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保育钧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前会长
马立诚 《人民日报》评论部原主任编辑，政论家，曾出版《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今年要继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努力实现新的突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各界共议国是，在具体的议题之上，我们更关注对整体“改革”走势的判断———关键性的改革是否得到推进，改革的新争议有哪些，改革的重心是什么？
我们邀请长期关注改革并一直为改革鼓与呼的保育钧、马立诚先生，进行一次有关改革的对话，以求厘清纷杂，为改革助力。
改革之争 防止改革异化
马立诚：春节期间，我跟一些朋友见面聊天，碰撞出了一个词“豪门”经济。
前一段时间有经济学家概括我们的经济是“政府经济”，因为地方政府变成了生产性政府，极深地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去，甚至与民争利。如果切中要害地讲，中国现在的经济现实概括为“豪门”经济更准确一些。豪门这个词来自魏晋南北朝，当时有一个门阀制度，你只要是利益集团的人、世家大族的人，你就有权力，能垄断。
今天的“豪门”主体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一部分政府官员，手里掌控着配置权。
保育钧：“豪门”这个词太刺激了。你的本意应当是指权力配置资源。你讲的“豪门”实际上是比喻配置资源的权力部门。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说改革被异化，就是权力配置资源取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现象复活了，如果是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配置资源，那就更是倒退了。
马立诚：对，尤其是对金融、土地的配置权。
还有一个“豪门”是国企巨无霸，它们是四个字：“垄断通吃”。
比如，第一，在很多行业中，私企不能进入，国企就利用垄断地位，把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把消费者剩余变成垄断利润。电信高收费，油品高价格，食盐加价都是直接取之于民，而不是惠顾于民。第二，国企占有大量土地，谁交过地租？国企占用频道资源，谁交过频道占用费？国企占用大量矿产资源，所交的资源税微乎其微。据测算，仅资源要素租金一项，每年就白得一万亿元，超过国企全部利润。这是用老百姓的血汗养了一个豪门经济，成为国企高管贪污腐败的资财。第三，政府给国企注资和大量补贴，两大石油公司前两年因为油价上涨亏损，财政补贴100多亿元。私企能有这样的待遇吗？
第三个是令老百姓痛恨不已的黑恶势力。这次重庆打黑，就揭露出这种黑恶势力。从报道看，重庆黑恶势力掌控重庆市一些食品的批发和销售，掌握娱乐业，还掌握着交通运输业相当大一部分。
以上三个方面是联在一起的。
“豪门”经济 权力太强势
马立诚：现在谈改革似乎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改革在一些老百姓那儿几乎成了一个负面的词，为什么？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改革被异化了，成了庸俗化的东西。
比如，有的部门把多收费当改革，有的部门甚至把违法拆迁叫改革，改革在有些人眼里可以是一种发财的工具，可以是人事斗争的武器，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那里变成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
保育钧：的确，改革应当是一个神圣的词语。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30年的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可是近些年改革的力度有所削弱，甚至被异化了。有一些人假改革之名，行营私之实。有些人把改革当做口号，缺乏真正能够触动不合理体制的实际动作。
比如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家都在讲，但问题是，说了半天，发展方式究竟是指的什么还没有形成共识。转变发展方式，说到底，就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如不抓住这个要害，光说大而无当的空话，不触动现行不合理的体制，深层次问题解决不了，就会贻误了改革的时机。
再比如，2008年到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不得已采取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包括财政投资、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必要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要看到，这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不应是常态。现在的危险在于，一些人据此认为市场取向的改革失败了，美欧都不行了，还得靠政府强势的干预，靠政府权力配置资源。这些人不知道，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任由华尔街贪得无厌的结果。
如果不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不改变政府权力配置资源的模式，经济发展方式是很难转变过来的。
马立诚：我们应该大声疾呼真正的改革，为改革正名。改革是中国唯一的前途。
社会影响 民营资本被挤出
马立诚：我再说说它的危害。去年9.59万亿新增贷款，据经济学家统计，有21%流到房地产市场上去了。为什么在中央调控房地产政策情况下，却抑制不了“地王”？就是一些大国企出面拿地，它钱太多了。
可是，中国目前需要创造就业机会，不管是下岗工人、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今年大学毕业生又来了630万，累计前面的求职大专毕业生近1000万。9万多亿的新增贷款，其中的21%如果不流入房市，那么就可以创造出至少1000万个职位。但它流入房市干什么？就是炒地盘，炒楼市，获暴利，当然还有一部分跑到股市里。
保育钧：房地产中的问题，是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三位一体的结果。房地产问题应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少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这说明房改被异化了。央企不该炒地皮，不该在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
