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外交的含义可以包括讲理、占理、法理、理性、理解等内涵。冷战时期，对立双方各讲各的理，互不相容，互不认同；苏东剧变后，中国的“理”对方不想听，不愿听；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中国崛起的现实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的契机，中国的“理”，别人已经不能不听。中国要利用新形势创造的机会，讲出理，讲成理，讲明理，讲好理，打造以理服人、以理赢人、以理立足的中国“理”外交特色。这种“以理服人”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自说自话的“理”，而是以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为衡量标准，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为事实判断的“理”。中国外交之“理”的表达，要使用理性与感性交错的方式，从说“理”出发，使用“动之以情”的言辞，阐述政策和说明立场，说服世界和赢得理解。正如杨洁篪外长在呼吁西方抛弃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势来看中国时所说：“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 旧的以权力政治为主的国际政治是物质权力的征服，新的和谐的国际关系则需要精神文明的认知。中国外交的以理服人是以硬实力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崛起的中国要为国际关系输出哲学和理念，传播中国国际关系的“伦理纲常”，塑造国际关系中的“孔子”形象，建立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伦理学和国际政治之“道”，从而引导国际关系从“权本主义”向“理本主义”转化，谋求中国的国际关系话语权。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中国要在国际社会树立公平正义的形象，跳出大国权力博弈的陈旧逻辑，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是以西方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角度出发，而是以“讲理”的“权利”超越西方的“权力”价值，把公平正义作为PK美国霸权的武器。 中国外交“软”的问题，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论。随着“中国奇迹”的出现，中国外交的底气越来越足，在舆论的支持和鼓励下，中国外交日益显出骨气，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在一系列涉外问题上显示了中国“不缺钙”的体质。 近来“核心利益”成为高调语汇。西方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外交挟实力之威越来越咄咄逼人。 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的“核心利益”、“重要的国家利益”和“一般的国家利益”。一般认为，国家核心利益是指关乎国家存亡，以至于难以进行交易或退让的重大利益。 中国宣布自己的核心利益，为西方划出不可越雷池的中国利益底线，表达了中国外交和平发展的“刚性”要求。但是，应该看到，一些人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模式作出的所谓“国家核心利益”的解释，既容易造成舆论和民意的曲解与误读，又容易使得自己架住自己，陷入被动境地。 例如，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毫无疑问都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但这并不等于说具体的边界与领土划分是不能谈判和妥协的问题。在边界与领土争端问题上，不要自己把自己架住，一旦鼓动起不可妥协的舆论氛围，解决具体的陆地与海洋边界与领土争端的外交谈判就有可能陷入被动的局面。因此，必须防止将“核心利益”教条化，否则将丧失高调宣示的刚性效果，自己让自己下不来台，还易引发民意的激动和不满。 长期以来，中国的海权受到忽视，打破“岛链”封锁，走向深蓝，是中国崛起的必然要求。中国适时建立和发展“蓝水海军”，是应对未来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必要准备。中国派出海军前往索马里海域参加多国护航行动，是中国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的表现，不仅是对中国自身利益的保护，也标志着中国对国际事务参与的进一步深化。 当前，中国面临与多个国家的海洋权益和岛屿争端，仅2010年就发生了多起突发事件。而且，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进口越来越多，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海洋安全，提高捍卫海洋权益的能力和水平，是一个需要国家外交、军队、海洋、渔业和宣传部门统筹谋划的紧迫问题。 中国崛起外交的海洋向度，到底应该如何体现和实现，既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策略问题。其理论观念的选择和行动方针的指向，不但要捍卫合法权益，也要考量地缘战略利益，还要符合国际海洋法的规则。只有以上述三者统领海权争端问题的“理”与“利”，才能不陷入简单模仿“海权论”博弈的窠臼。 信息社会时代，媒体对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日益加强。在涉外问题上，大众传播媒体制造的舆论是双刃剑，正面的作用是激发爱国热情，展示民意力量，为外交提供强大的舆论后盾；负面作用是具有挟持性，容易煽起民族主义情绪，使外交陷入两难境地。 “不称霸”，不是中国的战术策略，也不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阶段性目标，而是和平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和谐世界”理想追求的目的属性。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既不是实用主义的，也不是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物质与精神交织。要因时而动，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这需要十分谨慎和灵活，在展示力量“肌肉”时仍保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节制与相对低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