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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民生调查

2009-12-29 作者: 上传人:

来源:新华网

编者按: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近年来,中央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党中央更是强调,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并将“保民生”列为全年工作重点之一。2009年即将过去,中央一系列保民生的政策措施落实得怎样?普通群众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就业和收入等问题解决得如何?基层群众还有哪些期盼?新华网记者组成6个小分队,分别围绕以上6大民生问题,深入农村、学校、社区、厂矿,进行密集调研,从今天起连续6天推出“2009中国民生调查”系列报道,每天围绕一个主题,播发一组文字、图片稿件,从不同侧面反映民生现状和公众心声。

我想有个家――2009普通群众住房扫描

    “房子”不知导演了多少出中国百姓的悲喜剧。(资料图片)

    新华网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 杜宇、朱立毅、崔清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拥有一套住房等于有了一个能遮风蔽雨的家。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党和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努力让更多低收入群体实现自己的安居梦。

    岁末,新华社记者分赴东、中、西部不同地区,来到普通百姓身边,记录政府的所做所为,聆听百姓的所喜所盼。

    2009:改变居住条件 生活更有尊严

    在贵阳蛮坡廉租房小区,46岁的张永秀一家三口住的是一套37平米两室一厅的房子。屋内铺设了洁白的地瓷砖,厨房和洗手间也干净简洁,整个房屋和城市一般住户并无二致,甚至更加干净鲜亮。

    张永秀一家曾经挤在一间19平米的房子里。如今,看着新房,她打心眼里高兴:“我现在住的是天堂,你看,通水通电通有线电视。”

    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0月,贵阳市纳入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有10520户。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低收入者不仅需要居住权,也需要居住的尊严,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

    在重庆市华福家园廉租房项目,记者看到,仅仅46平方米的有限空间,被巧妙地设计成两室一厅,而且户型分布十分合理,完全能满足三口之家的居住需求。

    一些城市的黄金地段,一向被认为是高收入阶层购房置业的乐园,如今一些保障性住房也被安排在城市中心区。

    《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明确要求,廉租住房项目要合理布局,尽可能布置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为齐全的区域,同步做好小区内外市政配套设施建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给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南昌西湖区廉租房的选址进行了变更,从水厂路以北、桃花路以西的地块调整到青源路以北、西桃花河以西的朝阳新区地块。

   南昌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副主任刘民说:“新址是西湖区最好的地块。考虑到原来的地块周边环境较差,用地不规整,周边配套设施不完善,为真正改善低收入群众居住环境,西湖区区委、区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和实地勘察,最后决定调整项目选址。”

    南昌西湖区低保户龚赣根指着正在建设中的楼房说:“我正在申请这里的新房子。从政府公布的规划可以看出这个位置很有发展潜力。”

    有了住房保障,低收入群体也增强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记者走进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的摆贡寨,看到经过危房改造的村寨,用青石板铺成的道路宽敞平整,蜿蜒而上;路边铺设的污水管道直接通向山下污水池进行统一净化处理。

    村民黄继祥在外打工已经十几年,现在打算回来发展。他说:“政府出钱把村子整治得这么好,我们就响应政府号召办‘农家乐’,我家楼上的房子就是打算将来让客人住。有了政府的帮助,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相信生活会更好。” 

    2009:政府投入最多 建设规模最大

    上海虹口区玉田路311弄的“外来媳妇”周永芬,一家三口曾和婆婆、嫂嫂、侄子共6人居住在一套面积33平方米的老公房里。丈夫每月在工程装修队赚的1000多元钱,一度是家里全部的经济来源。

    后来,她家拿到了低保和每月620元的廉租房补贴。家里人商量后,嫂子一家拿房贴在附近租房。周永芬说:“这样一来,嫂子和我们的‘蜗居’状况就都缓解了。”

    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0月底,上海市廉租房受益家庭累计已达6万户,与2006年同期相比增长约1.8倍。

    “今年是保障性住房投资最多、建设规模最大的一年。”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近期举行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说。

    2009年尽管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财政收入一度下滑,中央投入493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较上年增长了171%,地方政府也加大了投资力度。

    刘民说:“今年我市廉租房建设获得中央、省政府等上级补助配套资金共1.19亿元,市、县配套资金1.17亿元。到11月底,大部分县、区廉租住房项目都比规定的时间节点提前1个月封顶。”

   南昌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副主任刘民说:“新址是西湖区最好的地块。考虑到原来的地块周边环境较差,用地不规整,周边配套设施不完善,为真正改善低收入群众居住环境,西湖区区委、区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和实地勘察,最后决定调整项目选址。”