马立诚：现在由于国企是这样的强势垄断，结果我们看到中国的500强前50名几乎清一色是央企。
而另一方面，民营资本被挤出，目前中国电力民营资本占13%，电脑软件占7.8%，交通运输邮政占7.5%，水利环境等设施占6.6%，至于金融、石油、电信、铁路民营资本在4%以下，这是非常可怜的。
一些地方跑项目，过去是跑计委，后来跑发改委，现在跑央企，跑央企干什么？就是把央企拉到他那去投资。一是因为央企有钱，二是央企在那个地方立的项目不容易被砍掉，这也体现央企垄断地位和利益集团的地位。
保育钧：地方招央企，看中的是央企的资源。据媒体披露，安徽省招央企最多。还有江苏苏州，最近到北京来找央企签单600多亿。
这种现象说明央企占的资源太多了，不能责怪地方政府，问题出在资源配置方式上。
马立诚：最大危害是剥夺普通人的机会。我们看看“80后”、蚁族，农村孩子读书是倾家荡产，找不到工作就收不回来投资，年龄一天天大，房买不了，如果面临这种局面的话，它就是对中国长治久安和稳定的一个极大的威胁。
五大改革 坚持市场化方向
保育钧：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讲发展方式的转变，一连讲了50个加快，可见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我觉得，转变发展方式，要靠改革推动，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前提。只有加快改革，才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当下，我认为5大改革应该尽快推动。
第一，财政体制改革。为什么内需启动不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体制不合理、不科学、不统一、不透明。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的增速都超过GDP的增速，以2009年为例，GDP增速是8.7％，财政收入增速是11.7%，达6.8万多亿，加上土地收入和其他预算外收入实际上超过10万亿，差不多占GDP的三分之一，这种比例是不是合理？值得研究。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的比重低，二次分配中政府占的比重高，内需怎么启动？
2007年离开全国政协之前，我专门写了一个书面发言，提出加快财政体制透明化改革。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财政收支就该透明。过去，每次两会期间，报告财政预算情况，头天晚上才发下那个表格，第二天就得收回去，看也看不明白。而国外的议会，80%以上时间是讨论预算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抄国外的做法，但总得透明公开，让人大代表看得明白，能充分发表意见，才能使财政收支做到科学合理。
第二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国有企业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好像成功了，其实还远远没到位，甚至有些国有企业比改革之前更坏，为什么？改革之前的国有企业是政企不分，政府还管着呢，现在的国有企业政企分开了，它是独立法人，垄断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无边界地扩张，与民争利；过去国家统一工资，现在国企有了自主权，给自己定高工资，拿几百万、上千万工资。除工资之外，职务消费是工资收入的好多倍。这些企业体现不出国有，实际上是内部人控制的“官有”。
国企改革要搞清楚，国有企业究竟应当干什么？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搞好国企的战略布局，才能真正实现产权多元化和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讲的很好，要加快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多层次、多种经济形式、结构合理、运行安全的金融体系。但到现在为止，这个体系还没有实现。我们的银行除了政府办就是外国人办，老百姓办限制很严，民间资本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另一方面，银行的资产膨胀得很快，但是把老百姓的钱拿过来，只许我经营，不许你经营，吃存贷款利差息，练不出真本事。没有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健全金融体系，没有大量中小银行参与竞争，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难就很难解决。
第四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里人毕竟还有块房产，买了房子有产权证可以到银行抵押贷款，而农民却不同。第一房子不能抵押，第二承包的土地多数地方不承认产权，到银行抵押人家也不认。应该让农民真正有自己的产权，尽快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抵押，住宅、宅基地都能够流转。现在讲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这应该包括农民在内。
第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政府除了为人民服务之外，不应有自身的特权利益。但现在，第一，权力配置各种资源，包括有形的资源和无形资源现象依然十分普遍，审批权、核准权，被一些部门变成配置权，各地不得不“跑部钱进”；第二，地方政府成了发展地方经济的主体，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政府办企业，跑项目，上企业，忙得不亦乐乎，而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强社会建设方面却很少下工夫，一些地方官员无限制地干预微观经济，给企业增加不少负担。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有一节谈政府自身的改革，提出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希望这方面真正有所进展。
总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改革为前提，以市场化的、法治化的改革为前提。
本报记者 赵继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