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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 沈 立 仁
乙未年正月初六，湖州中学一九五九届高中毕业的部分在京校友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聚餐。席间吴益民告诉大家：原高三（3）班同窗沈立仁于年初二在广东惠州突然病故。当日立仁与暌别多年、赶来惠州探亲的兄长以及同在广东工作和生活的高中同班同学陈天麟相聚，心情很好，多喝了些酒，还唱卡拉OK助兴，突然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虽然吴益民对其猝然暴亡的病因不知其详，我们多猜测为心脑血管病所致。印象中一直身板硬朗的故人倏然离去，从此幽明两隔，震惊之余更多的是哀伤。 我与立仁的过从始于十几年前，我们两人都行将退休之时。高中时虽然曾经同班，但为时极短，仅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际约两个多月。这一年春季开学不久，学校为了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颁教育方针，将各个年级原有的班级序列打乱，按生产劳动的需要，根据学生的体力强弱重新编班。例如我一直所在的（3）班部分学生被编入以饲养禽畜为主的新（1）班，沈立仁及原其他班的一些学生则编入了新（3）班，他和我也因此而同班。我们俩只是教室里的点头交，还来不及有较深的接触和了解。只记得他当时叫沈立人，因作文的文字老辣流畅，立意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受到语文老师的青睐。这在迷恋数理化而文心未开的许多同学中，给人以鹤立鸡群的感觉。后来他意外地身陷囹圄，在当时风声鹤唳、波谲云诡的气氛里突然神秘地从我们中间消失，不知所踪。 多年以后我从不同渠道了解到他蒙冤的案由，以及受此案波及的程衡同学不幸罹患受迫害狂精神病，最后在农村旷野的雪地里冻死的惨状（关于他后面会说到）。沈立仁思想上较周围同龄的同学老成，有一定独立思考精神，对于校领导在贯彻教育方针中一味强调体力劳动，违背教育规律的过左措施，有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人云亦云地高唱赞歌（经过五七年的狂风暴雨，老师们大多噤若寒蝉，即使发声，也言必“歌德”，学生同样受这种气氛的感染）。他把自己的想法写进了日记。他又是一个富有浪漫精神的年轻人，向往到埃及旅行，参观金字塔，考察古埃及的文明。正当他为不堪承受的长期而繁重的体力劳动而苦恼的时候，便忽发奇想，欲出国旅行一走了之，从而摆脱既读不到书又不堪重负的苦力活。他不告而别，独自去往广州，向当地公安部门申请护照，要求去埃及参观金字塔。在铁幕时代，除非因公派遣，一般人对出国或出境是不敢有非分之想的。他的申请不仅得不到批准，反而以“企图叛国投敌”的罪名被遣送回乡，交由公安部门处理。有一个同姓的同窗好友看过他的日记，被有关部门传唤询问，经不起恐吓威胁，供出了自己所见的立仁日记内容。“思想反动”，加上“叛国投敌”的企图，岂可等闲处之！沈立仁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送杭州乔司劳改农场服刑。他一肚子委屈，屡屡提交申诉，恰似泥牛入海，杳无回音。他入狱时才十七岁，在申诉中说自己还未及判刑的法定年龄，但是管理犯人的大队长笑笑说：“关你一年不就到了吗？”既然无可理喻，只好认命，不敢“乱说乱动”。由于狱中数他年龄最小，监方没有派他与其他人犯一起做劳动强度很大的农活，而安排到一个犯历史反革命罪的兽医身边养猪，在不幸中已属大幸。 犯人们在劳改中都想积极地表现自己，给监方留下好印象，以争取减刑的机会。其时举国上下都在热火朝天地“大跃进”。劳改农场自非方外之地，当然得紧跟形势。那个兽医看到他是高中学生，有一定文化，便和他合计如何通过人工授精增加小猪的数量，争取获得表现好的评价。皇天不负苦心人，他们的努力符合形势要求，得到监方的肯定。眼看着心中升起一丝希望。然而好景不长。“三面红旗”造成的人祸很快结出恶果，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饥馑。自由人尚且食不果腹，饿殍遍地，尸陈旷野，劳改犯的缺粮可想而知，原先大量繁殖的猪仔更因饲料的严重短缺而纷纷饿毙。