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革命
2011-10-24 上传人：新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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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4] [b]作者简介：[/b][/size][/align] [align=left]
[size=4] 阿瑟•贾德森•布朗博士，（1856年12月3日-1963年1月11日），美国著名牧师，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教士。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赫里斯顿，1883年成为美国长老会的牧师。他在1901年至1902年、1909年来到中国，进行社会调查和传教活动，在此期间他共写下了17本日记。他与中国的许多政要，包括袁世凯关系密切。本书正是以其17本调查日记为基础写成。作为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一生勤于著述的他留下了13部著作。分别为《菲律宾的新纪元》（The New Era in the Philippines 1903）、《旧中国的新生力量》（New Forces in Old China 1904，七卷本）、《国外传教运动》（The Foreign Missionary 1907）、《近东和远东》（The Nearer and Farther East 1908）、《国外传教须知》（The Why and How of Foreign Missions1908）、《辛亥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2）、《非基督教地区教会力量的拓展》（Rising Churches in Non-Christian Lands 1915）、《传教运动的联合》（Unity and Missions 1915） 、《转型中的俄国》（Russia in Transformation1917）、《远东的主人》（The Mastery of the Far East 1919）、《泰国的未来》（The Expectation of Siam1925）、《世界格局中的日本》（Japan in the World of Today 1928）、《传教运动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1936）、《百岁忆往》（Memoirs of a Centenarian 1957）。他在过完自己106岁生日后的39天，卒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奥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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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b][font=宋体][size=4][size=24pt]目 录[/size][/size][/font][/b][/align][b][font=宋体][/font][/b]
[size=4] [b]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b]
[b] 第二章 中国的蒸汽革命和商业革命[/b]
[b] 第三章 动荡的政治和外交格局[/b]
[b] 第四章 民智的开启和教育的进步[/b]
[b] 第五章 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b]
[b] 第六章 宪政发展和社会改良[/b]
[b] 第七章 新中国的领导人——袁世凯和孙中山[/b]
[b] 第八章 共和中国的未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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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b]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b][/size][/align]
[size=4] 中国于1911年发生了革命，这场去年发生的革命离我们实在太近，近得让我们还不能以大历史的眼光进行解读。但是，导致它发生的诸多缘由，活跃于其中的诸多人物，已经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发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东方大国的这场革命的重要影响也初露端倪。
这场革命，我们按照中国的纪年法，在本书中称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是清朝中央政府试图把原先由各省控制的铁路“国有化”。列强的银行资本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这项决定息息相关：资本总是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方向，中国的人口数量世界第一，到处都是人烟稠密的城镇和乡村，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家们十分看重“让中国政府借他们的钱修建铁路”的“钱景”。因此，他们鼓励中国政府向他们借钱，为了让投资更安全，为了简化交涉的流程，尽量少和贪婪的清朝官员打交道，他们乐于看到铁路修筑权收归清朝中央政府。西方政府，包括我们美国政府，都在公开教唆清朝中央政府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他们更希望看到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的铁路干道修筑权被北京的几个官员控制，而这几个人都依赖外国银行贷款，都在西方政府外交压力影响之下，听令于西方，没有哪个西方国家不垂涎中国的铁路修筑权。美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抵押贷款公司强迫农场主借贷的血腥事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中国，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资本家的北京代理人，以更大的规模、更加强力的手法再现了“类似的剧情”。
