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这是庄严的宣告。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这是郑重的宣示。中国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图为1954年9月21日，首都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资料照片）。1954年宪法的出台，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用根本大法予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３月９日电题：依法治国的坚固基石——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际
新华社记者周婷玉、杨维汉、崔清新、陈菲
２０１１年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这是庄严的宣告。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
这是郑重的宣示。中国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数十年不懈求索，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无”到“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不懈奋斗，如期实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宏伟目标
这是一个破除坚冰的年代——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人民掌握了政权，废除旧法统、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成为一件必然而迫切的事情。
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会法、选举法……一系列废除封建制度、解放人民、维护广大人民权益的法律纷纷出台，到“文革”前，国家制定的法律、法令和法规有１５００多件。
１９５４年宪法的出台，更是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用根本大法予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然而，后来一段时期法制建设经受挫折。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法律尊严被践踏，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一度陷入“无法无天”的局面。
这是一个觉醒重生的年代——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拨正了法制建设航向。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对法制建设的伟大觉醒。
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一个个“第一部”，让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的希望。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土地管理法……一个个“第一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保驾护航。
１９８２年宪法，继承发扬５４宪法的基本原则，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重申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专家评论说，这是根本大法重新回归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订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也确立了法制建设的新方向。
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大批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密集出台；
预算法、审计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一系列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社会保障的法律应运而生，推动和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巨轮顺利前进。
“到２０１０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更提出法制建设的宏伟目标，掀开了我国立法事业新的一页。１９９９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法律的权威上升到新的高度。
这是一个科学发展的年代——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新征程。
物权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就业促进法、食品安全法、社会保险法……一批社会法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表示，立法重点由经济向社会的转变，反映了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强烈的社会需求。
２００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大规模法律清理，为确保法律体系的形成进一步铺平道路。
百转千回，梦想成真。到２０１０年底，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多层次、多部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这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说，回顾６０年的立法实践，每一个推动法律体系形成的重大举措，都坚持并体现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几代人前赴后继，共逐法治中国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凝结了我国立法机关和立法者的辛勤汗水和无悔奉献
这是一个个骄人的数字——
到目前，包括现行宪法在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现行有效法律２３９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６９０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８６００多件。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国立法机关和立法者历经６０余年的艰辛探索和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立法者就全力投入宪法等一批法律的制定，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提供法制保障。
１９７９年，我国立法者３个月通过７部法律，为恢复国家基本政治生活秩序打下基础。
“那时无论吃饭、走路，还是睡觉，脑子里都是法律条文，每天很晚骑车回家，还要带上一大包材料在家接着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主任顾昂然这样回忆那最为难忘的３个月。每当参与一项立法，顾昂然都要做一大堆“家庭作业”。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立法工作一直在“快车道”上前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共制定法律及有关法律的决定１４８件，９０年代２２０件，新世纪前１０年１９１件……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立法机关和立法工作机制日渐成熟的历程。
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制委员会，组成了一个８０人的“精英团队”；１９８３年６月全国人大根据宪法规定设立包括法律委员会在内的６个专门委员会，当年９月把法制委员会改为法制工作委员会，加强立法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斯喜说，在立法方面，各专门委员会就相关立法进行前期立法调研，推动法律案的起草，对法律草案提出审议意见，最后交由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法律委“统”，其他专门委员则是“专”。
将法律草案发各地、各部门和法律专家征求意见，汇总整理；研究外国有关法律；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向常委会提请审议法律案的同时提供相应的参阅资料……几十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立法工作机制。
信春鹰说：“法律案征求来的每一份意见，都要仔细分析、归类，工作量很大，但我们乐于接受，因为这样制定的法律才有力量。”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曹大正深有感触：“每次提交的建议，都会有立法机关的答复，采纳不采纳都会说明理由，每年数千份建议，办理这些议案付出的辛苦不言而喻。”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是立法机关与立法者心血的凝结。
这是一次次“十年磨一剑”的艰辛——
从企业破产法（试行）到企业破产法的出台，期间经历２０年的困顿曲折，最终破“茧”而出。
从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足鼎立”，到最后合同法的“三法合一”，一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易大法经过１８年终于亮相。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酝酿，监督法历经２０年坎坷才最终出台。对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乔晓阳曾说：“监督权的行使涉及到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制定监督法需要处理好这些关系，要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因此，制定监督法是反复研究，慎之又慎，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２００７年，历经１４年８次审议的物权法获得通过。国家、集体、个人；土地、住房、车位……一个个重大问题在激烈争论中凝聚共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告诉记者，就在物权法通过前半个月，法工委还收到广州１万多人的联名信，就小区业主的建筑物所有权问题提出建议。
“一万多个签名，后面都按着手印，厚厚的一本。对于这些意见我们认真研究分析，能采纳的尽量采纳，不能采纳的也尽量说明。”王胜明说。
正是一条条建议，一次次审议，才有一部部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实际的法律。
集思广益汇聚民智，奏响科学民主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广大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这是一次次生动的民主实践——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车船税法草案全文公布，共收到９７２９５条意见，４０封群众来信。根据公众的立法意见，车船税法草案进行“大修”，对不同排量乘用车的税额进行调整。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车船税法，８７％左右的车主名义税负不增加。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民意。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坚持“开门立法”“问法于民”。
