，红薯地。’突然，他兴奋地说：‘你看，栽上的红薯秧都活了。’过了一会，又着急地说：‘哎呀!这块地危险呃。’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的是一块发蔫的红薯秧地。”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他是钢铁心肠吗？他会哭吗？谢静宜阿姨告诉我：“毛主席和平常人一样，都有七情六欲。他不仅会哭，而且感情十分的细腻。” 谢静宜当年亲口问过毛泽东：“主席，岸青有病在外地调养，您怎么不去看他呢？”毛泽东说：“想看，但看到他就想起了岸英，想起了她妈妈（开慧），想起了牺牲的一家人，想起了那个时代……”透过这些，我们看到了伟人毛泽东的感情是丰富的，细腻的，他有诗人的多情善感。他不仅有人之常情，又有非常人之情。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伟人的内心世界。 现在影视作品中表现的毛泽东，多半都在努力将其“平民化”、凡人化。为了拉近伟人与百姓的心理距离，使其亲切，往往会最“自然”地来处理伟人的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活，特别是艺术的魅力，恰恰在于细节。如近期央视热播的某剧中展示的中年毛泽东形象，有多场毛主席洒泪的情节。演员体现伟人洒泪是自然的，真实的。谢静宜看过此剧，与我交流时说：“毛主席的哭，不是仰着脸‘傻’哭，而是闭着眼,闪开视线流泪。”这是何等的细腻！这是符合毛泽东的性格特征的。若不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7年，怎么会了解这样的细节？这些，恰恰决定了伟人和凡人在忧伤、悲痛时的相同与不同处，也对我饰演好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毛主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鱼，责令警卫员们把鱼放掉，还放回原来的池塘里去” 谢静宜和我谈起毛主席的故事总是那么快乐。当我问谢静宜和毛主席去井冈山的经历时，她对我讲了一件“毛主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鱼”的故事。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不吃江西人民的鱼？” 谢静宜说：“大约是1965年，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江西，停在一个铁路叉道上。那天上午，主席安排的是请当地领导同志到列车上开会、谈话。列车所停之处的铁路旁是水沟。在江西有水即有鱼。主席在车上开会，我们工作人员没什么事，跟主席出差的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贾秋和同志提议，下水给主席摸鱼吃。于是干部队（警卫队）和我们部分工作人员一齐响应，男同志纷纷脱掉鞋子，挽起裤子下到水沟里摸起鱼来。我和摄影师舒世俊等站在沟边，一边看热闹，一边帮助他们拣鱼往水桶里放。人欢鱼跳，热闹非常。” “大伙兴高采烈地说：‘今天要给主席改善生活哩！’因人多，工夫不大，我们就装了大半桶大大小小的鱼，其中还有个别的小红鲤鱼，在水桶里翻腾，大家都为这次的收获而兴奋。等主席那边的会开完了，我们也就收摊上了车。我兴致勃勃地跑到主席那里报信，他正坐在沙发上抽烟休息。我说：‘主席，今天给您改善生活，辣椒炒小鱼。’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摸鱼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原以为主席听了会高兴的，没想到他反问道：‘鱼活着没有呀？’我答：‘都活着呐。’主席说：‘谢谢同志们噢，告诉他们，把鱼放掉吧！还放回原来的池塘里去。’我一听很沮丧，就辩解说：‘那不是谁家的池塘，要是池塘我们也不会去捞人家的鱼，那是铁道旁边的小水沟，水是下雨积存的。’主席听我说完后很认真地说：‘那虽不是哪一家哪一户的池塘，可它是江西人民的池塘啊！’在主席的一再坚持下，大伙只好按他的意思把鱼全部放了回去。” 到此，我们才明白了毛泽东不吃江西人民鱼的真实原因，那是对江西人民的爱。江西是一个较特殊的地方，南昌起义打响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红军走向胜利的起点，毛主席曾为井冈山赋诗一首、填词两首，并写下了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论著，新中国成立后又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由此可见主席对江西的特殊感情。谢静宜说：“这说明老人家仍然牢记并遵守着红军时代他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与人民争利，秋毫无犯那一条。” （作者：李光彩，青年毛泽东特型演员，北京美国英语语言学院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学科带头人）
“有一次，毛主席在车厢里望着北国大地快要成熟的金色的麦子，非常高兴。我当时也站在他身旁向外眺望。突然看见一位肩上挑担的农村妇女好像是往地里送饭后返回村庄，呼啸而过的列车对她来说习以为常，毫不介意。她一边走，一边用一只手一把接一把地捋着麦穗上的麦粒往口袋里装。我惊讶地对主席说：‘主席，您看，偷麦子的。’主席连忙低声制止我说：‘别出声，别出声！’他生怕伤害了那位妇女的自尊心，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火车上。列车风驰电掣，轧声隆隆，车外怎能听到车内说话声！毛主席一直望着那位妇女的身影消失在窗外，才怅然所失地自言自语道：‘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不然，她何苦去抓那几把麦粒呢？’那天吃饭时，我注意到毛主席神色严肃，沉默不语，似有所思。我估计，他大概在想着那位妇女的事。”
