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文化的建构意义深远
文化在现实的层面上是一个包容万象，容纳百家的广阔领域；在学术理念上又是一个纷繁复杂、相互交叉的多元命题。根据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从理论上把文化区分为“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两种不同的存在形态。
在“有形文化”领域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建立的一系列物质化的文化成果：从古代的寺庙、宫殿、陵墓、长城，到现代的剧场、影院、电视台、摩天大厦，这些都是人类创造的“有形文化”的卓越成果，它们体现了人类创造物质文化的非凡智慧与巨大能量。
与此相对应的是“无形文化”，它是一种看不见、模不着的文化形态。它镌刻于人们的脑海里，铭记在人们的心目中，甚至蛰伏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人类的无形文化包括人们的精神信仰、哲学理念、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意识及人生理想等。
在人类社会中，“无形文化”是依附于有形文化进行传播的“内容文化”、精神文化；“有形文化”则是负载“无形文化”不断变迁、延展的实体文化、物质文化。现在，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除了对有形文化实用功能的关注之外，我们再也不能忽视“无形文化”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再也不能够忽视“无形文化”在改变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隐性作用。
韩国曾经把我们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述为“无形文化财产”，强调的也是与物质文化相对应的精神文化的独特作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经把国家的软力量主要归之于三种资源：其一是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文化；其二是能真正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其三是能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由此可以看出约瑟夫·奈的所谓“软力量”无论是讲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吸引力，还是讲可以实践的价值观乃至于强调具有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方针，都是强化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策略。它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文化力量，在表述动机和传播语境中都有很大不同。我们今天强调国家文化实力，并不是建立在约瑟夫·奈的叙述背景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现实发展的境遇中。所以，我们对文化力量的重新确认，主要体现在指对于无形文化的意义与作用的提升。
显然，我们不能把文化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分离出去，把文化看成一种外在与社会的“天外”力量。但是，文化作为无形的精神要素，确实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并不能够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却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行为、群体的行为、国家的行为来改变人类的历史，来创造社会财富。所以，对于无形文化的建构，其意义比起建构有形的文化形态更加深远、也更为复杂。
寻找一种能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模式
我们曾经把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作为推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驱动力量。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市场的繁荣，个人的欲望并不能成为开创国家历史新纪元的核心动力。这还不是说个人的物质欲望不足以使人奋进，而是说建立在个人物质欲望基础上的所谓精神动力，在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迅速减弱、甚至终止。所以贪婪的古代罗马贵族和满清的官员，并没有把意大利和中国带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前列，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发展而言，并不能把推进社会的恒久动力锁定在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层面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就是在寻找一种能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模式，确认一种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对于中国的现实境遇而言，如果那种建立在满足个人发财致富欲望基础上的经济政策，只是改革初期推进市场发展的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除了制定一系列适合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法律与政策之外，又必须建构一种精神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用一种文化的方式来激励与整合每个人对行业、对社会、对国家的集体认同，进而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动力。
放眼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够逐一地成为推进历史前进的积极因素，文化，只有形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群体力量才能够成为撬动世界的杠杆，才能影响历史前进的步伐。对于没有普遍吸引力的文化只能会成为一种传统，但却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际，如何把存在于古代典籍中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成为公众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念和身体力行的行为模式，对于未来的社会发展进程至关重要，这种无形文化的建设同样是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因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挥无形文化的积极作用，提升公众对于民族文化的集体认同感，弘扬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推进国家全面发展的一种有效的文化策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命题，也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宣传舆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文化心理、媒体文化传播、大众文化消费、国家文化安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领域的文化战略命题。
历史证明，支撑一个国家与民族长久、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并不只是靠精英集团的超前意识，而是要靠大众普遍敬守的精神信仰，这其中既包括以爱国主义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的那种“大众化的苦行意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能够推动大众精神的文化力量，仅仅靠单纯的物质的驱动力，很难把一个国家的历史不断推向前进。
在我们迈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以经济指数为社会评价标准的管理机制中，很容易为社会造就出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人”，这种失去了文化精神指向而只知道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角色，不仅会导致个体精神信仰的缺失，而且还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畸形发展。反之，人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敬守不仅会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而且还会把整个社会引向一个比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更科学、更幸福的理想的福祉。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了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仁爱”、“自然”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在于这些思想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愿望及基本诉求。因此，这些价值观念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内在动因，同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在继承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将这些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的文化理念也能够转化为符合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使其成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因。
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在无形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实现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承传与弘扬。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导贾磊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