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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1958年蒙冤之谜

2007-12-17 作者: 上传人:

粟裕大将

粟裕戎马一生,究竟让了多少次司令,谁也说不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尚革命情操的人,却在1958年突然蒙冤。

诬为“饶漱石”帮凶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有两条:一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说粟裕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

会议组织者称粟裕是饶漱石的帮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批斗陈毅,赶走陈毅。事实上,当时粟裕根本就不在黄花塘,由于苏南地区在“反清乡”斗争中吃了亏,日伪便能集中全力扑向粟裕所领导的苏中地区。因此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1942年到1943年间,苏中军民与日伪打仗有一千余次,平均一天要打三仗。粟裕是在取得“反清乡”斗争胜利之后,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刘炎同志时,才知道黄花塘曾发生一场“整陈毅”事件。但是,扩大会议的组织者仍不放过粟裕,认为粟在前方,屡打胜仗,给饶漱石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

1946年,粟裕和陈毅

与聂荣臻的误会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惟一出现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主席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代总长的意见办理。

没想到毛泽东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与彭德怀的工作矛盾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并立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于是,黄克诚成了彭德怀抓军事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1954年10月任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

1947年8月,陈赓与粟裕(右)

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而且,彭德怀每审一次稿子,都要把粟裕痛骂一顿,使得粟裕不知所措。

即便平时,粟裕在上报文件写上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

所谓的“里通外国”

粟裕的第二大罪状就是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扩大会组织者认为粟裕是“告洋状”。后上升为“里通外国”。

粟裕面对种种不实之词,也想解释几句。然而,越解释会场的火药味越浓,一位军委领导甚至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粟裕

毛泽东关注粟裕

这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在粟裕被迫作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陈毅很快就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7月14日,粟裕作了第二次大会检讨,陈毅主动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表示通过。

军委扩大会于7月22日结束。粟裕近二个月的日批夜斗也就告一段落了。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随即,有领导找粟裕谈话,调他去军事科学院任职,可以搞点科研,但不要接触部队。从此,粟裕开始了既不能接触部队,又必须搞好军事科研的岁月。

但刘少奇在讲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对彭德怀的批判也是很苛刻的,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一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眼睛。

1949年春,粟裕在大矿地会议上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的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

几位元帅的发言并没有从“高度原则”进行大批大轰,是将几十年来彼此间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理解数叨了一番。他们的大半生都泡在了战场上,他们互相间的争论都是讲打仗,讲哪一“炮”放得不响,哪一“车”踏得不是地方。

迫于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这个检讨被印发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

陈云是惟一没有在会上表态的人。他从庐山会议到军委扩大会议,一直缄口沉默。他以无声表达着自己的意念。林彪向毛泽东报告说:陈云简直像一尊瘟神,不言不语,可眼睛很怕人。

毛泽东说:“他总以为看得很远,顾前瞻后,一贯右倾。”

9月12日,彭德怀向大会送去了一份自己的书面检讨,检讨仍然是本着“只要不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什么给什么”的精神做出的。

淮海战役前夕,粟裕在干部大会上进行战斗动员

9月13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约8点钟,当与会者来到会场的时候,只见毛泽东早已坐在主席台上了。会场静得出奇,人们马上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好,屏息静气地等巨人的声音。毛泽东站起来向大家挥挥手,然后坐下来说:“你们来得早,我来得更早,我还没有吃早饭,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就在这儿吃点东西。”会场响起一阵掌声。“这就证明你们不反对。”毛泽东轻松地笑笑,点点头。很快,一位服务员端上来半碗稀粥、三块馒头和一小碟炒辣椒。

毛泽东拿起馒头干,夹上辣椒,一边吃,一边讲:“我这个人专爱吃辣子,可有的人不喜欢吃。人各有志,不必强求嘛。我劝你们几位(指彭、黄、张、周)应该学会吃‘辣子’了,不然怎么知道‘辣椒’是辣的呢?”“噢!闻天同志,我可没有想到你也参加‘军事俱乐部’了。这下可好,你们搞的是文武合璧嘛!文是张闻天、周小舟,武是彭德怀、黄克诚嘛!听说你们还想把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几位同志也拉过去,这可不行。你们别想着搞阴谋,把我的秀才拿走……”