    南昌西湖区低保户龚赣根指着正在建设中的楼房说:“我正在申请这里的新房子。从政府公布的规划可以看出这个位置很有发展潜力。”

    有了住房保障,低收入群体也增强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记者走进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的摆贡寨,看到经过危房改造的村寨,用青石板铺成的道路宽敞平整,蜿蜒而上;路边铺设的污水管道直接通向山下污水池进行统一净化处理。

    村民黄继祥在外打工已经十几年,现在打算回来发展。他说:“政府出钱把村子整治得这么好,我们就响应政府号召办‘农家乐’,我家楼上的房子就是打算将来让客人住。有了政府的帮助,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相信生活会更好。” 

    2009:政府投入最多 建设规模最大

    上海虹口区玉田路311弄的“外来媳妇”周永芬,一家三口曾和婆婆、嫂嫂、侄子共6人居住在一套面积33平方米的老公房里。丈夫每月在工程装修队赚的1000多元钱,一度是家里全部的经济来源。

    后来,她家拿到了低保和每月620元的廉租房补贴。家里人商量后,嫂子一家拿房贴在附近租房。周永芬说:“这样一来,嫂子和我们的‘蜗居’状况就都缓解了。”

    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0月底,上海市廉租房受益家庭累计已达6万户,与2006年同期相比增长约1.8倍。

    “今年是保障性住房投资最多、建设规模最大的一年。”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近期举行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说。

    2009年尽管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财政收入一度下滑,中央投入493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较上年增长了171%,地方政府也加大了投资力度。

    刘民说:“今年我市廉租房建设获得中央、省政府等上级补助配套资金共1.19亿元,市、县配套资金1.17亿元。到11月底,大部分县、区廉租住房项目都比规定的时间节点提前1个月封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确保保障性住房的公平分配,一些城市不断完善审核手段。

    上海市建立了家庭收入核对中心,探索金融、证券、工商、税务、保险、住房公积金、产权管理等信息资源共享。

    针对“六连号”事件,武汉修订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将公示地点扩大到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和现工作单位,并增加复核程序。

    为了保证住宅工程质量,北京市成立了市区两级保障房工程监督组,建立起了质量监控体系,根据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实施检查和监督抽测。

    一些城市还从立法层面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今年6月1日《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目前厦门已经基本形成层面较全、覆盖较广的住房保障体系。

    此外,针对房价高,中低收入家庭支配能力不足和外来人口多的特点,北京、青岛等城市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住有所居,既是百姓心声,也是政府承诺。人们期盼百姓心声与政府意志在新的一年能够得到更好呼应。(参与采写:李美娟、叶锋、彭勇、石新荣、马俊)

好上学?上学好?上好学?——中国教育在追问中
“破冰”前行

    这是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王下中心小学的学生 新华社记者 郑玮娜摄

   新华网北京12月23日电(吴晶 吴晶晶 赵超)2009年,一直备受关注而且饱受争议的中国教育在百姓的追问中“破冰”前行。

    从钱学森对“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杰出人才”的思考,到11位教授联名致信教育部部长,再到社会各界对教育规划纲要的热烈讨论,中国教育在聆听理性和智慧的声音,瞄准改革“深水区”,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破冰”前行。

    好上学:新任教育部部长列出义务教育均衡“时间表”

    家住成都市青羊区的小学生小磊周末要上各种补习班。在他眼中,上学成了“一件糟糕的事”。而对于她母亲邹女士而言,补课是为了让孩子挤进好学校。但其中的负担和艰辛,一言难尽。

    上学的烦恼并不是邹女士一家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学难、上学贵”成为中国千万个家庭的共同抱怨。近年来,由于择校而导致的乱收费、有偿家教、奥数补习、钢琴考级等现象已成为民众强烈要求破除的教育痼疾。

    “当前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择校热’,是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直接反映,必须下大力气尽快解决。”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经验交流会上,国务委员刘延东一语道出了教育改革面临的难题,显示着党和政府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

    2009年,直面百姓的追问,教育改革不断释放着“不破不立”的积极信号:

    ——继长春、重庆、徐州等地“喊停”奥数培训后,成都又出台5条封杀奥数的“禁令”,包括不再举办奥数学科培训和竞赛、禁止将奥数成绩和“小升初”挂钩等;

    ——11月,备受争议的《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获得山东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在职教师不得从事各种有偿补习活动”被正式写入条例;

