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经营报
“新政”一词，产生于面临经济大萧条的美国罗斯福时代，并以罗斯福提振人心的著名“炉边谈话”为概念起点，多含有“临危受命，锐意变革，开创未来”之含义。现在我们所说的“新政”，则泛指有个性特色的进取型综合施政。虽然有概念上的“迁移”，但两者均置于强烈历史使命感的时代氛围，因而适合于新现实主义手法来解析。
薄熙来“西取”重庆，境外媒体的评价是“小地方来了大官员”。在一些境外媒体观察家的眼里，重庆无论头顶什么样的称谓，因其僻远闭塞之地理劣势和居于下游的经济条件，它一直就是个“小地方”，地方太小，留给“大人物”施展才干的空间也就相应狭小。
谷开来（薄熙来之妻、范仲淹后人）回忆说，她初识薄熙来之时，作为大连金县的县委书记，也和谷开来一样同是北大毕业的薄熙来，“蹲在荒凉的海滩上，和当地的农民兴致勃勃地策划出了一个关于环境艺术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景。”谷开来说，他就是那个激动人心时代的缩影，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身上深深印上父辈理想的年轻人。
像金县那样“一穷二白”的处女地，总会给理想主义者引发无比的遐想空间。而在重庆，它不是一片“荒凉的海滩”，它是经年累月被历史磨成惯性，一座显露出惰性十足的都市。
从薄熙来入渝后提出的“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等“五大重庆”构想来看，虽有复制之嫌，但薄熙来的施政思路上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华丽转身”，不能不说也切中重庆的要害。在薄熙来之前，重庆曾打过“美女经济”牌，不仅外人不看好，也为重庆本土人士所不乐见，更难见对重庆的发展和名声有何益处。现在，“两江新区”的打造，将使重庆在区域经济的领头人角色期待成为现实。
世界知名的领导力研究者、美国学者马克盖尔宗指出，成功的领导人大凡都具有三副面孔：煽动者、管理者和调解者。顺着盖尔宗的思路，我们可以分析出薄熙来的施政谋略。能提出“概念”，得到扩张，这是“煽动者”；政策得到落实，这是管理者的本分；而效果受人欢迎，则是扮演有张力的“调解者”的结果。
为什么薄熙来能扮演起一名“煽动者”的角色？新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解答这类问题，但从现实惯例上看，因其特殊的“血缘”赋予的正统性，能利用其自然形成的高度来倡导“活跃士气”的精神文化，这一点上看，换了别人，或许做不到。在重庆，唱“红歌”活动早已有之，但能起到现在这个现实性效果的，恐只有薄熙来才能做得到。可以这么说，“红文化”是击碎重庆沉年积累下来的惰性文化的“处方”。
而从“管理者”的角度看，抓住机遇和创造机遇的能力正构成高效管理的“核心要素”。彼得德鲁克说：“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变革。短短的数十年里，整个社会——其世界视野、基本价值观、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艺术、主要的风格习惯——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代。”改革开放后，重庆并不乏机遇“上门”，直辖市的身份证、三峡库区的世纪工程，这些机遇自上而下，自登家门，地方官员养成坐等机遇的观望心态，反倒把“自上而下”的机遇错失掉，失去了动员各类力量形成合力的良机。现在薄熙来推动的区县干部综合能力教育各类工程，正是作为“管理者”角色的纵深调试。
重庆“出租车危机”或许展示了薄熙来的“调解者”的能力，薄熙来主政辽宁和大连的时候，干部队伍都知晓薄熙来晚间也在工作的习惯，不敢轻易喝酒而误事。领导者的工作习惯也会是调解关系的一个要素，领导者家庭生活的公开度也是能加深公众信任的一个来源，从而有利于扮演“调解者”的角色。
正如哈佛大学公共领导力中心研究主任芭芭拉凯勒曼所说，不良的领导力并不只存在于少数糟糕的领导者身上，它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领导人在展现其杰出领导力的同时，也在暴露着其不足的一面。重庆“市情”错综复杂，重庆发展如何又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另一面引发的非议，会随着“新政”的全面铺开而接踵而至。如何对待和管理“非议”与“不合作”，恐是薄熙来“新政600天”之后应时常思考之问题。新现实主义政治学认为，“政绩”固然是令人值得期待的好东西，但因其与之俱来的“个人属性”，其价值链上，总是居于“安全”的次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