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度”成为横扫中国大小城市的最强势力，从东部到西部，从有产到无产；当所有的“过度”行径，最终都能够归结为一类：即全民性的物欲狂欢。一代人便身不由己地陷入过度的精神贫困，过度炫耀，过度疲劳，过度焦虑。
记者/罗雪挥
“我们买一个废纸篓，装在塑料袋里提回家。然后我们把废纸篓从塑料袋里拿出来，把塑料袋装进废纸篓。”
这是喜剧演员莉莉·汤姆林对美国式物欲症的描述。
同样讲述物质过度的笑话，在中国则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我赚钱啦赚钱啦，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我左手买个诺基亚，右手买个摩托罗拉；我移动联通小灵通，一天换一个电话号码；我坐完奔驰开宝马，没事洗桑拿吃龙虾”。
另一个是“我挣钱了我挣钱了，我买油条买两根，吃一根，耍一根；我买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
“过度曾经是一种惊喜。”生于上世纪60年代高知家庭，童年在北京中关村度过的孙健回忆，小时候的所谓“过度”，便是家里额外多了一斤白糖票。
如今，“过度”往往是生活中的小烦恼，比如买菜时再也不用算计了。但是那些外表美丽的速生蔬果，不仅味道不如从前，反而常常需要反复消毒，还不能确保洗掉那些过度喷洒的农药；脸上长几个疱，以前开上两三块钱的药水就可以搞定，如今到医院一划价就是70多块。包括进口药在内；看个普通感冒动辄需要好几百块钱，领来至少三种以上名称不同、疗效相仿的药，从片剂到水剂；走在大街上，随时都会被人拦住叫声“大姐”，接着就是过度推销，死缠烂打要求她填写表格，一旦留下手机电话，各种过度骚扰的短信便蜂拥而至，从特价机票到黄金海景……
每逢节日，华丽的过度包装堆积，孙健就会想起小时候用过的网兜和塑料筐，商品包装糙得像草纸；还有那些洗了反复用，散发着肥皂香的手绢。如今，这一切似乎都变成了一次性的，一次性垃圾袋，一次性洁面巾，一次性杯子，一次性桌布。
今年11月，孙健收到朋友送来的一个购自“21CAKE”的蛋糕，价值200多块的蛋糕“就像是装在鞋盒子里”。孙健明白了一个真理：“不过度不代表不贵。”
社会学硕士、在北京一家跨国公司市场部任职的程竹，将过度分为炫耀型过度和危机型过度。前者以过度消费为中心；后者以过度攫取资源为目的，既包括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也包括过度浪费社会资源。
“我建议你关注一下过度跳槽、过度流动。”将近年关，程竹和她的同事们，更警觉的是各大公司的人事动向和薪酬变化。
除此之外，过度疲劳已经太过家常，又有谁没有过累到嗓子腥甜的恐怖滋味。过劳猝死的新闻，总是能够默默地在公司邮箱里群发。但是夜幕降临，各大写字楼前趴的出租车并不见少。
程竹习惯了在过度的压力下自我调整，有假期就将自己过度放逐。比如去西藏阿里的无人区，或者干脆去新疆。在她眼里，“全民万事娱乐化”，就像全民谈《色·戒》，举国读张爱玲，虽然这些过度娱乐的背后，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
“金钱串串烧”
“"过度"在各个阶层都存在。人类社会一直都有，不是今天才有。”《时尚家居》主编殷智贤告诉记者。
她认为当今的过度社会，实际上只有一个“过度”，即人们过度聚焦在对财富的追逐上。“过度”最终还不是体现在财富的绝对价值上，而是体现在人们的心态上。
某网站近日推出《城市白领的收入与房价》专题，该专题的首页文章标题分别是：《北京，你让穷人绝望》《新上海人真累》《年薪70万女金领，在广东买不起房》《厦门白领会不会上演都市大逃亡？》天津篇《挣多少钱，吃多大苦！》。一系列关于城市生存的描述，将白领的心情大揭底。
网友表示，所谓白领的薪金定义，不过是缓解过度焦虑的底限。那将意味着“我们不必担心生病会让我们一贫如洗，不必担心失业后一个月就没米下锅，有勇气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有能力去承担一些失败……显然，如果达不到专家这个标准，你就得为上面的事情发愁，就会时刻觉得我们命悬一线。”
“每个人都有沦为下层社会的趋势”，北京诗人宋逖，将铺天盖地的过度宣传，比如豪宅、汽车以及品味生活，看作是一种过度的幻觉；过度的乌托邦，让人们的信心化为过度的泡沫。他认识更多的所谓中产，“买一堆的奢华杂志，喝一次咖啡很轻松，但是要买一个房子，马上就会感到很大的压力。”
最具有诱惑力的过度口号，无异于“一步到位”。宋逖的一位教授朋友，在黄金地带买了100平米的房子，大部分薪水拿来月供，刨去其他各类生活费用，所剩无几。宋逖将之形容为“踉踉跄跄的中产阶级”。在1%的奢侈引诱下，99%的“过度”化为变形的贫困。
“不够不够还不够！”这是中直机关的卜凡听到“过度”时的第一反应。卜凡已购房，正预备买车。卜凡认为，买三居以下的房，10万元以下的车属于正常需要，超出就属于过度。
