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张申府和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曾不乏幽默地称他为“我的顶头上司”。然而，似乎多数青年人没听说过这位“大人物”——张申府。
最近，我向一家人物杂志的编辑提及写关于张申府文章的苦衷：他是政治家？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知识分子？或是被民盟开除的“另类”？这位年青的编辑反问我，张申府是谁？他做过什么？
拜访张申府开了眼界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1984年5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前夕，一个偶然的机会，民盟中央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现职”政协委员、91岁的张申府今天下午要到机关来，他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后来“退党”了，参加了民盟，20世纪40年代末发表一个“声明”犯了错误，为此民盟开除了他，他的老伴刘清扬也为此和他离婚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1957年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现在倒是“摘帽了”……近两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过去，我只听说过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怎么会有入党介绍人？并且，这个介绍人退党参加民盟后还被开除了？并且，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张申府最后变成了图书馆研究员？并且，他还健在！？
不可思议!
那天下午，我在政协机关的院子里终于见到了姗姗来迟、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我的两个同事小心翼翼地推扶着他。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鹤发童颜，神态安详。我急忙走上前去，帮着同事们推扶着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在他进办公室和老同志谈事之前，我怀着崇敬夹杂而又着几分疑惑的心情，特意和几个同事站在张申府身后与他拍照，合影留念。
下班回到家中，我向父亲说起了今天的“奇闻”，父亲听后淡淡地说了一句：“1937年底,我和张申府、沈钧儒、李公朴等几个人在汉口办过《全民周刊》。”
没想到，张申府还是我父亲张仲实的老同事。
我决心去拜访这个神秘的“介绍人”和这个“老同事”。打听到张申府年迈体弱，一般情况下常在家里，1984年5月的一天下午，几经周折，我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西侧的一条僻静的胡同里找到了张申府的家。
那时已是下午4时了。那是一个破损的北京老四合院，大门沿街敞开着，门上的漆皮大部分剥落。我向院子里探头看了看，院子里杂住着三四户人家，小院很静，静得有点悲凉。
我迟疑地站在院子大门前，心想这是张申府先生的家吗？
我鼓起勇气走进院内，连问了几声。北房住所的门口，走出来一位身穿花呢服的老太太，她招呼我走进屋内，看来，她是张申府夫人了。
走进屋内，我看到客厅正中的墙上，挂着直顶到天花板的一大幅国画，上面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寿星，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捧着一个硕大的仙桃。在画的侧面放着一排书柜，里面有一部分是泛黄的古线装书。
我正欣赏那幅国画时，张申府从里屋来到了客厅。
他穿一身黑色中山装，头发花白，精神蛮好，那双黑眼睛在塌陷的厚眼皮下来回地转动，显得有点儿神秘。倒是他那宽大的脸庞和厚嘴唇给人一种憨厚踏实的感觉。他个子较高，有点驼背，不戴眼镜，却有一副学者的气质。
我说明前些天在政协机关的院子里见过他，今天来此目的是想听听他对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有何看法，以做些采访报道。当然，我打探他那“传奇般”的经历是主要目的，不过不好明讲罢了。
张申府客气地请我就座，但他举止拘谨，好像不大会应酬人，又似乎躲着什么，他只是对我连声说“喝茶、喝茶”。如果我不开口，他是不会先说什么的，这倒使我有点不自然起来。
“听说您很早就认识周总理了？”寒暄了几句话后，我有意拿这句可能使他感兴趣的话题做引子。
果然，张申府眼睛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他呷了一口茶说：“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和周恩来认识的。当时是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改造联合’。周恩来代表天津‘觉悟社’，李大钊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那时期，李大钊和我正酝酿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听政协的同志说，您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
“是啊！”张申府兴致来了，他骄傲地叙说着自己的历史，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他非凡的青年时代。
“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大学的讲师，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还担任过《新青年》编委。那时李大钊、陈独秀是北大的教授，也是这两个刊物的负责人，胡适也是这两个刊物的编委，我和他们很熟。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陈独秀。1920年8月，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你和李大钊可以谈成立党的问题。9月中旬，我因罗素来华讲学专程去上海迎接他，在上海我就住在陈独秀家，我们两人就筹组党组织事宜多次交换意见。回京后李大钊和我就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我们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三个成员。”
