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1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东一楼会议室，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聚在了一起，他们是当年北师大女附中的老师、学生以及部分老师的后人。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时任女附中副校长的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卞老师也成为了文革中第一个暴力致死的教育工作者。48年后，当年的学生聚在一起，在安放着卞仲耘老师塑像的会议室里，对自己的老师、同学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本文作者刘进，是原北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的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本文转刊发。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老三届的校友们：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冒着严寒来到学校，参加这个聚会。感谢母校老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谢现任领导为我们提供场地和方便，让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师生见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长塑像的会议室里，回顾48年前发生的那场劫难，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我的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长的死，让我猛然惊醒，我多次问自己，这就是革命吗？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对不起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汪主任，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们。这种负疚感，让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我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为，是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是我，作为工作组期间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没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发起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学生发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
我要借此机会，向老师们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我也要向校友们表示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你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后，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你们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实情况，是你们刻骨铭心的自身经历，帮助我在调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中，接近和寻找到真相。我感谢许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你们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你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帮助我打开视野、换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观照自己时，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持久的动力。
在对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后我想说，我爱我的母校，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同窗校友，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