    ——包括北京市在内的不少内地城市从明年开始将取消普通高中借读费、根治“择校热”……

    2009年10月底,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上任伊始,提出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并且提出“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

    虽然依旧是阻力重重,但改革的“路线图”在各地的探索实践中日渐明晰:在四川成都,以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为重大工程的城乡教育一体化模式正在形成;在浙江杭州,“名校+新校”“名校+弱校”的优质教育发展之路正在拓宽;在安徽铜陵,“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的均衡教育正在实现……

    通过加大财政投入、重点扶持弱校、推动学区化建设、建立教师流动机制等手段,政府“办好每一所学校”的承诺正在变为现实,“好上学”不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2008年1月20日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的王下中心小学学生在上课 新华社记者 程春香摄

    上学好:面向人人的素质教育体系轮廓初显

    记者日前在山东章丘四中采访时发现,很多学生并不会因为哪一门主科成绩不好而感到焦虑。在实施新课改后的高中课程里,他们可以选择“创新课程”、社团活动等,展示自己的才华。一旦表现突出,还可以记入综合素质评价,成为今后高考录取的参考内容。

    章丘四中的新课程改革只是我国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的一个缩影。2009年,作为素质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宣告了它的历史性突破。这项改革已在义务教育阶段全线铺开,在高中阶段推广至全国25个省(区、市),接近尾声。

    在全国各地,以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为特征的课堂模式正在建立;以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兴趣和热情的多元化教育理念逐步推广;人手一册的“成长记录”使人才评价的焦点从仅仅关注分数转向全面发展……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只有每个孩子都感到上学好,教育才能让人民满意。而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适合每个人的教育。”

    但是,高考传导的升学压力依然阻碍着素质教育的实施。一些学校的校长偷偷使用“两套教材”:一套应付检查、一套为了考试;一些高中由于重视程度不足和教师水平等问题,选修课程形同虚设……不建立起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就难以解决素质教育的困局。

    2009年,作为高考最核心、最敏感的改革内容,评价制度迎来历史性突破:全国11个省份开始课改后的“新”高考,引入“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的新模式。山东临沂师范学院对12名考分上线而综合素质评价低又不服从志愿调剂的考生实行退档处理。高考第一次摒弃了“唯分数论”的选拔原则。

    虽然除山东以外的其他10个省份依然没有实现高考与综合素质评价的“硬挂钩”,虽然北京大学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否实现了“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初衷仍有待观察,但是高考改革正逐步告别“一考定终身”的时代,并在向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方向靠拢。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民族中学的学生在电教室上课 新华社记者 郑玮娜摄

    上好学:中国教育从新的起点“再出发”

    今年1月7日,中国政府网上登出的一条消息宣告着一项重大改革的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启动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工作。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也是指导未来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强调这是本届政府必须做好的一件大事。”这是政府对民众呼吁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回应。

    短短一个多月内,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意见建议210多万条。如何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如何减轻中小学生负担?高中要不要取消文理分科?……长期以来热议不断的话题一一被纳入纲要的研究范畴,列入政府的工作议程。

    今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听课时一语道破初衷——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中,各地教育领域的重大举措不断出台:上海市教委通过政府买单、委托民办教育机构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广西柳州市投入3000多万元,为近10万名贫困学生送去“免费午餐”;江苏省从2010年起,为所有残疾学生提供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正在以创新的思路,满足民众最迫切的需求。

    时值寒冬,又一项温暖民生的国家教育政策正在稳步推进——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中的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将逐步免除学费。这是继全国城乡中小学生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后,又一项覆盖广泛、受益面广的民生政策。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对“上好学”有了新的愿景:每一位公民都能迈进理想的学校,享受温暖的教育;每一个人都能发现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擅长什么……好上学?上好学?上学好?人民对教育的追问,永不会停止。

一粒药片的2009——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追踪

    一粒小药片很轻,滚落在地,甚至听不到声音。

    一粒小药片又很重,承载着企业、医院、药店以及无数患者健康的希望。

    一项有关药物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启动实施会给这些利益攸关方带来怎样的忧喜与牵连?2009年底,记者试图循着药片的流通轨迹寻找答案。

    患者:对药品降价“没感觉”

    每天早饭后一片“降压0号”,这已成为61岁的张福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

    “降压0号”的通用名是复方利血平氨苯喋啶片。在今年8月卫生部公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它位列其中;10月份,发展改革委公布其零售指导价,30片一盒的最高售价为28.8元。