对于中央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清朝的各个省份都很不满。一方面原因是，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很久之前就衰落了，而地方上的官绅势力很强。另一方面原因，修建铁路对清朝的官员来说有大笔油水可捞，地方官员不想让油水全流到北京的官员手里；而且借用外国贷款修建新铁路，中央政府会以各省上缴的税收作抵押，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央政府借的巨额外债将由各省来还。因此，清廷的邮传大臣盛宣怀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地方上是一片反对之声。反对铁路国有声调最高的是四川省，四川官绅们的反对迅速酿成了一场巨大的危机——四川的士绅认购了八百万元的铁路股票、债券，成立了四川省的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清政府下令解散该公司，接收了它的财产，只支付给股东们总价值可折合成35.5万美元的债券。不幸的认购者觉得，大多数股票毫无价值。清政府却想当然地认为，这条铁路就像美国修建连接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首府的铁路那样，“毫无疑问会顺利完工”，北京的官员们有恃无恐，甚至懒得归还腐败的地方官员和准备大赚一笔的承建商垫付的、为数不菲的那部分开支。
1911年，中国大地上可怕的灾难接踵而至，加剧了老百姓生活的动荡。1911年春，一场罕见的鼠疫横扫满洲，3个月里就死了5万人。肆虐的洪水吞噬了中国的中部省份。虽然长江流域和黄河河谷地带频发水灾，但1910-1911年的两大干流的洪水是40年不遇的，非常严重。长江洪水泛滥，在离入海口还有250英里[1]的江面竟然宽达40英里，安徽、江苏、湖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被洪水吞没，几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的鱼米之乡、富庶的安徽和江苏可谓灾害连年，这是两省的农作物在5年内的第三次被毁。去年的大洪水肆虐的地方，可怕的饥荒和瘟疫横行，真可以用哀鸿遍野、尸横遍野来形容。与这三个省份临近的山东、浙江、江西和湖北也遭了灾，有的地方是洪涝，有的地方是旱灾。
粗略统计，以上7个省份约有60万个家庭遭了殃，大约300万人陷于饥馑，处于垂死的边缘。清政府的官员们，却不顾人民死活，依旧生活奢华，他们的救济措施虚弱无力，而他们却照样贪污各种慈善团体和其他省份提供的救济品，哪怕是外国慈善团体的援助物品。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变得完全绝望了。有迷信的人传言，上天发怒，清政府应该受到惩罚。在民众没有活路的情况下，一点愤怒的火星很容易点燃燎原的反叛大火。
然而，在笔者看来，以上的原因只是革命发生的背景，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惊人的巨变。换句话说，以上原因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
笔者认为，更大的原因在于，偌大的中国不是被居于人口主体地位的汉族人统治，而是被少数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满族人统治着。满族是一支游荡在中国东部和东北部遥远边陲的、半开化的、由武士统治的游牧部族，要追寻其早期的历史就要深入古代神话的阴霾之中。西方历史学界，对于中国东北部和北部的游牧部族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鞑靼。12世纪，鞑靼众多部族中的一支——蒙古族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也就是威名显赫的成吉思汗，他把众多的高度军事化的鞑靼部落统一成一个帝国，向亚欧大陆的腹地发动了凶猛的攻击，结果已知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成为他的领土。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帝国逐渐瓦解，蒙古族和满族等鞑靼部族再次分裂为混乱的独立部落。这些部落之间征战不断，不是与富庶的汉人展开政权之战，就是相互之间打得你死我活。南方的汉族政权凭借强大的军力、资源优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居于战胜地位，鞑靼的各部落沦为汉人政府的附庸。但是到了16世纪，好战的鞑靼部落中间，又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满族的一个部落酋长努尔哈赤。满族本是鞑靼部族当中的一个小分支，然而努尔哈赤却像几个世纪前的成吉思汗一样，拥有让其他部落臣服的勇气和谋略，他相继征服了满族其他的部落，最终把整个满族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与汉族政权开战，赢得了满人的独立地位，他建立起国号为“金”的满族王朝，史称“后金”。因为努尔哈赤的部落是建州女真的一部，而女真这个鞑靼的部族曾经建立起与辽、宋并立的金朝。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续对明朝的激烈战争，趁着明军集中主力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后金政权不断开疆拓土，蒙古等鞑靼部族再次聚集于满族的大旗之下。
1643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上吊自杀，为这个从1368年便开始统治中国的明朝画上了不光彩的句号。大明帝国的大将、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投降满族，引清兵入关，共同对付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后，抓捕了吴三桂的父亲，他的大将还抢夺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本来是要投向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的。可是得知了这一切之后，就与昔日的敌人满族清兵联起手来，共同扑灭了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靠着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和强悍尚武的八旗兵，满清迅速攻略了明朝的疆域。由于皇太极在1644年，这个满族即将获得完全胜利的节点上逝世，历史学家一般将他的儿子顺治看做大清王朝的第一个皇帝。
从此，满族开始了他们的统治，他们对汉族人的态度专横而跋扈。他们尽可能地与汉族人隔离开来。只要人数够多，他们就住在高墙环绕的城市中，或聚居于城市的部分特定地区。每个八旗子弟都有政府的俸禄，不过他们要登记，因为作为“旗人”，随时可能要服兵役。满清统治者最初的想法是让庞大的汉族臣民供养少数的满族人，而满族人将作为世袭的军人，除了操练、打仗之外，不必为生计发愁，以保持八旗强大的战斗力，威慑敢于造反的王朝境内的其他部族的臣民们。可是这种提供“养尊处优”的条件以保持八旗兵的战斗力的方法，很快就行不通了。政府掌握在满人手中，有庞大的收入供他们挥霍，有丰厚的职位让他们挑选，有臣服的汉人供他们驱使，满人自游牧时代一直保持的那种好战的英勇逐渐消退了。权力、安逸和自我放纵腐蚀了满人的身体，让他们道德堕落。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满人当中除了少数的例外之人，比如湖广总督端方还比较引人注目外，满族统治者在整体上既狭隘自私又反动腐败。
