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利雅得和华盛顿以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该地区局势。“阿拉伯之舂”使西方充满希望地期待中东形成富有同情心的统治制度，沙特阿拉伯则把“阿拉伯之春”视为切切实实的威胁。 利雅得不仅质疑它与美国结盟的功用，而且逐渐脱离这个联盟。随着沙特政府反思其安全状况，它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它必须依靠自身的人力物力以及与志同道合国家的联盟而不是它越来越觉得靠不住的美国。沙特王室可能会认真考虑寻找其他庇护国，或者建立一个阿拉伯保守君主国联盟，甚至发展独立的核威慑力量。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谋求在联合国获得国家地位的决定让华盛顿惊愕不已。巴勒斯坦人输掉了“武装斗争”，但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不相信美国牵头的对话能消除他们的烦恼。 伊拉克和埃及等新兴民主国家也不大可能让美国得到安慰。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联系早已得到充分证明，其地位有赖于为人民利益服务的领导人很难同时认可华盛顿的关注重点。这种情绪在伊拉克变得显而易见。在伊拉克舆论反感美国继续驻军之际，需要在竞争性选举环境中拉选票的政治家们不大可能违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解放广场起义之后的埃及已经在反抗美国，它与伊朗建立外交关系，敌视伊朗是穆巴拉克总统的嗜好，新成立的埃及政府觉得没有理由延续这位已倒台的暴君对一个在阿拉伯国家街头享有盛誉的政权的敌意。 这一切并不表明新生民主政权将与美国断交，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它们的政策可能会挑战美国的尺度。 渐渐脱离美国控制的趋势是在奥巴马政府上任前开始的，其后果可能会在奥巴马政府离任很久以后显现。 随着美国的影响力减弱和它的联盟体系受损，美国将不再那么有能力实现它的一些目标。华盛顿恐怕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叙利亚政府伤害其公民、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或者说服沙特不要研制核弹。 美国之后的中东也许会在某些角落变得更有民主色彩，却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尽管华盛顿竭力接纳“阿拉伯之春”，但中东地区正不易察觉地迈向一个后美国的时代。该地区的盟友和对手都逐渐对美国的禁令置若罔闻。随着中东的转变日益显著，美国将越来越难以致力于解决传统安全隐患，比如解除伊朗的武装或重启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和平进程。
表面上，伊朗和叙利亚对美国的敌视没什么格外新奇的。实行神权统治的伊朗政府长期以来无视美国的恳求，似乎下定了决心要不惜 —切代价获得核弹。叙利亚政权向来比较模棱两可，但向历届美国政府做出的妥协承诺从未兑现。
鉴于该地区的变化，美国在外交上对这两个国家鞭长莫及。伊朗的神职统治者意识到了在一个动荡地区施展力量的机会，他们绝不会让人觉得自己听命于美国。
将近60年来，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仰仗着美国的庇护。团结一致的承诺总是掩盖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和一个传统君主制国家之间不协调的关系。不过，支撑“石油换安全”契约的是一个更加令人生畏的联盟，这个联盟有效地抵御了从苏联共产主义到萨达姆•侯赛因修正主义的共同敌人。
后美国时代在中东初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