列车在北方运行，毛主席最关心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庄稼生长情况。每当看到华北大地因缺雨庄稼长势不好时，脸上总是布满愁容。他曾对谢静宜说：“这几个省总是干旱缺水。”“只要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粮食能够自给了，全国的粮食就会富裕些。”为此，毛主席曾在列车上召集这几个省的领导同志谈话、开会，研究解决水利问题。
毛主席不满足于在运行的列车上“走马观花”，还经常让停车“下马看花”。当专列停在某一支线上时，他就走下来在周围地里转一转，看一看，摸一摸庄稼。有时不满足于近处看，就请当地派车到远处再看看。从北方的小麦、玉米、红薯地，到南方的稻田、油菜花，他都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站在地里，他的神态是那样认真，那样细致。看得出，他心中思虑的是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位真正心系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领袖。
谢静宜说：“记得有一次，一对外宾夫妇在列车上与主席会见后，也兴致勃勃地随主席下车来到地里察看庄稼。女外宾穿的是高跟鞋，在坎坷不平又松软的地里行走不便而折断了一只鞋的后跟。出了这种意外，这对外宾夫妇不仅不感到难堪，也不埋怨，反而伸出那只没鞋跟的脚哈哈大笑起来，顿时在场的主、客们都哈哈大笑了，给这次特有的接见场面增添了乐趣。”
“毛主席哭的时候，不是仰着脸‘傻’哭，而是闭着眼,闪开视线流泪”
谢静宜，可谓喧嚣都市中的真“隐士”，居于喧嚣都市中的普通小区，她是闹市中的不凡老人。她经历过风雨的洗礼，岁月的侵蚀，红火的时期。她曾担任毛泽东主席机要秘书工作长达17年之久，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曾被周总理提名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重要的“封疆大吏”。
这次拜访，她精神很好。一见面，便握着我的手：你写我的文章大家都看了，反响很好，感谢你!我看了近期央视热播的《毛岸英》电视剧，你演的毛泽民，形象很好看。但你的形象更像青年毛主席。”一向“不善厨艺”的她，总是热情地为我亲自下厨，并笑着说：“我不太会做饭，儿子倒会说‘妈妈是干革命的’，这为我做不好饭找了个台阶，不过，我还是想为你多做次饭，不要嫌阿姨做得不好，也可能做不了几次了……”听到这里时，我的眼睛湿润了，被阿姨对晚辈的真诚关爱所感动。
谢阿姨身体不太好，有风湿性心脏病，特别是冬天身体会弱些。可是她很想把毛主席的故事传扬给大家，于是再次兴致勃勃地为我谈起了主席的幽默和风趣——
“毛主席说：‘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罚站’去了”
谢静宜说：“在1950年到1970年初，毛主席身体状况很好，经常离京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调查研究。有时一出去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活动。每次外出，他轻装简从。随行的有秘书、警卫、医护、机要、摄影等工作人员，各行其职。作为机要人员，我们的职责是，保证在外地的毛主席与北京党中央保持不间断的机要联系。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我与主席接触的机会很多，无拘无束，不存在什么神秘感。”
毛主席从求学时期就注重社会实践，调查研究，曾经和同学不带分文去“游学”，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磨炼自己。他不仅重“有字之书”，更重“无字之书”，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实践家，这恰是他不同于古代乃至今天文人的重要方面。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依然保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谢静宜说：“我在主席身边执行任务的十多年间，多次跟随他到华北、华东、中南等各省市视察工作。正像一首歌曲所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说到这里，谢阿姨笑了。她说：“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每逢五一节和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是有例会的，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与群众见面，这就限制了主席在外地的活动，因为他必须在两个节日前回到北京的寓所。为此，他老人家曾幽默地对我说：“‘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罚站’去了。”
“毛主席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这就是他不乘飞机的真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