由于满族只占中国庞大人口的极小部分，而且他们不再孔武有力，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不可避免地变得难以驾驭。能让汉族这个强大的民族卑躬屈膝，自认仆人，忍耐数百年，真是奇迹。只有考虑到汉族整体上的温和的民族性，以及不愿多管闲事的、懒散的满族人留给汉族士绅掌管的地方的自治空间（当然了，汉族要上缴巨额的税收款项），才可以理解这一点。
[1] 1英里约合1.609公里。
其实，只要回顾清朝近几十年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汉族人并不像西方人想象得那么温顺。在此起彼伏的起义和骚乱的冲击下，中国早就千疮百孔。对抗清政府的起事不断发生，清政府时刻坐在内战的火山口上。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12年（1852-1864年）。这场内战，是一场大屠杀，死亡人数十分可怕，据估计在300万到500万之间。前京师大学堂校长丁韪良博士认为是50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总人口。要不是两个外国人介入这场战争，这场农民起义很可能推fan满族的统治，他们都是“洋枪队”的头子。第一个是美国人弗里德里克•华尔，美国诺维奇军校肄业生，颇具军事才能的冒险家。他接受清政府的委任，招募在上海的西方国家的流氓和冒险家，组建了“洋枪队”，凭借精良的武器，屡次重创太平军。他死后，英国军官乔治•戈登开始帮助摇摇欲坠的清政府。
他手下的洋枪队，很快成为太平军的劲敌，由于具备“火枪对刀剑”的优势，很少打败仗，清政府称之为常胜军。实际上，华尔和戈登的洋枪队，都是清政府的雇佣军。客观地说，华尔和戈登等人的出现，只是加速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失败，主要还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将领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变得放纵骄奢。太平军的天王洪秀全自称是基督徒，而且是上帝降临在人间的第二个儿子。他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占领南京做了天王后，就进入后宫享乐。在我看来，即使他开始的时候动机纯洁，是为了普及上帝的教义，可是到了晚年却变成了基督教义的可悲扭曲者。太平军失败的另外的原因包括，没有优势兵力，领导层腐化、纷争不断。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虽然太平天国最后被镇压了，但是中国迟迟不能从这场持久而血腥的战争所造成的痛苦和悲哀中恢复过来。
太平天国的失败让满族人的统治得以继续，但是他们并没有从这次死里逃生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而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傲慢自大，变得更加压制成性。显然，满族的统治不能老这么下去。慈禧太后掌权，为即将油尽灯枯的清政权接续了半盏灯油。她出生在一个末落的满族贵族家庭，先是成为懦弱的咸丰皇帝最宠爱的嫔妃，诞生皇子之后，鱼跃龙门，成为皇储的母亲。
1861年，30岁的咸丰去世，慈禧5岁的儿子同治登基。辅政大臣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赐予咸丰的皇后、他最爱的嫔妃（也是新皇帝的母亲）“皇太后”的称号。在慈禧羽翼丰满之前，她与慈安皇太后、辅政大臣们短暂地分享了权力。待羽毛丰满之后，她老成地排兵布阵，用雷霆手段，迅速制服了这些权力分享者，独享大权。同治皇帝年纪轻轻就夭折了，慈禧太后将自己妹妹的孩子收为嗣子，将他扶上帝位，这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在亲政之前，就已经被证明是个生性善良却软弱无力的男人，所以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是慈禧。在西方世界眼中，尤其是在多位列强派驻到中国的公使夫人的眼中，她是一位有非凡能力和人格力量的“老佛爷”。然而，这位老佛爷，实行的却是铁腕统治，清政权在慈禧的铁腕下获得了新的喘息之机。
1900年，原本具有排满性质的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老谋深算的慈禧成功地把它的矛头转向了外国人，虽然八国联军粉碎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的激烈抵抗，并迫使慈禧太后暂时逃亡，但是她还是成功地控制了局势。
1908年11月15日，也就是形同傀儡的光绪皇帝死后的第二天，慈禧去世，满族的政权从此走向崩溃。宣统皇帝溥仪即位，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执掌大权，但是他既无实力也无谋略控制清朝糜烂的政局。（这些我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讲述。）中国人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大规模动乱爆发的征兆接二连三地出现。密谋已久的革命派的领导者们意识到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不过他们一开始打算推迟到1913年再起义，以便更加完全地控制了陆军和海军。 但是民间造反的气氛越来越浓烈，再也无法压制。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制造炸弹，一颗炸弹的意外爆炸，把警察引到了俄国人聚居区的一所房子。清政府的警察在搜查后，不仅发现了很多炸弹，还有很多革命性的文件，其中包括一份革命派的名单。革命派领导们意识到，起义想要再保密，已经不可能了，何况临近的四川省已经竖起了革命的大旗。四川省几乎全体起义，哪怕是仍然准备向清政府效忠的官员们和他们的那些三心二意的追随者们也没有做什么像样的抵抗。次日，也就是1911年10月10日，武汉的革命派领袖们断然采取行动，竖起起义的大旗，并迅速取得了胜利。武汉光复后，武汉成立了以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首的革命政府。革命派在湖北和四川的起事，引发了连锁反应，中国南部和中部省份很快光复，聚集在革命的大旗之下。清政府在这些地区的军队开始还抵抗了一阵子，可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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