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作风影响决策 “安排性”调研多、习惯于“替民作主”、批评与自我批评少，是目前影响党政机关决策的作风“顽疾” 从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重要手段看，同样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基层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党政机关不同程度存在领导调研靠安排、干部习惯替民作主、党员干部不敢讲真话等问题，损害了党风，更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 受访的多位基层干部和学者建议，为了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应当根治当前决策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作风顽疾，切实贯彻求真务实的精神，少一点安排调研，多一点“微服私访”；少一点“替民作主”，多一点“让民作主”；少一点“一团和气”，多一点批评意见。 调研基本靠排演？ 部分地方干部乐于“安排性调研”，导致基层情况“失真”。在警车开道、层层陪同调研的状态下，领导干部很难看到实情、听到群众的真话，不仅无法联系群众，反而因种种扰民行为引起一些群众的反感。这是本刊记者梳理的受访基层干部的普遍反映。 北京律师周泽2010年10月到汶川地震遗址凭吊，因未及时“回避”前来视察当地的领导，被强行拖离现场。媒体曝光此事后，引发网民热议。随后，汶川县公安局向周泽道歉，并处分了4名“执行公务”的警察。一些网民认为，这种现代版的“肃静回避”暴露了基层吏治的某种病态，也说明领导考察调研在一些地方有演化成“扰民”与“作秀”的危险。 多位受访干部告诉本刊记者，上级领导来调研，很少有不事前“安排”的情况。于是，有的地方难免出现干部扮“贫困户”、民警演“群众”、群众背“台词”的现象。为防止上级领导改变路线搞“突然袭击”，有的地方甚至演练多套应变方案，将“安排”范围扩大。 因受贿被判刑的四川省泸定县原县委书记黄文对本刊记者说，几年前，有一位领导的车队路过泸定，公路边有点垃圾没有清理干净，自己立即被上级斥责“连面子工程都做不好！”于是，他连夜与县长带领全县机关干部到公路上捡垃圾，忙了一个通宵。“平时工作再好，还不如关键时候面子工程重要”。 “安排性调研”某种程度上成了“潜规则”，基层负担沉重，却又身不由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说，有一次到某乡镇讲课，镇党委书记告诉他下午要进行迎接高层领导来镇上调研（一周后）的第3次排练，前两次排练的效果省市领导都不太满意。这位镇党委书记还透露，省市的主要领导来调研，也要事先进行排练。 接受本刊采访的基层干部与学者认为，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是观察和评价党的作风的一个“窗口”。擦亮这个“窗口”，才能取信于民。“安排性调研”有悖于求真务实的要求，应大力倡导“微服私访”式调研、随机进行式的调研，并致力于把随机性调研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他们建议，应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的“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进一步细化，各地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对地方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坚持“不警车开道、不打招呼、不踩点、不陪同”的“四不”原则，对于违反规定的进行通报批评。还可将地方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与解决问题的情况纳入政绩考核，重点考察其通过基层调研发现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 同时，应按照有利于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指导工作的原则，实事求是地选择领导考察调研点，考察点要体现多样性，让领导了解真实情况。按照既确保安全又不扰民的要求，进一步改进警卫形式，不得层层加派警车，不得随意使用警灯、警报器，做到文明执勤。另外，应建立领导考察调研点回访制度，对于故意在领导调研中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蒙骗中央的地方官员进行批评和处理。 此外，领导干部调研还应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信息手段，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比如，近年来广东省大力发展第三方民调机构，在促进“下情上达”、“干群沟通”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成为广东决策部门了解社情、听取民意的重要渠道之一。 替民作主成习惯？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官就是替民作主”、“管理民众”的观念在一些干部心中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些基层干部的“主流价值观”和“主流发展观”。 2010年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发生后，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干部被免职。宜黄县一名干部却投书媒体，为强拆辩护，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篇强拆“自白书”说：“过高和过低估计农民的觉悟都是不对的，都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农民的任何要求都支持，貌似占据道德制高点，实则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最终还会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薄贵利指出，部分干部没有真正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而是把自己当成“父母官”，把群众当“子民”，凡事都要“替民作主”，认为只要做的事情出发点是好的，群众理解不理解、愿意不愿意都不重要。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随着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唯有多“让民作主”才能真正体现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真正保障群众话有处说、难有处解、事有处办，真正把参与权放给群众，把知情权还给群众，把决策权交给群众，把监督权赋予群众，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才得以有效体现。 受访的多位基层干部与学者建议，可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增强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度两方面入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畅通民情民意与党委政府的沟通渠道。 有关学者认为，多年的实践表明，一些人大代表的“业余化”弊病较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大的作用。应当让人大代表有条件及时处理群众意见，提出切合实际的高质量议案和建议；有条件学习专业知识，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进一步完善人大制度后，普通群众的一些想法和诉求可通过这种渠道表达出来，有助于化解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助于减少部分群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摩擦和纠纷。 在受访学者看来，为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必须要通过公共媒体、座谈会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并组织专业论证会及听证会。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上，充分“让民作主”，尊重民众的选择权，往往能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使党委政府的方针得到顺利实施。 浙江省东阳市红椿巷片区是该市中心仅剩的一处棚户区，2000多户居民挤在低矮破旧的危旧房中，与繁华都市形成强烈反差。尽管东阳市“两会”10年来年年提议动迁改造，但由于居民普遍认为“拆迁肯定会吃亏”，红椿巷片区成了谁也不敢拆、谁也拆不了的“火药桶”。 2010年以来，东阳市把政策大权交给拆迁户民主商议，尝试“让民作主”：安置办法出台前挨家挨户听取意见，听证会的拆迁代表由居民抽签决定，评估公司由全体拆迁户自己投票选择，拆迁户自主选择安置方式 最终形成的拆迁政策和补偿方案，得到了拆迁户广泛的认可，搁浅了10年的动迁工作在短短90天时间内完成。东阳市市长陈晓说，这说明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多一点“让民作主”，再难的问题也能够化解。 讲真话越来越难？ 多位基层干部对本刊记者反映，实事求是、勇于批评、纠正错误，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保障，但在一些地方的实际工作中，从决策动议、研究、拍板到执行过程中，说真话、发表不同意见的干部有限，导致一些错误决策“一条道走到黑”。 一些干部坦言，讲真话难、听不到真话已成为近年来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充斥着假话、空话、套话；从某种程度上讲，“不讲真话”已成为大家深恶痛绝的时弊。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牟新生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有网民把现在某些干部总结为“四话”干部——“上级面前说假话，成绩显著进步大；群众面前说官话，研究研究议议吧；大会小会说套话，改革继续要深化；民主生活说空话，今天天气哈哈哈。”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旗委书记阿木说，干部不愿讲真话，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很多事例都证明“讲真话没有好结果”，政治风险比较高，容易得罪领导和同事，要么被“收拾”，要么被排挤。二是说真话没有人听，说了也白说，还被别人嘲笑为“一根筋”。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认为，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少了，主要原因是“权力通吃”的情况日益突出，上级对于下级的升迁、福利、荣誉等起决定性作用，党员干部自然对权力更加顺从。 据了解，人民网2008年进行的一项“党政干部如何讲真话”的调查表明，77.4%的受调查者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64.5%的受调查者认为，“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或不善听真话。”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干部与学者认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应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尤其是要以制度保障党员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 刘益飞等学者建议，要推进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在党章或《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作出明确的规定，保障党员在党内自由自主地发表意见，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探索建立党内公开批评制度，允许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对包括方针政策在内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同时，重申党内的一些重要规定，如“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某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