    张福欣每个月都要去家附近的北京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药。他没有感觉到这些年药品价格有明显变化。“社区医院本来就便宜,一盒药20多元。”他告诉记者,大医院看病贵,开进口药的多。同是降压药,国产药一片不到1元钱,而进口药一片就要5元。

    医院:药品限价“有得有失”

    在张福欣看来不明显的降价,对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韩铮铮来说,却是一笔明显的损失。

    按照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要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而且要零差率销售;药品实行集中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北京市2006年底对此先期进行了探索。

    韩铮铮告诉记者,2006年前社区医院一盒复方利血平氨苯喋啶片卖28元,2009年卖22.14元。每位患者每年能节约的钱可能不多,但整个社区有高血压患者2400多人,仅这一种药,社区医院就要减少10多万元的收入。她说,以前所有药品销售能给社区医院带来约25%的利润,零差率以后利润空间是零。

    “有失有得。”韩铮铮说,以前医院生存压力大,要想办法多卖药。现在药品实施零差率,社区医院所有必要经费都由财政统一支付,医护人员个人利益与病人间的利益链被切断,挣一元、两元对医生都一样。这样医生就不用费心卖药了,而是把心思集中在为患者精心诊治上。

    基本药物实行集中招标采购、统一配送,从某种方面,也减轻了社区医院的负担。现在医院药品储存量很少,需要的话24小时内基本能配送到位,不仅可以防止药品积压、过期,而且减少了运行成本。

    对韩铮铮而言,还少了一种困扰,那就是摆脱了医药代表的骚扰以及医生拿回扣的管理烦恼。她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更好更多地服务居民,以尽可能多地从政府那里赚取业务收入。

    对此张福欣有着切身感受。他说,社区医院服务有很大进步,大夫认真,态度也好,见面就会问候,“大爷大妈先坐,马上给您看”等话语让人感到温暖。“现在拿药一般不上大医院,药店也不太去了。”

    社区医院的便宜加便利,极大地“吸引”病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门诊量从2005年的280人次增加到2009年的约800人次。

    零售药店:医院药品降价带来“忧虑与压力”

    如果说基本药物制度带给基层医院的影响是“有得有失”的平衡,那么它带给零售药店的影响则几乎是“一面倒”:忧虑与压力,竞争优势被挤压。

    记者在北京走访了全新、京卫、金象等大药店,复方利血平氨苯喋啶片的价格大部分是28.8元,这正是国家公布的价格上限。只有一家平价药店挂价22.8元,和社区医院比这也没有优势。

    金象大药房董事长徐军说,药店的药价肯定要把经营成本考虑进去。社区医院有政府补贴,药店不可能和医院拉齐价格。

    记者采访发现,这次基本药物调价后,一些药店出现了个别药品进价高于调价后售价的“批零倒挂”,药店只好将此类药品“下架”。徐军说,这是因为基本药物价格只规定药品的通用名,不分厂家,但各厂家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是不一样的。

    “社区医院零差率售药,对一些医保定点的药店影响不大,但对非定点药房有影响。”徐军说,毕竟长期使用国家基本药物的人群也是对价格相对敏感的人群,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郊区。他认为,未来在国家基本药物方面,药店的盈利空间会越来越小,药店经营非药品类商品将是一个趋势,如药妆店等。

    医药代表: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在基本药物制度中,零售药店并不孤独,受到挤压的还有各层级的医药代理。

    来自河南的医药代表贾先生说,药品集中招标后,虽然不用和医院打交道,但要和负责招标的人打交道,还是要把一部分的利润拿出来。而国家又规定了基本药物价格上限,那么只能是医药代理的利润减少。“我们现在对国家基本药物兴趣不大,大家都爱做新特药。”他说。

    无论医药代理是主动“抽身”,还是被挤压“出局”,对基本药物生产企业来说,都意味着自己要更多地承担投标的责任。

    药企:低调应对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卫生局药品招标委员会专家的韩铮铮告诉记者,最近西城区正在进行新一年的基本药物招投标,企业要重新报价和竞标。

    “既要有价格优势确保中标,又要尽可能盈利,其间的分寸很微妙,难以把握。企业对一粒药片的成本控制及其投标底价都是机密,因此企业都很低调。”韩铮铮说,在基本药物制度下,是否中标对企业而言生死攸关。中标意味着稳定的销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降价的影响。

    韩铮铮的这一说法得到了事实的印证。记者联系了多家国内药厂采访,都被以业务繁忙为由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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