“后来您去了法国？”我问他。
看到我全神贯注地在倾听他的讲话，张申府似乎很是惬意，侃侃而谈:“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几个人同船去法国。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被聘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教授去教逻辑学的。那时，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均已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委托我在法国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张申府说，周恩来是1920年12月去法国的。1921年1月，他在巴黎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紧接着，他和刘清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当时入党手续是：他和周谈话后，即写信向陈独秀报告。这年春天，他和刘清扬在巴黎结婚，由于周恩来和张申府夫妇在国内就相识，特别是周恩来与刘清扬同为天津“觉悟社”的战友，周恩来他乡遇故知，十分兴奋，常去他们住处，对各种问题进行热烈地讨论。
不久，由上海又来了两个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他们两人都是在上海入党并由陈独秀介绍来巴黎的。这样他们5个人（张、周、刘、赵、陈）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立后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张申府为编辑，周、赵撰稿。第二件事是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个组织在1923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是书记。
“那时您对周恩来是什么印象？”我问道。
张申府说，在法国他住在巴黎大学对面的一个旅馆里，常去大学听课，内容是数学、哲学、逻辑学，其余时间自己做功课。而周恩来在巴黎主要是搞革命活动。在张申府的记忆里，留法期间的周恩来，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工作勤奋，团结同志，在留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
张申府说：“1922年2月，我和周恩来、刘清扬一起坐火车去柏林，建立柏林支部。在德国期间，我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入党。朱德要求入党时，是我和他谈的话。当时朱德在国内已是颇有名气的将军，但他不远万里来到柏林追求进步，为人非常谦虚诚恳……”
说着，张申府起身从里屋拿出几张有点褪色的保存多年的相片给我看：
一张是1923年在德国柏林，4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赵光宸，站立在参天大树下的合影。
另一张也是在柏林，是张申府与朱德等七八个“柏林支部”同志的合影照。照片中的人物分成前后两排，张申府和前排的几个人相互面对面地坐着，都把脸整齐地一同侧向照相机，这种集体合影照颇有点味道，照片中的张申府戴着一副眼镜，眉清目秀，很斯文。
还有一张，那是1919年在国内，张申府和好友李大钊、梁漱溟、雷国能4人同游北京中山公园时的合影……
看着这几件“证物”，我感觉身上涌起阵阵热流，禁不住对张申府先生肃然起敬。
张申府告诉我，1922年底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时，其负责人是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张申府，下设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部。他还愤愤地说，旅欧少年共产党中的头头任卓宣（叶青，后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很坏，1923年在巴黎召开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把他给开除了，但是共产国际很快给他平反了。
张申府回忆说，1923年底，他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时，曾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赵世炎处住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听过那时声誉很高的联共（布）党内的理论家布哈林的演说，并见到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对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还见到了被孙中山派赴苏联的考察团团长蒋介石、副团长张太雷。蒋介石得知他在法国的活动后，对他十分客气。
“您还在苏联见过蒋介石？”我惊奇地问。
“是啊，是啊。”张申府一脸不屑回答我问题的样子。
张申府接着说，1924年春节，他回到北京，李大钊希望他去广州，说现在国共合作，广东正需要人，于是，他先到上海见陈独秀，陈和他彻夜长谈关于国内外的形势和国共合作等问题。
1924年2月他到达广州，受到国民党要人的热烈欢迎；并参与筹建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工作，因为他是当时从欧洲留学生中第一个回来的“左派”。在廖仲恺家里，廖要他推荐国外留学生中有才能的人，他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
张申府对我说，他开出的人名单中第一名是周恩来，他还要廖汇去回国的路费，因为周恩来等人在欧洲生活很拮据……
张申府还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我在广州身兼四职：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孙中山任命的；广州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还给蒋介石当德语翻译。”
