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战争——兼论我的国际观
2011-03-07 上传人：新老年
[size=4] 愿我们同受庇佑，愿我们同受保护，愿我们共同努力，愿我们文化辉煌。永远不要仇恨，永远和平、和平、和平！
——印度古籍《奥义书》中的诗句
余生也晚，没有像前辈那样亲身经历过战争，没有遭受过战争之苦，享受着和平年代带给人们的安宁和幸福。但在我的童年、初中和大学时，世界上却分别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它们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越边境战争、1991年1-2月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3月底至6月初的科索沃战争。中越边境战争我们虽然是战争的一方，但它毕竟只是局部性质的，而且在远离内地的边境进行，人们大都没有直接经历过这场战争。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在远离我国的地方进行，但却对国际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其中科索沃战争还因为美军的战机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的大使馆把我国也挟裹其中。这两次战争发生时，我作为一名关心时事的学生也深入地“经历”其中了。本文从我的经历出发对这三次战争进行回顾，并兼谈一下自己对战争以及国际关系的理解。说是“我的国际观”，其实也只是我对这方面的一些粗浅的理解和体会。吾小子何能，岂敢谈何“观”？此点读者诸君不可不察。
中越边境战争发生时我年纪尚小，但已经开始懂事了，已经可以感知外界发生的“大事”并留下清晰的记忆了。我记得一天有一支部队从我们村里通过，队伍长得望不到头尾，过了很久仍然没有过完。队伍里有战车，有大炮，士兵们背着步枪和背囊，有的抬着机关枪。听大人们说，他们是要开往前线去打我们的一个邻国——越南的，而且还听说我们在前线已经牺牲了很多人，仗打得挺惨烈的。虽然我们这里远离边境，看不到战场上的炮火和硝烟，但战争意味着流血和牺牲，所以人们的心头还是笼罩上了一层浓浓的战争阴影，村子里充满了一种沉郁而又不安的气氛。士兵们脸上的表情虽然还显得自然，但已没有和平行军时透出的那种活泼，我看着队伍一列列地通过，心中油然生出了一股悲壮（或者是悲痛）之情：人是热爱生命的，他们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也是一个个母亲的孩子，而今天他们却要走向战场了。虽然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但已经开始知道什么叫死亡了：死亡就是人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她）了。我心中充满了一种恐惧和不踏实感，我相信当时其他人心中也是这种感觉的。不知过了多久，大哥把我们家人都叫回家里，关上门（似乎战争就在我们这里发生，关上门才会增加些许的安全感），跟我们轻声地交流着一些关于这场战争的话……他们的话我听不大懂，但我知道这时外面队伍还在源源不断地通过着……
这场战争的起因、是非以及战争的过程、结果等情况，我当时毫无所知（直至如今也还不是十分了然），但当时的产生的“现场感”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战争是要带来许多死亡的，是会给人民带来苦难的，不要发生战争！我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而引起的战争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人类就是在战争的血与火中一路走过来的，并且在将来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也仍然是难以避免的。我也知道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通过正义的战争打败侵略者，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通过正义的战争打败邪恶的力量，人类才能避免更大的灾难，才能扫清人类前进的障碍。但除了有一部分战争可以用人类公认的正义、非正义原则去衡量之外，是否还有一部分战争难以用这一原则去衡量，而是由于国家以及民族之间利益上的冲突，互相都要负起战争的责任，或者只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偏执、甚至是国家以及民族之间沟通上的障碍（即所谓的“都是语言惹的祸”）造成的呢？况且，就是引起战争的一方是非正义的，但是否一定要用战争的方式加以解决呢？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是否还要做更多的防范战争、化解战争的努力呢？人类是否还要进行更多的沟通以消弥价值观念上的分歧和偏执，还要通过建立更多的制度化解彼此的利益冲突呢？我不是在谴责战争，我也不反对正义的战争，我只是希望能够更多地避免战争的发生。这种观念的形成也许与我幼小时对中越边境战争留下的“现场感”有关，也许与我历来具有的对生命的敬畏感有关，也是只是因为我生性胆小（我害怕看到血，我讨厌看武打片，看到恐怖的镜头着时我会下意识地掩住眼睛）。但即使有人说我胆小如鼠，我也还是要把心中的这一真实想法说出来，并祈祷战争远离人类！
海湾战争发生时，我已经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已经喜欢上看报纸，关心起了国家和世界大事。这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和伊拉克军队之间进行的战争是很大规模的，颇有世界战争的味道，它自然强烈地吸引了我们这些刚刚对时事发生兴趣的学生。学校外面有一家店铺，老板挺和善的，他订有一份《福建日报》，都会让我们看。我经常中午时来这里看报纸，战争期间更是每天必去了，高度关注战争的进展。老板也一样关注着这场战争，有时还会和我们交流一下战场的消息。晚上八九点时，电视台会播出战事报道，电视上动态的战争画面，就更能吸引我们了。每天晚上到了这时候，我们往往晚自修都不顾了，翻墙出去，到学校对面的一家店铺看电视。碰到一个认识的，他对我说道：“你也翻墙出来了？”我听了不无尴尬，但在心里却说，你不也出来了，大家都心痒难耐嘛。
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伊拉克入侵它的邻国科威特。虽然其中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与伊拉克争夺中东地区石油控制权的因素，但伊拉克的侵略行径却是明摆着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也都进行了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在表决是否授权组成多国部队时，中国也投了弃权票（即没有反对）。但经过多年的洗脑后，美帝国主义的反面形象已经在我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在我们看来，美国作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国际上实行霸权主义，到处充当世界警察。凡是美国和谁干上了，我们总是不分清红皂白地谴责美国，而同情和声援它的对方。（我们对美国的这种偏见甚至表现在了这上面：当美国出事了，特别是出大事了，我们也不是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相反还有一些幸灾乐祸。