早在１９５４年制定宪法时，全国就有１．５亿多人参加了这部国家根本大法草案的讨论，提出了１１０多万条修改和补充的建议。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肩负着反映民意的重任。信春鹰指出：“只有反映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有执行力。”保障人民通过多种方式有序参与立法，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共有１０部法律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进入新世纪后，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变得更为常见：
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公布，收到群众来信３０００多封；
２００６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全文公布，收到各方面意见１９万余条，创下了全国人大立法史上的新纪录；
２００８年，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共收集到各类意见７．１万多条；
２００９年，对食品安全法草案，人们通过网络、报刊、来信等不同方式提出１．１万余条意见……
人民大会堂里的每一项表决，都凝聚着亿万群众的意愿与智慧。体现着立法者对民意的珍视、对民主的尊重，更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见证。
这是一个个迈向科学立法的足迹——
１９８３年，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由于一条规定引起从未有过的激烈争论，导致草案未能在当次常委会会议上交付表决。这次争论，成为法律草案“一审制”迈向“二审制”的契机。１０多年后的立法法更是确立了“三审制”。
此后，物权法历经５年８审，劳动合同法历经５年５审，社会保险法历经３年４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说，中国立法在快速增数后，开始逐渐转向注重质量的“精耕”立法时代。
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各环节作出规定。朱景文说：“这是新世纪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重要标志。把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制度化、法制化，是实现立法由数量向质量转型的钥匙。”
２００５年，来自重庆的农民工吴志才，首次与国家最高立法工作机关负责人“面对面”。他给大家汇报每月“收支账本”后，建议将个税起征点定为２０００元。这次“见面”实现了立法听证会制度的“零的突破”。
２００８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庄严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一承诺，成就了法律草案公开由“常见”走向“常态”的跨步。
信春鹰表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这不仅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这扇门不会关，只会越开越大。”
这是一项项不懈探索的结晶——
１９７９年修改地方组织法、１９８２年修宪均明确规定授权地方立法；９０年代，又授权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可制定经济特区法规……一个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的分级立法制由此确立。
“地方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天贵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发展不平衡。授权地方立法可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还能体现地方特色。”为尊重和保障回族的饮食习惯，宁夏就制定了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１９８８年６月，全国人大法律委提出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工作设想。２０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了“年度有计划、五年有规划、长远有纲要”的科学有计划立法的格局。“实行计划立法，可以使立法工作突出重点，使立法活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说。
与改革开放同行，折射时代变幻风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深深扎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又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顺利前进
这是对时代变革的回应和引导——
“农民工在外务工不担心了，法律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要实行全国统筹。”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说。
康厚明已连续两年提交《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议，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对此有了回应。
２亿多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加大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也成为近年来我国立法修法关注的内容。
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一系列法律的出台，为农民工权益提供了法制保障，彰显了经济提速后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也折射出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与改革开放同行，与国家发展同步。我国的立法始终与时俱进，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出回应，又引导社会向前发展。
３０多年前，在还没有中外合资企业时，中国的立法者大胆先行，制定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曾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宋汝棼说，整部法律只有１５条，但它宣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随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相继制定以及国务院相关条例的出台……在法制的保障下，外资企业在中国蓬勃发展。从改革开放到２０１０年９月，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１０６００亿美元。
３０多年来，“傻子瓜子”大红的包装袋上，一直印着一段邓小平语录：“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１００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段话不仅保护了年广久，也推动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起步。
如今，非公经济的发展已经有更强大的法制保障：１９８８年，修宪增加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１９９９年修宪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４年修宪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这是对社会发展的规范和支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现一股“下海”经商的热潮，既带来市场的活跃和经济的繁荣，也因其盲目性催生了大批非现代意义的“准公司”，甚至还出现了皮包公司、翻牌公司等“畸形儿”。
实践亟待法律的跟进。１９９３年，我国第一部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公司法应运而生。
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一批市场经济大法的出台，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在促进市场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也为市场经济提供规范。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要守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的要义。
１９８９年４月，行政诉讼法出台，改变了几千年只准“官管民”、不准“民告官”的历史传统。
权力必须服从法律，依法行政日益深入人心。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字，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２６４万多件。
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这些法律相继出台，奠定了依法行政更加坚实的法制基石，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与时俱进谱新篇，继往开来续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的里程碑，更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起点
这是继往开来的新征程——
社会保险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人民调解法、国防动员法……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１０余部法律，搭建起中国法律体系大厦的又一批“支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立法任务的完成，更不是立法活动的终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南振中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
“立法的任务不会因为这个体系的形成而有任何的减轻，可能会更复杂更困难，因为实践无止境，改革会更深入。”信春鹰说，我们不仅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制定新的法律，还要顺应时代清理修改已有的法律，以确保法律体系的科学统一。
这是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也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加紧迫。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僵死的教条。加大法律实施力度，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这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更是他们对自己的提醒。
“无法可依是没办法，有法不依很可怕，违法不究影响就更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说，今后应该加强执法检查的力度，督促法律的贯彻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许智宏说，法律体系形成当然极为重要，但建好了不是放在那里，而是要实施，还要监督实施。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久说，法律体系实际不仅是法律文本的体系，还应该有法律执行的体系，有法律的文化支撑体系，这就需要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则提出，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我们应该着力建设法治体系。法律体系是静态的，是以文本形式表现的，法治体系则是动态的，它是以社会行为方式和生活状态体现的。
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更高目标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