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如父
2011-06-28 上传人：新老年
摘自梁衡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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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领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种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族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一个领袖的功过是非，常常也不是他个人就能说得清和担负得了的。[/size]
[size=4] 作为旗手、灯塔，人们希望领袖是神，希望他没有一点错，无所不通、无所不对、无所不灵。这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一项大的运动和事业确实需要权威，所以，中国古代有“为名人讳”，维护名人权威。叶剑英在打倒“四人帮”后讲，江青这个坏人早该收拾掉，当初没收拾就是顾及毛主席的形象，投鼠忌器，当时是为维护毛泽东同志的权威。同样，在一个家庭中也要维护父母的形象。这叫维护主流，树立威信，塑造形象。形象是无形的力量，父亲的形象对于家庭，领袖的形象对于团体是必不可少和十分重要的。对中国共产党和群众来说，很长时间内毛泽东这个名字就是命令，就是力量，遇事用不着解释、动员，就会照着去做，哪怕赴汤蹈火。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谈到二战时期斯大林的领袖作用说：“由于是斯大林下的命令，我们完成了许多平常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这就是领袖的威信、威力。但这威信、威力又需要具体附着在一个形象上，一个内外都完善的形象。苏联解体前，我访苏在博物馆见到一幅列宁素描像，下巴上没有胡子。后来电影、画上的列宁都有胡子。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是一脸大胡子，现在他在人们脑海里的形象没有胡子。胡志明是一缕稀胡子。对这三位领袖来说，胡子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借助胡子定格的形象，又透过这个具体形象在人们心中树立的抽象的高大形象。人们为自己的领袖树立、塑造一种形象，这和中世纪造神有一点近似。只是其区别在于，当人们处于一种无知，并对神秘的自然、未来的命运十分惧怕时，就造出一个神来信奉以求保佑；当人们在自己的领袖领导下取得巨大的胜利时，就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个领袖，希望这个领袖如神一样威力无边，无往不胜，就不自觉地神化了他。教徒对主的神化是被动的、愚昧的、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神化。民众对领袖的神化是主动的、半清醒的并带有理想色彩及从维护团体利益出发的神化。[/size]
[size=4] 但领袖是人不是神，是人就可能犯错误。普通人犯错误，不影响事业，领袖犯错误，危及全民，危及整个运动。当然最好是领袖不犯错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在庐山会议后就看出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私下难过地说，希望主席百年之后不要被人议论。爱之弥深，言之最切，他最后[/size]
[size=4] 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领袖一旦有了错误，不但给事业带来损失，而且也给广大深爱领袖的人们带来隐隐心痛。这有点像家里做父亲的有错（比如触犯了法律），别人尽可不管，甚至鄙视、斥责，但做子女的再大义灭亲也会陷入一种难言的痛苦。但领袖之错又不只是个人的错，除个人能力、性格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时势使然。正如领袖的功绩一样，领袖的错误也常是历史的必然。当这种历史事实不得不加于我们时，我们只好接受，只能客观、辩证地对待。邓小平同志当年针对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的，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不能丢，不能再抹黑。丢了领袖就是丢了事业，自招其败。苏联解体，就是先从诋毁领袖做起，最早可追溯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就像父亲有了错，这个家庭必须共同背着，共同负责善后一样，不能把父亲扔出去了事，这里有割不断的血缘。当我在越南访问时，就这一点，我真羡慕越南人民的幸福，他们曾经有一位没有或较少犯错误的胡伯伯，他们也就免去了许多难言之痛和许多尴尬。他们对领袖还是爱得那么单纯，那么神圣。而我们因为“文化大革命”，再也无法找到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却深化了许多认识，更加理性。[/size]
[size=4] 当然，也有客观原因，胡志明一直是在激烈的战争中领导国家，他未能看到南北统一便去世了。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是洗涤剂。未夺权前，战争中的领袖由于主要矛盾的单一和突出，不大容易犯大的错误，战争期间的斯大林、毛泽东也是这样。到了和平时期，对领袖们又是另外一种考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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