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下的罂粟花
2013-12-04 上传人：新老年
[align=center][size=4][size=6]红太阳下的罂粟花[/siz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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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align=center][size=4]韩戍[/size]
[/align][size=4] 7月23日的TIME中有一篇名为The Sopranos State的文章，讲的是由北韩金正日（Kim JongⅡ）政府经营控制的犯罪公司。大量的海外毒品贸易、大规模的非法走私，由此获取的巨额利润，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文中说罂粟在北韩境内被大量种植，由North Hamgyong province的一家国有公司加工运到平壤后，再销往俄罗斯、日本，或假道香港进入中国。有意思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毒品是由北韩政府外交人员带出的，文章形容他们“把冰毒放到行李中”（carry drugs like crystal meth in their luggage），还说他们必须“自筹经费”（self-financing），就像美国称金正日为Kim JongⅡ一样，他们讽刺人的本领果然是炉火纯青的。
据文中说，北韩政府还印制大量假美元，一组2006年的数据估计，至少有四千五百万假美钞进入流通领域，即使最先进的技术也很难辨别其真伪。美国人搅尽脑 汁也想不通他们从哪弄的如此先进的印钞机器。有时候真是赞叹北韩当局的与“资本主义势力”做斗争的勇气和智慧，六方会谈开了几次，自己的核试验照样搞；你 强迫我关闭宁边核设施，可以，把澳门汇业银行的钱还给我，把老美搞得晕头转向。当年毛泽东曾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金二世也有毛泽东一样的气 概，闭关锁国，皇帝做的有滋有味。
政府当局种植毒品，产销结合，在中国近现史上是有很多先例的。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林立，群雄割据，兵匪结合，甚至一县之内都被划分为若干防区，俨然一个个 小的独立王国。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扩大兵源，防止被吞并的危险，种植鸦片往往成为大小军阀们敛财的最佳手段。我看过杨森的自传《九十忆往》（龙门出版 社，台北，民国七十九年），里面有这样一段描写，说“朱匪德时任旅长，驻防川南之纳溪合江等县，德即据地称雄，以酋长自居。在其戍区内，提倡种鸦片烟，满 山满谷，罂花遍地。更将原行之当十当二十铜元，改铸当为五十当百铜元，预征钱粮至民国三、四十年。并授意部属，绑票勒索富民，将川南穷乡僻壤括至入土三 尺。本人又抽大烟、打麻雀、滥嫖娼妓，无不应有尽有”。杨森的话也许大体属实，不过最后朱德“放下屠刀”，留学德国，加入中.共，说明他还是高于同时代的 其他军阀的。朱德尚且如此，足以说明当时鸦片种植之滥。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有一篇关于1937—1945年间自由中国与延安边区物价指数比较的表格。以 1937年为基数100，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自由中国1940、1941、1943、1944年分别为724、1980、6620、22800、 75500，而同时期的延安割据地分别为500、2200、9900、119900、564700，通货膨胀程度之剧烈远远大于前者。读到这里不禁让人产 生疑问，陕甘宁边陲，由于国民政府的经济、军事封锁，对外贸易条件恶化，在基础设施、民众生活条件等各个方面又远远落后于国统区，遭遇如此重大的财政危机 是怎样度过难关的呢？这就引出了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那就中.共是否有过大面积的鸦片种植的经历。时任苏联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若夫曾写过《延安日记》一 书，据说对延安的鸦片种植情况有着详细的记述，另外还有台湾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对此也有过专门的研究。可惜我没 有读过这两种著作，不过陈永发是民国史领域的权威，当年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就引用了许多他的研究成果，所以应该公正严谨。各领域的生产自救运动远远 应付不了经济困难；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有限；对农民征的谷物税、实物税和货币税早已超过了１０％……所以一直流传的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张思 德烤鸦片时被砸死等说法也未必不可信。
那些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中.共灌输教育的人也许会对此感到惊讶，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因为非常时期，面对非常的环境，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细心研 究中.共.党史就可以知道，从组党到执政的２８年历程中，一直是伴随着血腥和暴乱的。残酷的党内斗争（比如江西肃反、延安整风），惨烈的阶级斗争（比如湖 南农民暴动、土改），无数人被直接的从肉体上被消灭。以一种清教徒般的方式生活，为一种理想主义或强烈的权力欲所驱使，往往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比如 国共内战，攻打济南时采用人海战术，成建制、大规模的牺牲战士生命；比如1946年的围困长春，几十万守城国军和百姓饿死；再比如朝鲜战争中，宋时轮率领 九兵团入朝作战，冬装都来不及换，十二个师单衣单裤就进到朝鲜半岛东海岸设伏，冻死冻伤好几万人。和这些历史相比，种植鸦片实际上算不上什么了。何况边区 政府收入增加了，还能相对减轻百姓的税务负担，另外鸦片的销售对象都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要员，一举几得，何乐而不为呢？
我要说的是历史事件的重演和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今天的金二世领导下的红色帝国，这样一个被美国称为“黑社会”的“流氓国家”，面临着西方世界长达几十年 的经济封锁、外交孤立，也采取和当年中国的延安边区一样，搞毒品种植，自强不息，历几十年专制而不倒，尽管还不能像当年中.共那样“自给自足，丰衣足 食”，但这种“独立自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是很“值得赞扬”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拥有的一种“普遍智慧”。
可惜的是时间相差了七十年。三十年前，因为邓小平先生，中国开始了所谓的改革开放，终于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今天的我们才避免了如今北韩人的命运。歌德 说，政治上的愚蠢是最不可原谅的，因为它导致了千万人的苦难。金二世还是不如毛泽东，当年的毛尽管独断专行，却身居窑洞，艰苦朴素，指点江山，最后完成了 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而七十年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金二世却因为种毒品，搞走私，印假钞，以及采取种种流氓无赖手段，拥有无数的顶级奢侈 品，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他治下的北韩，依然和以往一样贫弱、落后。
将一己的幸福建立在无数人的痛苦之上，将集团的利益凌驾于民众和国家之上，拒绝普世性价值，一意孤行，当世界历史走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不能不承认金二世先生正在创造着某种奇迹。
Ｊuly ２８，２００７
Ｓhantung university ,Tsinan[/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