监方看到猪的存栏数直线下降，感到责任重大，于是把死因归于兽医和沈立仁的“破坏生产”。他们两人悲辛的努力带来的一丝希望不仅化为泡影，而且招致无妄之灾，沈立仁以“破坏生产罪”加刑七年。几经申辩，狱方才承认存栏猪的死亡也有客观原因，便将执行刑期改为连前刑一共七年。 好不容易熬到刑满释放，他被通知在省农科所的一个农场一面继续改造，一面等待分配工作。这一等就是两年多，以“劳改释放犯”的身份等来的既不是回家与亲人团聚，也不是安排工作，而是“文化大革命”，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随着“文革”进入“砸烂公检法”的阶段，监管人员连自身的去留尚且难测，只好将这批“待业”的释放犯遣散回家，交原地处理。以沈立仁当时的身份，是不可能安排正式工作的，他只好在一个街道企业做临时工勉强糊口。“文革”结束以后开始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沈立仁看到了自己雪冤的希望，于是准备好材料到北京上访。接待他的人对他的遭遇十分震惊，明确表示属于平反昭雪的范围，很快发函到湖州的司法部门，指示予以平反。蒙冤二十余载的沈立仁终于被还以清白，并在自己所打工的单位转为正式职工。在一个街道企业里，高中生算得上是个有知识的人才，加以本人勤奋好学，他很快在同事中脱颖而出，不久就当上了企业的负责人。时逢改革开放的有利形势，在他的带领下，单位的业务蒸蒸日上，不久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企业。继而他将业务扩展到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业绩显著，最后在惠州定居并退休。 在校期间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两人相知相恋，情深意切。蒙冤以后为了不连累自己深爱的人断送终生的幸福，尽管对方临危不惧，面对黑云压城，对爱情仍然忠贞不渝，无怨无悔，他还是毅然忍痛割爱，主动与她断绝关系。真是爱之弥深，痛之更切。在运交华盖的漫长岁月里，他始终守着单身。直至沉冤昭雪，事业也有了良好的发展，他得知心里一直深爱的人已经有了归宿，才舒了一口气，便着手为自己组建家庭。他在自己的后半生里，家庭幸福，琴瑟和谐，尽享天伦之乐，但是对初恋的记忆是那么刻骨铭心，那永远抹不去的伤痕有时依然会隐隐作痛。 在颐养天年的日子里，南国煦和温馨的新居内，他开始静静地梳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下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黄梅时节家家雨》。书名借自南宋诗人赵师秀的绝句《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诗人代表作里最脍炙人口的一首。面对黄梅时节连绵的淫雨，听着不绝于耳、扰得人心烦意乱的蛙声，诗人在夤夜的孤寂里静静地等待着可能因雨而爽约不至的朋友，任由油灯灯芯上结起的灯花一次次坠落，却依然怀着对客至的一线希望，下意识地把玩着手里的棋子，执着地守灯枯坐，那种懊恼、无奈、孤寂无聊和坚韧期待的心情，在这四句诗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立仁把打印的电子稿带到我家里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乍一见到这书名，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透过这七个字，我仿佛感受到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中心里的那份酸苦、寂寞、无奈和难明的长夜中坚韧的忍耐。我阅读了整部书稿。小说分上下两部，上部主要叙述前半生遭遇的苦难，下部着重表现平反以后事业上的拼搏奋斗。上下两部的情节安排都合理而且引人入胜，文字表达也生动流畅。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硬伤：两部的体例不一致。上部叙事用的是第三人称，下部用的是第一人称，以致整部作品有点不伦不类，既像小说，又像纪实的回忆。