在看了大量宣传品后，她的心理预期从有个QQ代步，逐渐上升到POLO，最后锁定的是宝来。卜凡认为，身高1米6的她，不能够塞进一辆太小的车里，还是要“一步到位”。虽然多出的预算给了她不小的经济压力，她需要为此在未来的一年内努力储蓄。
在憧憬有车生活的同时，卜凡越算计越沮丧，因为物质并不能够消除她对未来不可确定的恐惧。她不得不为了多挣一些钱干点私活，尽量节省。
“人人都是长尾松。”自由撰稿人良子介绍，这是松鼠的一种，它喜欢囤积远远超过基本需求的粮食。担心食物会缺乏，长尾松拼命工作，忙个不停。一旦被关入笼子，缺乏足够食物的长尾松，很快就会死去，它们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心理上的巨大威胁和压力。
“过度”渐渐地成为都市的惯性，连度假也不例外。在北京一家企业协会任职的孔婕告诉记者，七天长假，总有人会报九天的团，最后黑着眼圈回来，一脸疲惫，比上班还累。
人情“唯物主义”
与大城市触手可及的焦虑相比，中小城市相对闲适，“过度”在毫无防范中长驱直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过度相差的收入粉碎了祖辈相传的平淡生活。
“我们这里最过度的就是过度势利。”江苏昆山市的网民“暮成雪”告诉记者。
2005年，“暮成雪”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在一家媒体任职。这里离上海大约有半小时车程，聚集了众多台商企业和私企。
令她惊讶的是，有人相亲，见一次面就可以结婚，因为重要的只是现实条件的衡量，弄清双方的家底。有家族企业最好，有房有车是起码的，房子至少要120平米以上，很多人甚至要别墅。如果男方买不起，由女方提供，男方就必须入赘。
结婚成了秀场。更多的朋友在不断相亲，频繁更换经济条件更好的对象。“暮成雪”最近担任过三次伴娘，有两次是豪华的宝马车队，酒席一摆就是100桌。新人轮桌敬酒，还没有敬完，人就散光了。
出校门不久的“暮成雪”，不能完全适应这样的现实。她认为这对于一个小城市来讲很夸张，因为幸福不是秀给别人看的，而且这样很难找到自我，很难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不过“暮成雪”承认，只要是正宗的本地人，特别是家里有当领导，有办企业的，就不见得负担不起。令“暮成雪”担忧的，倒是怎么教育下一代。孩子们都在攀比谁家官大，谁家有钱。
河南周口市沈丘县，人情往来的费用也过度上涨。“淮河希望工程”负责人霍岱珊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月退休工资800块，原本还过得去，但是如今不得不紧巴巴算计着生活。因为算上亲友的婚丧嫁娶，他还得好几万才能够应付，“否则他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老头”。
偏远的云南彝良县城，“过度”意味着生活在别处。云南彝良是国家级贫困县，一位在当地机关工作，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女士向记者表示，如今彝良的年轻人能够到外面闯的都走了。彝良开发了铅锌矿和铁矿，私人有身家的还是不少。她听当地的服装贩子说，刚刚进了7件标价1万块的衣服，两天就卖空了。而她甚至不敢为自己添件洋气点的衣服，否则一家子的生活就成问题。对比下来，自己也觉得很悲哀。
彝良颇有名望的诗人陈衍强，为自己的真实生活留下了诗作《每个月的世俗生活》：
“我有22年工龄，月工资还不到1400，而且扣掉风险金等，每月工资卡上只有1224.88，一家三口就靠这几个阿拉伯数字过日子，活得真他妈的不像人。要想每个月只用1000，我必须戒烟，儿子也不能吃早点，妻子更不能买服装，而且亲朋好友不能结婚，即使结婚也不能收礼，即使收礼也不能生孩子；再就是父母千万不要生病，即使生病也不要吃药；特别是经常来混饭吃的那拨人，最好得健忘症，再也想不起我家到底生活在3楼，还是挣扎在底层。”
过度时刻：5点59分
“"过度"和人的欲望有关。欲望过高，就不可持续，什么都要追求最大值。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得到的得到，能够享受的享受到。”淮河希望工程负责人霍岱珊描述什么叫“过度”。
他将过度的源头上溯到秦始皇的兵马俑时期，“老根在这儿！”1998年，原《周口日报》摄影记者霍岱珊辞去公职，专门进行淮河污染调查。他第一个向公众揭示淮河十年治污不成的真相和癌症村的生态灾难。
霍岱珊认为，过度开发和过度污染，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此后愈演愈烈。无独有偶，民间学者周，《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一书的作者，也把当代“过度”的缘起锁定在同一时段。
