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有全球性的经济游戏规则；挑战的全球化，如全球变暖问题、禽流感问题，要求有全球性的集体应对；国际安全问题，也日益超越地域，成为全球性问题。
9月2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高级别会议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 新华社记者 侯俊 摄
当今的国际社会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主权的独立和平等是必然的要求。另一方面，人类所面对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都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共同治理。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二者又必须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整合，即在主权国家让渡部分主权的基础上实现某种全球化的国际公共事务治理。这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也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一种必然发展。
传统的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实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靠实力说话。这种状况仍是当今的一种国际政治现实。另一方面，人类也强烈意识到这种状况的灾难性后果，开始努力推动国际社会的文明化和组织化，这也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一种现实。经济全球化是这一趋向背后的推动力量，因为经济全球化需要安全的、有规则的外部政治环境。在二战之后，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各种多边性国家合作组织（包括区域性国家合作组织和行业性国家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就是这种国际社会组织化进程的体现。欧盟的发展，更具有一种超国家实体的性质。这一趋向在２００７年的国际形势演变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11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军事机场，一名士兵出发前将女儿高高举起。当日，200多名印尼士兵出发前往黎巴嫩，执行联合国的维和任务。 新华社/路透
２００７年，国际组织的功能进一步凸显。以联合国为例，它成为全球变暖问题的议程制定者，它是全球流行疫病防治的重要组织者和协调者。在颇有争议的国际“核”问题上，联合国机构也以其专业和客观的特征发挥了正面作用。在抑制地区冲突上，联合国正发挥着积极的“维和”功能。在国际公平正义和国际安全问题上，联合国也开始发挥了某种批评和抑制“强权滥用”的作用。
２００７年，多边的、区域性的国际合作继续发展。欧盟的政经一体化进程尽管“越是向前越艰险”，但仍在“越是艰险越向前”。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安全上开始了更具实质性的合作。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多边和双边的自贸区都有新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区域性合作是全球性合作的一种先导和实验。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现状有过颇深刻的叙述：“战后的多边体制使得新的全球化出现、兴旺成为可能，而全球化又逐步让这个体制的原有设计过时。简言之，我们的战后机构是为一个国家间的世界而组建的，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的世界里”。联合国的改革，国际秩序更合理的重新安排，都已成为当务之急。
哲学家康德曾预言过一个“全球文明社会”的出现，或许，我们正处在一个从国家文明社会向全球文明社会过渡的途中。（黄晴）
|
不能回避的严峻挑战 公共问题全球治理——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诸如经济安全、国际恐怖主义和人畜高传染性疫病等全球性公共问题日益增多。2007年被很多人冠名为“全球气候年”，因为许多国际多边议程都深度聚焦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10月12日，在印度新德里，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主席拉金德拉·帕乔里（左一）与其他职员在得知该委员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欢呼庆祝。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当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新华社/法新 记者连线—— 孙天仁（本报驻印尼记者）:1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人参与，国际政要也纷纷亮相。会议期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要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提交澳大利亚对《京都议定书》的批文；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从挪威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来到巴厘岛，表示要敦促美国政府在解决气候问题上起到积极作用…… “三大阵营”的多边谈判令人瞩目。第一阵营是欧盟，其经济实力、科技水平足够承担减排任务，并表达了良好的政治意愿，愿意带头减排；第二阵营是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发达国家，它们是排污大户，却拒绝规定减排指标；第三阵营是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欠发达国家，与会主要目标则是为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赢得有利条件。来自32个国家的贸易官员还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非正式对话，在多哈发展议程中增加了环境内容，并就继续深入研究国际贸易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达成了一致。 政府间多边谈判仍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此次谈判内容围绕可持续发展、技术转让、减排补贴等关键词展开，公约缔约方、非政府组织以及观察机构就如何加强公约的执行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经过妥协，最终描绘出通往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巴厘岛路线图”。 专家点评—— 徐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长期进行“奢侈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主要责任；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成为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最快的国家。
12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国际会议中心，印尼总统苏西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发表演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当日通过一项计划，决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新的安排举行谈判，从而制订了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 新华社记者段卓力摄 生态、气候作为全球公共问题，具有双重意义和影响。它既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生存环境，也牵涉到各国的切身利益。如何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既是检验各国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也是世界各国在国际利益分配格局调整过程中争取主动地位的一场重要博弈。某些发达国家正在把全球气候问题政治化，作为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施压的工具。 要针对气候问题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合作机制，或是在各国利益博弈中寻求妥协，国际社会都应在排放责任问题上对三个基本问题形成理性共识：一是赋予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与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数倍于发展中国家，理应在限排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二是客观认识“排放转嫁”或“排放出口”带来的问题。一种“转嫁”形式是跨国公司将排放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有一种形式是从他国进口产品，把生产该产品产生的排放和污染留在他国。如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有1/4来自发达国家从中国所进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三是正视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之间的关系。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早期的无限排放与后期的“奢侈排放”，是当今全球气候问题中的主要人为因素。发达国家应承担相应责任。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从不回避自身责任。中国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始终积极采取措施。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不仅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且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公平、持久、有效的全球气候合作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