所以，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虽然我国政府及时发表了措辞得当的外交声明，树立了我们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但有不少国人却无视事件造成的众多平民伤亡，而在那里暗自高兴甚至公然叫好，似乎美国出的事儿越多，遇到的麻烦越大，我们才越解气。这种情绪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原因，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理性的、健康的。）所以当海湾战争发生时，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同情心放在伊拉克这方，希望它能够英勇顽强地抗击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为世界上的弱小国家和民族争一口气，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希望美国军队灰溜溜地铩羽而归，煞一煞它嚣张的气焰。当看到报纸报道说伊军又击落盟军多少架战机、击毁多少辆坦克时，我们总是感到欢欣鼓舞。而我们的报纸不知出于什么缘故也是倾向于报道伊军的战果，至于盟军则很少作正面报道，这也令人蹊跷！
但战争结束了，最后的结果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盟军取得了胜利，把伊军赶出了科威特。当然，后来随着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以及国际政治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又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这是后话。
科索沃战争发生时，我正在读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科索沃地区，占当地人口绝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要求独立而与南联盟发生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要求南联盟接受科索沃成立自治共和国、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的协议，但南联盟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北约国家在明知得不到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决定绕开联合国，对南联盟采取单边行动。这种单边主义广泛激起了人们的谴责和抗议。我们也普遍同情和声援南联盟，希望它能够顶住侵略，希望国际正义能够得到伸张。因此，当俄罗斯派黑海舰队驶往冲突地区时，我们都感到莫大的鼓舞，希望俄罗斯能够一道加入抗击北约的行列。
但此时随着视野的开阔和思考的深入，我曾经被长期禁锢过的头脑已经开始去昧了，已经不再觉得资本主义制度是多么的腐朽没落，也不再觉得我们的那一套说教有多少的说服力。虽然我对科索沃问题的真相还缺乏了解，但我同时也觉得，美国固然是霸权主义，但为什么还得有那么多的北约国家响应它、一道加入战争呢？为什么甚至法国、德国这样自立倾向相当强烈的国家也不例外，难道它们都只能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吗？一位老师给我们上课时说，他有一天晚上要给研究生上课，由于教学楼停电，就在教室里黑灯瞎火地就讨论科索沃问题。既然是讨论，就不一定要与党中央保护一致。有个研究生说，就像兄弟大了要分家一样，既然阿族人要闹独立就让它独立呗。这种别具一格的观点也启发了我：看问题要自己多想想，而不要一味随大流。
战争进行期间，我回去了一趟。几天后当我又回到学校时，美国战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三个中国人丧生的事件发生了。这一来就炸开了锅，我们长期郁积着的反美情绪一下子爆发了。尤其是青年学生，美国佬到处横行霸道，欺负弱小国家，并时时借人权、贸易等问题对中国进行刁难、压制，我们早就看不下去了，这次还居然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顿时，校园里群情激昂起来：这时候再不起来抗议美国人的暴行，我们还有什么尊严可言？！一场集会游行抗议美国的活动眼看就要爆发了。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有一个反美十分卖力的舍友对我说今晚我们要举行反美游行，你去不去？以前，当学生中可能出现什么激烈的情绪比如反日之类时，当局就要通过校方对学生进行严加防范，如临大敌，生怕学生会借机闹事，影响政治安定。总之，当局对学生上街是极力避免和阻止的，无论针对的是内政的还是外交的问题。但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出来阻止，而只是引导学生要合理地有秩序地表达抗议呢？我感到这其中存在着一些更为复杂的背景。同时，我对爱国主义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了（我曾经和别人就这个话题辩论过。他们说爱国是无条件的。如果什么时候国家需要我们，我们都会挺身而出。而我说爱国不是无条件的，还要看国家具体在做什么、怎么做。在我看来，国家和政府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和价值服务的，如果背离了这一宗旨，我们就有理由不拥护它们。1919年6月，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一文中振聋发聩地说道：“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对于那种盲目爱国、国家至上的思维是一种必要的解毒剂）。因此，我就没去参加游行。这天夜里，我们学校和外校的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举着火把，打着标语，喊着口号，来到美国驻昆明的领事馆前进行抗议，据说还发生了一些过激行为。过几天后，学校组织我们在投影教室里观看电视节目，我看见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抗议道：“对于这次轰炸事件，美国政府要给中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否则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以我的观察，事件发生后学生最初的反美情绪和游行冲动大体上还是自发的，至于后来的组织和引导工作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我国公民是有权举行抗议活动的，但同时也要深究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事实证明，这个事件的发生并不像表面所说的那么简单，而是还有着更深的背景），抗议时注意保持理性，不要把针对具体事件的抗议活动扩大为反美，更不要演变为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那一套制度和价值观。但遗憾的是，这场抗议活动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战争最终以南联盟的失败而告终，北约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达到了，我们都有一种引以为憾的感觉。后来，随着米洛舍维奇接受海牙国际法庭的审判，随着我对南斯拉夫政权在科索沃地区进行的种族清洗活动有了更多的了解，随着我对“人权高于主权”理念的逐渐理解和认同，我对这场战争的背景以及双方的是非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我仍然认为目前国际上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不合理现象。但有一次与我的一位大学老师进行电话交谈时，他谈到：“美国很霸道，但它也只对无赖国家霸道。”我感到在一些国际问题需要思考得更深入、周全些，需要从狭隘的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从事实真相出发，从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出发，独立地思考问题，才能得出公正、合理、客观、理性的结论。