中国人的收入差距，恰恰也是此时开始过度拉大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过度”跟社会贫富分化过度有关。一方面是有人有实力“过度”，另一方面则容易引起人们忿忿不平。茅于轼宁愿将“过度”称之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过度向往，比如对于“平均主义”的逆反。
《时尚家居》主编殷智贤表示，“过去大多数人都比较穷，你的过度和我的过度拉不开距离，我俩都过度，最多我俩都买一双棉袜子，别人还穿着线袜子。今天这个差距就拉得非常大，大家瞠目结舌。”
不过，过度的财富增加，并不意味着信心爆棚。茅于轼举例，有钱既可以花在看得见的地方，比如汽车和住房，也可以花在看不见的地方，比如债券和私人投资。而如今，过度的消费大都集中在前者，还是表明中国人对看不见的东西信任感较差。
“过度首先来自于人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过。”民间学者周认为，过度是一种透支。透支的前提在于社会价值取向的过度单一。过去强调政治挂帅就过度追求政治，现在倡导发展经济就过度追求金钱。
没有约束力的人们也就失去了道德感，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去挣一点钱。周在有关食物安全的调查中发现，价钱越贵的海鲜河鲜越不能吃。比如在正常情况下，一只2斤重甲鱼的生长期，应该是2年左右，而现只需短短的两三个月，其原因就是人们在养殖过程中贪图暴利，用药物加速甲鱼生长。周曾经遇到农民放水清塘，发现塘底还有厚厚一层没有化开的避孕药。
霍岱珊将这样的心态形容为“5点59分”，因为当地是下午6点下班。他告诉记者，当地曾经有一家合资公司，外方曾提出污染后患的担忧，中方表示，在中国尽可放心，不会出现政府惩罚、民众抗议问题。这家公司最终不得不面对地下水污染等一系列由过度污染引发的问题。如今该公司已经整改达标，但是曾经的恶果需要数代人来消化。
“我们赶上了这个过度的年代，对金钱过度追求，资源过度利用，理想过度淡漠，生活过度劳累。”在北京一家企业协会任职的孔婕认为，过度的这代人将很难长寿，因为大家都在逐利。每个人都是没有明天的状态，“今天站着算数，明天倒下拉倒”。
她常常反对关于中国人平均寿命的统计数字，因为那里面加入了爷爷奶奶辈，还有父母辈的平均寿命。而他们曾经呼吸着没有被过度污染的空气，吃着相对健康的食品，还没有过度疲于奔命。
“我们的文化从此缺少高度”
“过度都是穷人看富人。富哪有个头！”中直机关的卜凡举例，比如自己花一万块钱买个电视就尚属正常，富人花一万块买件好衣裳就属于过度。
“还是要看动机。”《时尚家居》主编殷智贤表示，“过度”和真正的“奢侈”是两回事情。
“过度”是消费和自己的生活状态不相衬，和自己的情感不协调，因为嫉妒、焦虑，在和他人比较过程中获得满足，而“奢侈”超出了实际的使用价值，有其正面的意义：“人本来就不是只活在物质层面的，还有诸如精神愉悦、审美创造、对于创造力极其细致的高端的追求。”
殷智贤举例，比如储存120年的法国干邑，就意味着你这一代子孙不可能享受它带来的价值。这对人的定力就是一个考验。你对时间带给你的艺术，到底有多么高的尊敬？
殷智贤觉得，行为过度的人，其实是不尊重这些价值的，“我们把贵族剿灭之后，最大的一个损失，就是我们的文化从此缺少高度。”
“过度”断绝了文化品位和传统的社会，也过度腰斩了多元的评判体系。
殷智贤介绍，原来人们可以有很多种比较方式，比如说我不跟你比钱，我去学画画，画画比你好；我买不起LV包，我唱歌比你好，我琴拉得好。但现在全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财富。教授们比讲课费多少，画家们比卖一幅画多少，手艺人们比制作一个瓶子卖多少钱。
殷智贤感叹，如今所有的价值全部都要折现。
“过度”的集中，导致了过度的扭曲。殷智贤表示，相对来说，中国的有钱人最容易过度，他们在某些方面超级吝啬，比如一些人回家可能就吃炒土豆、炒白菜，但一出门就会特夸张地过度消费；而中产阶级则在旅游消费中过度盲从。
殷智贤告诉记者，“这些年都改度假式旅游了。我要说我在北京周边过的，肯定特丢人。我得说我是在法国南部过的。”动辄全去东南亚，全去欧洲，“还是因为脆弱”。
“"过度"源于每一个独立的个人缺乏自信的心理和自治行为，由此整个社会大面呈现出攀比、无序和过度。”北京私营业主，网民“清风”表示。
“清风”1992年下海，事业发展顺利，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别墅、宝马，早已经过了非要消费什么，孜孜以求不得就不罢休的状态。
她认为钱到一个程度，确实可以平抑一些人的过度欲望，但生活里最奢侈的，从来都不是有形的东西。走出“过度”的中国人开始学习另一种财富观：“要想获得幸福，我们就得拥有的真正财富——比如朋友、技能、图书馆、野生世界和午睡。”
如今，“清风”开始抽越来越多的时间陪伴女儿，有时向朋友们推荐一本好书……
“追求美好生活无可指摘，不过先得弄明白什么叫做美好生活。”殷智贤总结。
1993年入时尚圈，见识了各种“过度”的殷智贤，对未来气定神闲，“从人类历史上看，这些过度都会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