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中国的头等大事是什么？》中提出，迅速崛起是中国人面临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许多网友不同意，说中国人面临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反腐败。作为一个退休老人，我一直喜欢谈一些文化问题。中国的能人、聪明人车载斗量，反腐败这样的重大命题哪里有我置喙的空间？然而，“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性，既然问题摆到了自己面前，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不过最好有言在先，一介平民不可能了解全局，也只能说说一孔之见而已。
这些年，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表明腐败行为依然存在，在许多地方甚至处于半公开状态，成为所谓人人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权力在市场经济中成了一种可以博取巨大商业利益的资本，一种几乎有明码标价的商品，权力利益化了，商品化了，市场化了。有人因此有些绝望地说，腐败是一个已经扩散了的肿瘤。如此，说腐败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人民群众非常不满，它正在严重损害我们党的威信，阻碍着我国迅速平稳崛起的伟大进程，恐怕大致不会错。不妨以此为前提谈谈个人看法。
腐败是一个什么东西？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是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是体制问题，还是管理问题？我的感觉是，都是，又都不完全是。它是一个综合症。说它是政治问题，因为它考验着执政党的能力、合法性以及社会的稳定，但它同时破坏生产力，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又是一个经济问题。说它是制度问题，也不错，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且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权力制度，但我们分明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制度，而且现有的一些制度分明几十年前就写进了宪法，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不用说执行。许多人对掌权的人抱有敌意，可自己内心里又那么渴望得到权力；众多的人痛恨贪官，可当贪官站在他面前时，他却是那样的谦卑；许多人都痛恨“一言堂”，可在党委会或常委会上又是那么自觉地与“一把手”保持一直，不敢说半个“不”字。这么看来，它仿佛又是个文化问题。有制度，有机构，有人员，就是不管事，“鸡多不捉虫，猫多不捉鼠”，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这么看来它又是个管理问题。所以，说腐败是一种综合症比较接近事实。
说它是个扩散了的肿瘤有些刺激性，不怎么恰当，因为那就是不治之症了。把问题估计得严重一点比估计不足要好，我们姑且将其当作极而言之吧，何况只是个非正式的民间说法。
如果一个肿瘤处于早期，还没有扩散，那比较简单，一刀割掉就完了。如果已经扩散，就比较棘手，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急了不行，不急也不行。所以，我认为必须自上而下地、积极地、主动地、务实地进行改革，一点一滴地改良。不可轻言“革命”。按照古人的说法，革命是革除和剥夺上天的任命，即天命，比如商汤革夏桀的命，周武王革商纣王的命。毛主席说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英语中的革命是武力推翻一个制度或者彻底改变一种方法和状态。总而言之，是推倒重来。这样当然比较痛快。可是，将近１００年前我们就搞了辛亥革命，将近６０年前我们就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没有能够完全达到当初设定的目标。这里一定有中国特有的国情在起作用，有中国独特的文化在起作用。这说明，革命不是万能的，不是“一革就灵”。政治领域里是这样，经济领域里也是这样。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推倒重来，是一种革命，但财富迅速向寡头手里集中，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通货膨胀一度达到１００００％，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其实是一种改良，发展就比较平稳，避免了大起大落。这说明，有时候，改良的效果比革命好。
而且，身处全球化时代，必须考虑国际因素，必须同时掌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不能顾头不顾尾，不能一根筋。我国历史上两次政治大革命都伴随着长期的社会动荡，多年的内战。由于积弱和内战，我们丢失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这件事情可以不说，但不能忘记。如今，在西南和西北都有人在搞分裂，而且得到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支持。这样的国际形势是否允许我国再经历一次这样的大震动？震动之后的效果又如何？谁能够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诸君？
我一丝一毫都没有同情和姑息腐败的意思。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我是腐败的纯受害者，没有理由同情和姑息它。我急切地期待着全党全国人民能够解放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迈出关键的几步，给人民群众更加充分的监督权。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已经发挥了作用，但还不够，还没有成为腐败的克星。
我们的各级政府在管理现代社会方面很不适应，管理是我们的一块短板。例子不胜枚举。当问题严重了，或者遇到什么特殊的需要，我们会搞突击，会搞“专项整治”，有时候也能有些成果，却掩盖不住整体上“肌无力”的症状。目前，北京正在整治市容市貌，居民生活区路上乱七八糟的地摊终于不见了。个别摊主依据以往的经验，企图采取蘑菇战术和游击战术，被城管队员追得满街跑。但是，就在咫尺之遥的一家超市的门廊里，豆浆摊的家什却依然摆着，顾客必须侧身而进。我问超市里的人，他们说“我们可惹不起，人家城管里有人”。他所说的城管，当然不可能是市一级的机构，顶多是街道的，或许只是一个普通队员。可人家这么一丁点儿权就可以换取商业利益。这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每一个顾客都忍耐着，日复一日，没有一个人追究。作为一个公民，对这样的事情进行干预和批评总有权利吧？可就是没人出头。因为，不会有结果，还可能给自己招来麻烦。我自己有过多次教训。一车停在十字路口拐弯处的斑马线上，双重地违反交通规则。我上前干涉，说“师傅，这里不能停车”。他斜着眼睛说“我懂”。我说“你懂，为什么还停啊”。他说“你管得着吗？”我不是交通管理人员，拿他没有办法，只能悻悻地离开。可是，该管的人在哪里呢？在打牌还是在喝茶？又由谁来管管这些管理人员？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么复杂，腐败这样的问题就那么简单吗？恨话可以说，比如“把贪官统统杀尽”。宋朝梁山好汉杀了不少，解决问题了吗？
悲观没有必要，因为有的国家已经比较成功地解决此类问题了，我们可以学学人家。以前，网友针对我对某些传统文化的批评，曾有网友说我“自虐”，我却认为太多的人喜欢顾影自怜，甚至是自恋。说到什么技术，他们就说我们的祖宗早就发明了。说到某种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他们说我们的祖宗早就说过了。不错，祖宗不应丢掉，传统文化必须继承。问题是，我们正在向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军事、现代文化、现代社会迈进，许多问题对当代人也是新课题，祖宗更是没有遇到过。而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是过来之人，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是很有用的。比如，１９８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要想取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大胆地，大力地改革政治，使之互相适应，互相促进。还有，管理应该跟上。宪政主义学者布坎南认为，必须承认人在道德上的弱点，必须通过设计、制定和维护恰当的规则去限制人们的行为，获得可持续的社会秩序。
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性工程，要在许多方面作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是一“革”就灵的。反腐败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环，是为了中国的迅速稳步崛起所要做的诸多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件，目标设计应该是有利于崛起，服务于崛起。这就是它在我国议事日程中应该有的位置。
“自上而下地、积极地、主动地、务实地”展开各个领域里的改革，是一种主动的改良。不要以为改良就没有紧迫性，就可以慢慢来。如果不积极，不主动，就会丢失渐进式改良的机会，引来革命。而发展势头一旦中断，就可能出现逆转。这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教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先例。（许博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