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际谈爱国
2012-09-19 上传人：新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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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size][size=5]“九一八”之际谈爱国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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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px][size=4] [/size][size=4]蔡成平[/siz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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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px][size=4]一，[/size][/size]
[size=14px] [size=4]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这首创作于1936年的经典抗日歌曲《松花江上》，恐怕所有的国人都听过，那份悲怆感超越时空。[/size]
[size=4] 又到了九一八，第81个年头。全国各地一如既往地兴起了各种纪念，只是今年因为岛争而倍添了“复仇”的火药味，“新仇旧恨一起了”的标语赫然出现在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队伍中。[/size]
[size=4] 九一八，在国人眼中是“国耻日”。在这一天，“勿忘国耻”是社会的主旋律。但到底需要铭记什么样的“国耻”，仍然模糊不清。或许在大部分人看来，几千来的“老师”——中国，反被翅膀硬了的曾经的“学生”——小日本侵略了，是为“国耻”。[/size]
[size=4] 这样的“国耻”当然是难以忘记，也不能忘记的。于是便有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纪念，这些纪念年复一年，不管官方外交辞令——“铭记历史绝不是为了铭记仇恨”多么义正言辞，都不可避免地在世世代代的国人心中从小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而且，这种“仇恨”的矛头所向并非“一小撮右翼”，而是范围很空泛抽象的“日本”，如此一来，中国人的“爱国”似乎天然地与“反日”产生了某种必然的联系。[/size]
[size=4]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81年前那帮躁动不安地挑起侵华事端的日本青年将官，高分贝叫嚷的也正是“爱国”。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他们痛批外交官与政府文官的温和、懦弱，迫使中日走向硬硬互动。在“国家”、“民族”，甚至是“东亚共荣”的大义名分下，中间派也迅速地向右翼靠扰，“军国主义”之路从此开启。[/size]
[size=4] 法兰克福学派曾对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体心理机制有过深入研究，其中一条就是在“爱国主义”幌子下实施舆论暴政，泯灭人类普遍的共同价值，任意侵犯和剥夺私人的财产和权利，煽动攻击，把敌意和虐待施加到对象身上，藉以发泄心中郁积的块垒。[/size]
[size=4] 法西斯式的思潮在如今的国际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成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社会变得日益多元。在价值观和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彼此制衡，不同力量之间的相互抵消，会让一种声音受制于不同声音的中和、抵消。[/size]
[size=4] 然而，在集权式官僚体制控制的社会，同样的压力和刺激会让人产生趋同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当个体无法被公民社会与中间组织容纳时，便极易被煽动起来。[/size]
[size=4] 可以说，在“世界大同”仍遥不可及，国家仍是国际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当下，英国思想家塞缪尔•约翰逊提出的“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未免有些 “过犹不及”。实际上，一旦国家解体或失去聚合力时，社会成员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碎片化的散沙状态。但“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鸿沟，一旦“爱国”成为幌子，并走向非理性时，人们从中看到的只是文明和野蛮的界限在消失。[/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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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二，[/size]
[size=4] [/size][size=4]历史会不会重演？81年过去，对此问题恐怕无人能肯定回答，但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予以否定，因为长期来看，历史更像周期性地循环。[/size]
[size=4] 在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时，很多国内朋友问“中日会不会开战”，如今这样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然而，几乎没有日本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在很多日本人眼中，“战争是一件很遥远的事”。这样的心理感知落差何以产生，背后原因有很多，但都离不开两国的舆论环境。[/size]
[size=4]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两国舆论环境存在鲜明的温度差，日本国内舆论虽有报道，但还不至于铺天盖地，问题焦点主要集中于中国国内的反日示威，以及中国海监船维权等，虽有点紧张的气氛，但基本上感受不到火药味。国内某大媒体的记者专程来日本做专题，领导指示“要多关注日本国民是否很紧张”、“在日华人是否处于危险中”、“日本政府是否认识到了问题严重性”等，但当他来到东京后，截然不同的氛围让其“哭笑不得”。[/size]
[size=4] 国内各大媒体几无例外地将钓鱼岛事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报道，不管多么地不现实，呼吁不妨与日本打一场小规模局部战争的中国专家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司马南甚至在微博上质问，“日本唯一恐惧的是中国的核弹。中国的核弹到底在什么时候用？”[/size]
[size=4] 可以说，中国对日本存在严重的偏见与误解，比如日本“欺软怕硬”、“最希望中国混乱”、“日本社会走向全面右倾”、“日本人都是好战分子”、“日本渴求成为军事强国”等等。那么，实际上如何呢？[/size]