谈到这时，张申府已不再拘谨，他眯起眼，也不看我，用手比画着，说到得意时，颇有点眉飞色舞、前俯后仰的样子。他纵情谈论着，陶醉在金色的回忆中。你想不到，90高龄的老人还有那种神态。
“您的这些经历真了不起！”我也被他的回忆感染了，打动了，我真诚地对张申府先生说，“许多青年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您应当好好整理整理。”
张申府听罢，斜视了我一眼，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我和毛泽东相识也很早了。”
我一怔，怎么，还有毛泽东？心想，五四运动时期，张申府和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委，他又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到欧洲后还成为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又与蒋介石、廖仲恺共事来往，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现代史上两大政治对立集团的领袖人物，都和眼前的这位图书馆研究员共事交往过，张申府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人生履历真令人惊诧。
张申府接着对我说，1917年至1920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编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他和毛泽东是那时相识的。当时25岁的毛泽东，每月工资才8元，他的工作是管理“日报阅览室”，也就是第二阅览室，有时还要做些杂务，如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整理书刊报纸等。毛泽东做图书馆助理员是从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
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时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张申府说，毛泽东不忘旧交，他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8年秋天，毛泽东把刚写成不久的名著《论持久战》寄送给他，当时张申府在汉口工作。 我看到张申府拿出当年毛泽东寄给他的一本尚未装订的，用几张大印刷纸折叠成册的《论持久战》，繁体字，竖排版。书的封面注明“1938年，解放出版社出版”。书里还夹着一封毛泽东给张申府的信，现根据我当时的笔记抄录如下：
申府先生：
英勇抗战已历周年，全国军民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历战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实系于兹，惟如何取得胜利各方持论未尽从同……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无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
致民族解放之敬礼！
毛泽东
8月1日于延安
新中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告诉张申府，一次闲谈，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张申府侃侃而谈，他那愉悦的心情也感染了我。这时，我的脑海里却闪出一个问号。
“听说，您后来退党了？”我脱口而出，话音未落就自觉失言。
“哦……”张申府迟疑地应了一声，他低头用力吮了一口茶，没有回答我。
这个问题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很尴尬，后悔不该那样冒失地提问，大概老年人感到最难回答的，正是那些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天真青年提出的问题。
我假装环视室内的书画，寻思找个话题岔开……
这时张申府带着某种权威的口吻对我说道：
“那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是摆老资格？是书生意气？还是政见分歧？张申府这“一甩手走了”就走出党组织58年，再没回来。
“唉！”张申府叹口气，摇摇头说，“以后赵世炎见到我向我提过两次，说希望我回到党内来，可我一直没回去。”
“那您后来做些什么事情？”我问他。
“主要是教书，我在广州时是大学教授，后来又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做教授，一面教书、一面写些文章，主要是哲学方面的，也搞点翻译。”
“您的外语很好。”我说。
“还可以吧。”张申府惬意地笑了，“英文、德文、法文好一些。”
这时，张申府向我大谈罗素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言谈中他毫不掩饰对罗素的敬仰和崇拜，他说他在这些大学授课，一大重点就是讲述罗素的思想。
“抗战爆发后，我先是在武汉，后来在重庆……”
“以后周恩来和您还有联系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张申府连声说，“周恩来没有忘记我。我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清华大学解聘了我的教授职务，生活无着落。1938年我去武汉做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时，生活仍然紧张，工作经费也有困难。当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有意照顾我，还给我写了信。”
说完，他怕我不相信似的，竟自走到里屋摸索着拿出那封保存多年的信，现照录如下：
申府吾兄：
你呈部长(陈诚)两信，均经批回，其要点为：
一、每月所需经费，由渝经理分处按月照规定支付；
二、迁移费发五百元；
三、张委员至各处一行，旅费照发。
根据此批，我已令总厅会计室照办。经费自7月份起，月发一千元，在此处领七八两月共二千元，以后到渝按月领，请向总务厅直接接洽。迁移费亦照领。旅费俟兄规定行程后再领。
此复，即致
敬礼！周恩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
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38年8月24日。
看完这封信，张申府对我说，1942年7月中旬，周的父亲在重庆病逝，他去吊唁。时隔不久，周恩来特意给他写信致意。接着，张申府又拿出周恩来的一封信给我看：
