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按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宋庆龄清晨总要坐在床上收听新闻。尽管早就知道周恩来病危，但当挚友长逝的消息真真切切传来的时候，宋庆龄仍然失去了控制，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10日下午，宋庆龄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她来到医院简陋的告别室，强忍悲痛最后一次端详着已经十分消瘦、苍老的周恩来。
告别后，宋庆龄回到家，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心情本来就很差，听到指责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
宋庆龄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因此，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给她造谣，但对她的个人行为却无法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对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也是对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争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之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对中国政界心灰意冷。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养老，她便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1月27日起飞。
1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回上海，这次离开北京，宋庆龄做好了切断和北京一切联系的准备。1月27日，她要求秘书张珏以住宅秘书室的名义分别发函给全国人大、新华社、《中国建设》杂志社、北京地安门邮局和上海徐汇区邮局。函件很简短：
密：
人大常务委员会：
从今天起给宋副委员长的文件、信件，请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
对于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的宋庆龄，这种举动是异乎寻常的。
二
1月27日是宋庆龄的83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带着满心的愤懑离开了北京。
以后的5个多月中，宋庆龄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唏嘘长叹。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不带行李，拒绝回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饭店1435房间。当天下午，她就到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14日，她从北京饭店直接到南苑机场，乘专机回上海。
宋庆龄悲凉的心情无法排遣。18日，她写信给廖梦醒：“参加完我们敬爱的领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礼之后我又回来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爱抛头露面的。朱德同志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却如此低调。他得到每一个人的爱戴。在我们最敬爱的总理同志逝世不久，我们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9月1日，她将几个月来整理出的文物装了一面包车，由两位秘书护送到上海市博物馆。9日，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7031房间。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她已经站立不住，斜靠在搀扶着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终不得不要了一把椅子，成为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国庆节前夕，宋庆龄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十一”一过，宋庆龄就要杜述周马上安排回上海。10月8日，宋庆龄和随从人员乘车来到南苑机场，专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在宋庆龄走向飞机舷梯时，突然接到停飞的命令。这种情况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大家都十分惊愕。过了一段时间，又通知可以起飞了。宋庆龄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登机回到了上海。对这一突然变化的内幕，她毫不知情。
三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这个消息被中央严密封锁。8日，“四人帮”上海老巢的死党们刚刚得到用暗语传递来的消息。中午他们召开会议，决定抓紧部署发动武装暴乱。而正在这个时候，宋庆龄要返回上海。这位著名的“总理帮”的安全有没有保证？如果临时取消飞行，会不会引起“上海帮”的怀疑？这肯定是需要考虑的。
宋庆龄平安回到上海。但很遗憾，她没有听到在北京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发布”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统治一直维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学生冲破阻力，高呼口号上街游行。一位服务人员慌慌张张地跑来向宋庆龄报告：“街上有人喊反动口号！”宋庆龄问：“喊的是什么？” “是说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宋庆龄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赶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来了，说：“是打倒‘四人帮’！”
宋庆龄舒心地笑了。“四人帮”的结局她早就估计到了，只是没有料到，这个“时机”会来得这样快！
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专程来到上海，敦请宋庆龄回京参加会议。
30日，宋庆龄乘专机回京，入住北京饭店。当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月8日，她再次飞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的建议，回到北京后海寓所，开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职责。
历时一年多的辞职风波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