最后,毛泽东挥舞着手势号召:要彻底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到全军,迅速掀起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新中国初建时期,粟裕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眼下,彭德怀就要告别他居住了7年的房子。就要告别中南海了,彭德怀在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这时他仍然没有忘记毛主席……突然,他对着院里正在浇花的景希珍大声喊道:“景参谋,你来一下。”景参谋急忙跑过来问:“彭总,您叫我有事?”彭德怀说:“我给主席写信了,请求去当农民,边学习边劳动。”“主席的批示对我很关心,我们毕竟在一块30多年了,他还是不会忘记我的。不过我想,虽然主席和其他同志并没有让我搬出中南海的意思,可我也不能不考虑,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读书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住在这儿给主席、总理他们添麻烦。你去和管理科说一下,我也给尚昆同志写封信,让他们给我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也好安下心来读书啊!”景希珍偷偷地抹着泪,立即去了管理科。

彭德怀又提笔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搬出中南海,工作人员从简,专车换掉,一切待遇该怎么降就怎么降,决无怨言……3天后,管理科通知,房子已找好,位于北海。

院子十分宽敞,靠近北海,风景宜人。彭德怀先是点点头,继而摇摇头,对管理科的同志说:“谢谢你们,给我找了这么好的地方。可是我今后的任务是学习,不能老观赏风光嘛!况且我学习是在中央党校,距离太远了,车接车送多不方便,我看,还是拜托你们就在西苑附近随便什么地方找处房子就行了!”两天过后,管理科通知说:在西苑的房子找好了,它位于中央党校东面,叫吴家花园。彭德怀得知这一消息,连看也不去看了,马上向景希珍吩咐:“这个地方好!既远离闹市,又离党校那么近。好!”

1952年4月,粟裕陪同朱德在北京视察装甲兵第一战车学校

景希珍去通知管理科刚走,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来到永福堂。他告诉彭德怀:尚昆同志收到了他的信,马上找小平同志请示,小平同志随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中央办公厅的决定:彭德怀同志的政治待遇不变,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办公室撤销,可保留秘书1人,组织关系安排在中央党校。生活待遇也不变,仍然配备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参谋、司机、医生、护士、公务员、管理员等9人。彭德怀听后,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说:“谢谢了,感谢毛主席和办公厅对我的照顾!”接着又说:“我没病,要什么医生、护士的,到时候有个地方看病不就行了?现在我是闲人了,要公务员、管理员做啥子?算了吧,我坐的‘吉斯’也要坚决换掉,现在没有必要坐那么高级的车!上大街坐公共汽车不也很好吗?”最后他一再申请中央接受他的请求。

谈话的同志只好如实地将他的请求向办公厅做了汇报。办公厅也只好尊重他的请求:人员从简,将斯大林赠送他的那辆灰色“吉姆”车又重新配给了他。

就要告别中南海了……

景希珍把彭德怀的元帅服从衣柜里取出来,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景参谋,怎么愣在那儿?快收拾嘛!”彭德怀哪里晓得他的部下在为“元帅”感慨不已啊!景希珍把他的元帅服、常服以及所有的布、呢军装,佩戴的军衔、勋章和所有与军队有关的东西全部整理好,摆了几桌面。“怎么,要搞展览哪?”彭德怀扭头一看,嚷道。“这些东西开个博物馆绰绰有余!”景希珍一本正经地说。“你想得多美哟!”彭德怀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但马上消失了。“哎!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了,统统上缴!”

1957年5月,粟裕在第七军医大学视察

尽管景希珍要多不忍心有多不忍心,要多不情愿有多不情愿,但也只好在彭德怀的监督和强迫下,把东西一件一件装入箱子。什么照相机、狐皮大衣、长筒皮靴、名人字画,还有金日成和其他国家首脑赠送的珍贵礼品,中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现在的,一件一件统统不留,统统上缴!

当景希珍把那支彭德怀十分心爱的猎枪取出来时,彭德怀接过来,思忖了好大一会儿,说:“早就答应给胡子(指贺龙),怕现在给他也不合适了,哎,上缴吧!”他连看也不看,把枪递给了景希珍。“现在不合适,等以后再给嘛。”景希珍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彭德怀。“不,用不着了,上缴!”他坚决地挥挥手。景希珍无奈,将枪装入箱内。

当景希珍和赵风池把装着一车的物品送交管理科后又返回来,只见彭德怀正在翻腾他们偷偷给他留下的几箱东西。他把几件好衣服拽了出来,把一些作为布置新居的装饰品也都翻了出来,仅留下他认为最需要最宝贵的一大堆书籍。

9月29日,彭德怀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告别了居住了7年多的永福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在阵阵秋风中,他就这样走了,悄悄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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