申府先生道右：
哀启者，先严弃养，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或劳玉趾，或辱瑶函，或赐挽章，或颂刍束，悼死慰生，无任铭刻。惟来以卧病之后，复当大事，心痛体弱，致未能一一登门踵谢，用答隆谊。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请恕失礼。哀此奉复，诸维矜察，并颂
道安！不一。
棘人 周恩来 邓颖超 哀 启
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22页）
张申府还告诉我，1940年在重庆，一次蒋介石召见国民参政会的部分参政员，蒋在会上大骂他“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不久，他的参政员被除名，接着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也被取消，薪金没有了。生活拮据，日趋困难，就在这时，周恩来出面让他在《新华日报》上办了一个《科学专页》副刊，每月送给他50块钱，以接济生活。
以后，周恩来又托徐冰给他送来延安产的一条毛毯和一件毛衣。 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上，张申府又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知道他长期研究罗素哲学，谈话中，周恩来高兴地对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又要来中国讲学了……
张申府感慨地说：“周总理没有忘记我……”他慢慢说道，“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3年章士钊的追悼会，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好说话，他托罗青长过来问候我。”
想到多年来张申府已淡出公众的视野，我想起了“声明”的事，不禁问道：“听说您建国前在民盟时有个什么‘声明’吧？”
我尽力不动声色，想说的含糊点，不能再失言了，不能刺激张申府，但是好奇心又使我不得不“打破沙锅问到底”。
“唔！”张申府局促不安地缩回拿茶杯的手，面露赧颜，他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那是我一时弄岔了，过去的事了……喝茶……”他脸上一副凝重而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明白，这个问题要就此打住。
“您这样高寿，很懂养生之道吧，生活规律，锻炼身体？”我这样对他说，想借此摆脱我陷入的窘境。
“谈不上什么养生之道。”张申府说，“我不大锻炼身体，就是公园也很少去。我最大的嗜好是读书，每天还要看6份报纸。要说养生之道，我看就是凡事要豁达些……”
在张申府超然自得的言谈中，我却感到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几分伤感。
“建国后，您还继续学术研究吧？”我说。
“是啊！”张申府宽慰地说，“我的工作，还有住房都是周总理安排的。我生活很安定，一直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做些翻译和研究工作，但是30年来我没有发表过文章……”
“平时除了看望梁漱溟等一两个老熟人外，一般我不出门。图书馆的领导对我很好，‘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没受什么冲击，大概是‘四人帮’看我挺本分，就不理我了。”
“您和梁漱溟很熟？”我问。
张申府说：“这些年，和我来往比较多的人就是梁漱溟。”
这时，张申府的老伴又一次进到客厅给我们两人倒茶，她说这些年来，张申府最好的朋友就是梁漱溟，他们两人谈得来，每年他们都要见面几次，前几个月，也就是这年春节他们还见面长谈了一次。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申府喉咙哽塞地说：“我还可以，就是刘清扬遭大罪了！”
说这话时，淡淡相思写在张申府的脸上，我知道刘清扬是他早年的战友、伴侣，后来分开了，就请他多说两句。
“唉，”张申府叹口气说，“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和周总理很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把她关押了八九年，在监狱里搓煤球进行劳动改造……1979年刘清扬得到平反，我在她灵前做了一副挽联：‘生离死别千秋遗憾，志同道合万世一心’。”
这副挽联反映了张申府对刘清扬的眷恋和他内心的伤痛。看着张申府喟然而叹的样子，我不敢问他和刘清扬分手的原因，也不敢再提他的“右派”问题了。
这时，张申府静静地凝视着窗外。窗外，阳光已渐渐地逝去，在暗沉的暮色中，我望着他的额头、鬓角，端详着岁月留在那上面的痕迹……
沉思了一会儿，张申府对我说：现在国泰民安，形势大好，只是我体弱多病，不便参加会议，也无精力看许多会议文件了……
临别前，我拿出相机，说希望给他和夫人拍个纪念照，张申府高兴地叫老伴坐到他身边，由我拍了几张彩照。自然，我也免不了请他的夫人给我和张申府拍几张纪念照。
看到他咳嗽的样子，大概是累了，我们已谈了两个多小时，也到了他家吃晚饭的时间，我便向他告辞。张申府起身送我，蹒跚地走到门槛前，还说了句客气话：
“走好啊……”
告辞张申府出来后，我走在他家那条僻静的胡同里，行人稀少，天空已有不少眨眼的小星星，路灯把街边的树木变成奇形怪状的图案洒在路面上，晚风迎面吹来还有些寒意。人生际遇的感慨悄然袭上心头：人生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当年在欧洲有同样的追求，同样的信仰，同样的行动的几个热血青年，张申府、周恩来、朱德，30年后，其中一个成为几亿人口大国的开国总理，闻名世界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另一个则是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元帅，声名赫赫的开国元勋；而那位在北大图书馆和张申府一同工作过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洪亮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震动了全世界。
张申府先生呢，这些巨人的老同事、老熟人，却在北京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守着一堆泛黄的古线装书。张申府何以如此衰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