[size=4] 石原慎太郎曾感慨说，“日本没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日本已经堕落为个人主义之国”。的确，在日本，民众对政治几乎不关心，偶尔关心时也多为消费税增税等关乎切身利益的议题；提到战争则普遍表现得很厌恶，即使在领土问题上，日本人也很少使用“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等泛政治化的语言；日本政府虽宣传 “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但百姓未必全然相信，笔者接触的很多日本人都开玩笑说“干脆炸掉吧”。[/size]
[size=4] 日本人平时基本上都闭口不谈“爱国”，“爱国主义”一词从战后至今都略带贬义色彩。当石原慎太郎和大阪市长桥下彻推动制定条例，要求“升国旗唱国歌需起立”时，引起日本社会的轩然大波，以致发展到对簿公堂。[/size]
[size=4] 日本战后最著名的作家三岛由纪夫曾如是说道，“作为‘国’之一员，不将自己置身于‘国’中，而是用一个‘爱’字，将‘国’摆到自己的对面，人为摆出一种自我高度，如同面对把玩物一般，如同爱一只小狗、爱一个花瓶一般——这实在是对‘国’的傲慢。这不是爱国，而是自恋”。[/size]
[size=4] 笔者完全不能认同日本人不爱国的观点。相反地，深感作为单一民族的日本人，在“爱国心”方面丝毫不亚于中国人，但“日式爱国”更多地表现为“爱乡土”情结，以及作为“日本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就是三岛由纪夫所主张的“将自身置于‘国’中”。[/size]
[size=4] 让笔者感触最深的无疑是去年的大地震及核事故，当时的舆论还是充满了紧张，尤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核辐射让人无所适从，但身边太多有条件短暂避难的日本人都选择了坚守，有一位华人朋友迫于家人压力带着日本妻子回中国暂避，为此其妻子哭了整整一晚，问其原因，答“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不与其他日本人共同面对困难？！”，当时更有很多海外日本人选择回国。[/size]
[size=4] 年轻时自认是“世界第一爱国者”的日本新右翼领袖铃木邦男，在年满60岁之后的著作中写道：“爱国心放在每一个国民内心中就好，一旦说出了口，它就成了一句谎言，成了批判他人的道具，诽谤他人的凶器。所以，悄悄放在心里吧，即使非说不可的时候，也要尽可能说得小声点”。[/size]
[size=4] 动不动以“爱国者”自居，随意辱骂别人“卖国”、“汉奸”的一些国人，在“爱国”这件事上，是不是有必要“汉奸”一回，向日本人学点什么呢？[/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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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三，[/size]
[size=4] [/size][size=4]不过，当下的日本对中国充满了焦虑却是不争的事实，笔者甚至觉得日本人的有些焦虑过剩，甚至有些焦虑源自主观臆断。[/size]
[size=4] 如一位日本学者曾对笔者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随着中国20多年军费呈两位数增长，日益膨胀的中国军方像极了当年躁动不安的日本军部。而且，中国的很多言论人不分左右地在‘爱国’名义下失去了独立精神。好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已大不同，在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国之间谁都离不开谁”。当中国六艘海监船前往钓鱼岛附近海域维权，并进入日本所谓的“领海”时，日本媒体甚至质疑称，“这是得到中国最高领导层许可的行动，还是中国军部势力自身的暴走？”[/size]
[size=4] 在与日本一位资深作家交谈时，他问道：“在日本，至关重要的决定首相一人说了不算，必须经由内阁决议，甚至有时必须征求议会批准，这些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防止权力失控。但如果是北朝鲜，若其最高领导人突然头脑发热，想发射导弹什么的，没人能阻拦得住。你告诉我，如果是中国的话，若最高领导人一意孤行地想强势采取一些危险动作，有没有可能阻拦得住呢？”不管怎么向他解释中国已转型为“集体领导制”，他都很难理解这种“中国特色”，最后仍然摇了摇头，似懂非懂。[/size]
[size=4] 日本当年的那些军国主义者即是如此，如北一辉等人早期实为左翼社会主义者，在日本深陷经济危机时，他们把日本的问题归结为“社会不公”，以及国内资本家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互相勾结。日本军部中的中下层少壮派军人，更是把国内富人视为“内奸”。在经济危机之下，这些思想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并最终挟持了整个国家。[/size]
[size=4] 事实上，如果后发国家出现社会危机，左右激进对立引发社会动荡时，或与某些大国间发生难以解决的冲突时，未经受公民社会熏陶的非组织的大众，很容易被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聚合力。[/size]
[size=4] 东京大学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对我如是而言，“对日本而言，‘第三次坂上之云’在何处，日本未来的‘国家像’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充满了迷茫。同样地，中国想清楚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了吗？中国提出的口号是‘富强、民主、文明’，但正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所言，要‘听其言观其行’，中国需要用更多的行动来证明，中国正努力成为一个这样的国家”。[/size]
[size=4] “百年屈辱史”中无数次的“国耻”，以及不断强化的历史教育，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难以摆脱对强权的迷信。正如赵楚所言，“这是简单的山寨政治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念的国际版，这种历史心理积淀的危害也许大大超过今日外部危机。力量当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和进化，及高明政治的配合，仅把力量主要界定为枪杆子，那是注定一事无成的”。[/size]
[size=4] 铭记“国耻”，当以自强为目的，这种自强不能简单地基于船坚炮利，更不能在批判霸权主义的同时给外界一“中国霸权”的印象。发展但不迷恋“硬实力”，树立起和平、理性、守规则的国家形象，恐怕是中国彻底摆脱“国耻”，并赢得未来的唯一出路。[/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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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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