作为在电脑上写成的作品，由于采用拼音法输入，难免出现同音字误植，也就是我们平常在纸面介质上所见的错别字；还有一些从编辑角度需要作技术上加工处理的问题。以上两点，我在读稿过程中一一用铅笔作了修正与标示。我建议他改动下部的人称，与上部保持统一。他将我对书稿的编辑加工及文字上的修订录入电子稿，自己也重新对文字稍加修饰，但是整部小说的谋篇布局未作重大更改，下部的第一人称也一任其旧。就内容而言，上部明显的伤痕文学特征，在当前的文网下会使一些出版部门有犯忌之忧，动摇其将作品列入选题的决心。所以我建议他，如果能在香港出版（他告诉我香港有出版社多次索稿，愿意出版），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不用受内地那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他说自己已经殚精竭虑，无力再对书稿大动手术，至于拿到境外出版，他只希望平平安安度过晚年，不想惹什么事儿了。是啊，七年牢狱之灾，加上出狱后十余年的贱民生涯，使他成为惊弓之鸟，再也担不起丝毫风险。对此，我充分理解。最后，他自费将书稿印刷装订成书，没有书号，不进入流通领域，只在亲朋圈内交流。 晚年的沈立仁，除了阅读、著述和怡情养性，还是一个热情的驴友，肩扛背包，足履大地，遍访神州的大泽名山。唯一不足的是老伴因照看第三代，无法形影相随，所以他常约几个好友结伴而行。有一次在湖州省亲扫墓后，迂道到舍间过我，进门时见他背着一个很大的双肩包，说即将出发去西藏。本文一开始我曾说他“身板硬朗”，就是由此所得的印象。据吴益民说，今年他的小姨子来惠州帮他们照看孩子，原本打算让老伴陪他一起外出旅游的，未料竟成永远的遗憾！ 沈立仁走了。他的冤案发生在共和国历史上冤狱遍于国中的年代，他一生中本应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消磨在了没有正义，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充满苦难的缧绁之中！在整个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今天，耄耋老人可谓比比皆是，就是期颐老人也并不鲜见，他却在古稀之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本来，苦尽甘来之时正好可以让余年的安乐补偿困苦中失去的青春，你却骤然中止了生命的步伐，怎不叫人痛心疾首！安息吧，立仁！与你当年被派去养猪一样，你得以在苦海中苟全性命，而温饱无虞的晚年又足以宽慰平生，还是在不幸中得大幸的人！ 附：受沈立仁案波及的程衡同学 程衡在整个高中阶段都与我同班，与所有同学都友善相处，是班里人缘最好的同学之一。由于性情温和内向，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小姑娘”。他各门功课都成绩优异，所以高中三年里都是我们民选的学习委员。有一次他在外语课上出色地回答了老师的提问，朱攸若先生满意地微笑着称赞说：“果然是全班最好的学生！”与不少数理化学得好而对外语感到头痛的同学不同，程衡学习外语的兴趣很浓，学得也很努力。他曾对我说，外语一定要学好，但是他只想把它作为一门工具，而不是将来借以谋生的专业。他、方德煜、卢培元、方云土和我，高一时是班里物理兴趣小组的成员，我们五个人课外经常一起切磋和交流力学的习题，有时根据李学海先生的吩咐自己命题，组织年级里的物理习题竞赛。程衡解题能力很强。我们经常搞来全国数学竞赛的试题，一起求解。往往是他首先破解。有时我们还在苦思冥想，搜索枯肠，他已经平静地说：“解出了。”所以我们都很佩服。高考时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数学力学系。这个系非常难考，一般人不敢问津，可是他铁了心要考这个系。果然他被按第一志愿录取。由于这一年秋季北大该系并入复旦大学，他接到的录取通知书是复旦发出的。由此可见程衡是我们班里一流的尖子生。 他和沈立仁初中就同班，而且关系密切，到高中时依然是密友。同样关系密切的还有张国钟，自高二下至毕业他一直是我们的班长。沈立仁出事，他们两个应该是知道的，而当时班里大多数同学几乎都蒙在鼓里，只是隐隐约约有所风闻，知焉不详。据说，当时看过沈立仁日记的仅三人，除了程、张，就是立仁那个同姓的朋友。当局得知记载在日记里的“反动思想”，凭的就是此人被调查问询时的“供词”。程衡也曾被传唤，应该说他没有说过不利于立仁的任何实质性的话语，更不会提日记的事，因为张国钟曾告诉我，事后程衡对他说过：“是谁把沈立仁日记的内容说出去的？