“ls”后一直遭rj的zzy在与一位老友的谈话中十分深刻地说道：“所谓‘三个代表’，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却是客观的现实。”他认为：“美国也是从谋取本国利益来发展对外关系的，但是他们发展本国利益是同人类利益相符合的，因为他们不但对发展对外贸易，而且还受他们本国人民价值观的支配，那就是还要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就与人类社会实现现代文明相一致了。”他还认为：“如果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有个主导的话，那么，由美国来主导，比苏联，比中国来主导要好，更不用说德国和日本了。因为美国没有领土野心，不搞殖民地。”①美国目前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在这里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它是目前世界上先进制度的集大成者。美国要主导世界，要向外输出它的价值观，这对世界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有利于促进其他还处在现代社会门槛之外的国家实现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我们不能闭眼不看这样的现实，一味地与美国唱对台戏，一味地要与它比高低、论短长，而是要与它搞好关系，虚心地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世界总是需要有主导力量的存在的，而谁能充当这一角色要看谁是否具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价值观，是否具备足够的影响力。因此，更准确地说，不是美国在主导世界，而是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价值观在主导着世界，是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在主导着世界。记得有一个人说过（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但现在无从察考），世界的一体化要比世界的多极化更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同意此说。只要能够形成不同国家都认同的全球价值，只能不同国家都能够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国际上的冲突就会减少许多，而如果有几支大的国际力量在价值观上互相对立，互相要充当世界的主导力量，只会带来更多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风险。
美国要输出它的价值观这没有错，而且它在世界上到处活动、发挥其影响（这其中当然也有它的国家利益在起作用）确实也是一种巨大的付出，但美国在目的正确的同时是否还有一个要注意手段的问题？显然，目的的正确并不能代替手段的正确，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不足为训的，而且也只有采取合适的方式方法才能更好地达到目的，否则只会适得其反。美国到处充当世界警察，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的国内法当作国际法来推行，强要别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这不但已经遭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甚至连它的加拿大和欧盟这样的盟友也都开始反对。“美国人可能确实珍视自己的价值观。然而，中国孔子的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耶稣基督的箴言‘己所欲，施于人’，同样被公认为是为人处世的黄金律令，这两句话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发挥，只是世界上的思想家都认为后一句话必须以前一句话为前提，才是正确的结合。”②2003年，美国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推fan了萨达姆政权。这场战争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一道深刻的问题，即使能否通过国际的战争推fan一个独裁的政权。李慎之先生去世前不久曾经这样说过：“捷克总统——哈维尔之后的新总统——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感到很困惑。困惑什么呢？萨达姆政权是个血腥的残暴政权，结束这个专制政权的统治，是全世界人民所期盼的，这没有问题。但是能不能用这样的战争手段推fan这个政权呢？他想不好。”他说：“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可取，乱哄哄的‘丛林法则’，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总要想个办法了结。人权至上，人权高于主权，从理论上讲，也没有错。问题是要想个办法。”他认为：“看来，康德设想的世界政府，还是有道理的，早晚要有世界政府，形成处理全球问题的规则和架构。靠联合国和各个民族国家，很难承担全球治理的重任。”③通过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有效地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就要求这个世界政府必须具备一套民主的机制和架构，能够有效地协调好不同国家之间利益关系。但要有一个民主的世界政府，它的成员国又必须首先是民主的国家，专制的国家很难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国家的利益参与世界政府。这个目标任重道远，然而，我们又必须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①、引自的zfm的《zzyrj中的谈话》
②、李慎之：《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在"上海公报"签订2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
③、引自马立诚的《最后一个电话》
作者：[color=black]仲之春[/color]（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新老年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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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yanzi 最后编辑于 2011-3-7 22:1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