我们可什么也没有说啊？”可能当局找他问询时要他保证说的话句句属实，甚至要求他签字画押或按指纹。这只是我根据他后来发病时的表现所作的猜测，因为程衡没有对别人说过他被问询的具体情况。 沈立仁被判刑一事对程衡刺激很大，但是性格内向的他绝对不会在平时的言行中有所流露，更何况兹事体大，不可造次。然而从他后来发病时表现出来的种种症状看，此事一直是他心头萦回不去的阴影。刚入大学的时候，他的学习和生活都很正常，功课依旧非常出色。有一次在食堂买饭，他不拿饭碗，摊开手掌要炊事员打饭，炊事员以为他故意寻衅，与他争执起来，被旁边的同学劝开。此后人们发现他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而且一侧鬓角上的头发明显地稀疏起来，通过留意观察，看到他老是用拇指和食指捻揪这一侧的鬓发，渐渐地这边鬓角上的头发几乎揪光了。这是他动脑筋时的习惯动作，高中的时候就如此：每当沉思解题的时候，总是用手指轻轻捻揪一侧的鬓发。他被送到医院诊治，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校方决定让他休学治疗，他回到了故乡湖州，入住精神病院。治疗期间他经常自言自语一句话：“共产党冤枉好人。”这个情况反映到学校里，校方以为可能领导上某些方面思想工作的方法不当，使他产生误会，从而背上精神包袱。校党委为此专门派人找他谈话，表明组织上对他绝对信任，没有过丝毫怀疑，希望他放下包袱，不要胡思乱想，安心养病。这些不着边际的空泛说辞与他的心病风马牛不相及，自然毫无作用，他的病症没有因此而减轻。 因为人缘好，现在每到寒暑假，从各地高校还乡度假的同学得知程衡患病住院，纷纷前往探视，这反而加剧了他思想上的苦闷，本来有所减轻的病症也出现了反复：“人家已经念到大学两年级或三年级了，我却仍然躺在医院里，何年何月才是尽头啊！”后来，看望他的同学又发现一个新的情况：他手指尖有螺纹的一面都被他咬破，医生不得已将他的手指都用胶布包了起来。是什么使他做出如此反常的举动？起初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挚友张国钟在探视中趁他症状比较稳定，思维也比较清楚的时候，与他促膝谈心，渐渐探知他如此作为的心里动机：他认为自己也有可能像沈立仁那样遽然被捕，警方拘捕的时候必然要出示逮捕证，并要他在上面签字，如果他拒绝签字，必然强迫他按指纹，假如把所有指纹都咬掉，警方的企图便无法得逞，他也不至于被捕了。这样的思维逻辑，使我联想到契诃夫的小说《六号病房》里的受迫害狂精神病患者格罗莫夫。他致病的原因，也是担心自己会莫名其妙地蒙冤被捕，外界任何与他毫不相干的动静都使他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甚至藏身女房东的地窖，以躲避幻想中的拘捕。两者所以攘祸避灾的办法何其相似乃尔！ 程衡未见康复，病情反而愈越加重，由“文疯”发展到“武疯”，不仅连亲人也认不清，有时甚至动手打人。昔日的许多校友见到他的症状，除了痛惜与伤感，觉得时至今日，他连人也认不清楚，探望也徒然，渐渐地疏于走动，将他淡忘了。家里看到他康复无望，长期住院的开销又不堪负担，便将他接回家，关起来了事。 “文革”期间知识青年大批下乡插队，他的妹妹也名列其中。但是父母亲都已年迈体衰，无力照看生活不能自理的精神病患者，无奈之下妹妹将患病的哥哥带到了自己插队的农村。在农村安宁的环境里程衡在妹妹的照料下平静度日，也没有什么意外发生，似乎比在城里安分多了。冬日的一天，妹妹出门去队里参加社员大会了，程衡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待在家里休息。这时一群人吆五喝六地押着几个“五类分子”去村里开批斗会，正好从他们家前面的路上经过。已经平静了很长日子的程衡闻声一跃而起，突然看到窗外这幅景象，顿时惊慌不已，以为是冲他而来，于是夺门而走，直奔白雪皑皑的田野逃遁而去。及至妹妹回家不见了哥哥，便与村民四处寻找，最后在野外雪地里发现程衡的尸体，身上只穿一件衬衫。 沈立仁与我谈起程衡的结局，禁不住潸然涕下，认为是他连累了挚友，毁了他的一生，怀着永远无法消弭的歉疚，痛惜不已。 沈念驹乙未年正月初十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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