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
2010-06-29 上传人：新老年
[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5]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size][/font][/align] [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5]——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size][/font][/align] [align=center][size=4]梁怡 王爱云[/size][/align] [align=center][size=4]2010年06月12日10:49 来源：[/size][url=http://cpc.people.com.cn/][size=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size][/url][/align] [size=4] [b]沈大伟[/b]，英文原名David L.Shambaugh，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目前，沈大伟教授受富布赖特项目的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09年10月28日，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梁怡、《中共党史研究》副编审王爱云就国外中国问题研究对沈大伟进行了采访。沈大伟对很多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观点。限于其研究视野，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具有片面性。但是从整体上看，沈大伟的介绍提供了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轮廓。现将访谈录整理如下，以供国内学者参考。
[b]一、关于国外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b]
[b]采访者：[/b]沈教授，您是当今国际公认的研究当代中国事务、中美关系、国际政治和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权威专家。尤其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您在为美国《时代》周刊所写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中，对中国问题发表了比较严谨的看法，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国内，您接受《参考消息》、《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记者的专访，对新中国60年的历史和发展发表了十分中肯的评价参见《参考消息》2009年9月17日、《中国社科报》2009年7月2日。。今天，我们想请您专门就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情况作些介绍，尤其是人们不太熟悉的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中国问题研究情况。
沈大伟：好的。在200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我曾作了一个演讲，题目就是《国际中国问题研究情况》，所以对这个问题我可以笼统地介绍一下。
总的来说，近年来，中国问题研究在国际上有了蓬勃发展。这与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密不可分。从学术角度来说，新世纪以来，一些出生于中国、在海外受教育的华人学者逐渐崭露头角，在西方重点大学的研究和管理层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海外关于中国教学和研究的发展及其方向。这一现象在美国和英国最为明显。在美国，目前在美国大学和智库大概有3000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的华人学者不少于300人。其中有些人已出人头地，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例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布鲁金斯学会的黄靖和李成、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哥伦比亚大学的吕晓波、杜克大学的史天健、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丹佛大学的赵穗生、康奈尔大学的陈兼、纽约城市大学的孙燕等。美国情报部门一向都关注问题研究，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差不多有一两千人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很多人研究解放军，但也有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现在都有研究当代中国的中心或者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州立大学、地方大学、私立大学也开辟了中国研究领域。
在欧洲，英国的中国学研究一直是比较突出的，其中国问题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十来所研究型大学之中。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建立的汉学基础上传承和发展起来的，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另一类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陆续建立的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主的中国学中心(其中历史最久的是成立于1962年的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这些院校有关亚洲(主要是中国)研究的排名依次可为：伦敦、牛津、剑桥、利兹、曼彻斯特、威斯敏斯特、诺丁汉、谢菲尔德、爱丁堡和北安普顿大学。
德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在欧洲排第二名。德国的汉学研究历史悠久，1909年，德国汉堡殖民学院(Kolonialinstitut)即创办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目前德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还是没有脱离大的汉学背景，这表现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专业，或是从德国的汉学研究游离出来，或是寄存在汉学系里面，或是与临近专业合并，冠以东亚所或亚洲所等称号，并没有独立的研究机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中国改革开放形势影响，他们正在从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哲学、中国史、语言为重点的汉学研究，转向传统汉学与中国现实问题的双轨研究。目前德国主要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有柏林自由大学东亚所、洪堡大学汉学所、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研究所、汉堡亚洲学研究所。近年来，德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已经有所衰弱，主要原因是一些老教授退休了，缺乏新的研究人员。
法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我认为有些乱七八糟，比较复杂。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分散在许多研究机构而不是大学里。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是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下属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五位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包括杜明(JeanLuc Domenach)和白夏(JeanPhilippe Béja)。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目前有五名研究中国的学者，包括伊沙白（Isabelle Thireau）、潘鸣啸（Michel Bonnin）和施维叶(Yves Chevrier)。里昂大学和普罗旺斯、埃克斯、马赛大学也有一些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埃克斯、马赛大学，同当代中国相关的大多数研究在东南亚研究所进行，并且有人专门研究台湾问题。
北欧一些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做得很不错，有大量的投资，虽然国家、大学都很小，但研究的质量很高。尤其是90年代末以来，新一代学者崛起，这种势头一直有增无减。如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亚洲研究系的李来福(LeifLittrup)、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及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郝德馨(Thomas G.Hart)，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等，都已成为国际上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相比之下，南欧的研究相当薄弱。意大利完全没有当代中国研究，西班牙只有一所大学里有几个人在研究中国问题，葡萄牙也只有一两个人。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魏格林，她是从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调来的，主要研究中共党史。中欧没有当代中国研究，捷克、波兰也没有当代中国研究。捷克只有传统的对民国时代、清朝时代历史的研究。波兰有一名学者在华沙研究中国政治。罗马尼亚也没有中国研究。东欧也没有什么当代中国研究。东欧国家往往从苏联控制他们的历史来看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霸权国家，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去年我去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作报告，在我所去过的国家中，捷克是我见过的最反对讨论中国问题的国家，他们对中国问题持有不可理喻的观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台湾蒋经国基金会的欧洲部就设在布拉格，而且他们跟台湾民进党关系很密切，和达lai喇嘛也有关系。现在在中欧、东欧国家，意识形态方面以及冷战史对他们研究当代中国有影响。这是我个人对欧洲中国问题研究的看法。[/size]
[size=4] 我没去过非洲，所以我不掌握非洲的中国问题研究情况的一手资料。但我还是做了大量研究，也和别的学者进行了交流，从而了解一些情况。南非有一个大学，即斯泰伦博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他们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很不错。该校于2005年初挂牌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是目前在非洲较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之一。该中心大约有五六名专职研究人员，此外有多名兼职人员分别负责有关研究资料和信息的搜集整理工作。该中心办了一份网络期刊《中国观察》（China Monitor），每月一期，内容比较丰富，既有评论分析文章，也有信息发布或转载。该中心还经常举办各种研讨会和活动，在南非及非洲有很大的影响。埃及开罗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时间较长，其亚洲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亚洲国家研究，积极推动埃及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曾多次举办有关“中国问题”、“中埃关系”的研讨会。除了这两个大学以外，非洲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有不少的非洲学生到中国留学，但是回国以后很少有人研究中国问题。因为一般来说，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有一部分专门学习汉语，大部分学习工程学、医学、自然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
关于拉丁美洲，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的调查情况。我去过巴西、智利、秘鲁等国家，情况很糟糕。全拉美地区只有两个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做得比较好，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阿根廷。墨西哥学院亚洲和非洲研究中心是其主要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当代中国史、文学、思想、经济、社会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等。国立墨西哥自治大学的政治与社会科学系、经济系、历史系均有学者研究中国问题，但相对而言，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研究比较集中。2006年，经济研究所成立墨西哥首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墨西哥——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中国社会的多样性。科利马大学亚太经济合作（APEC）研究中心设有中国问题研究组，其组长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Juan Gonzlez García）发表的研究成果较多，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和墨西哥经济的比较研究。阿根廷国立萨尔瓦多大学设有中文系，其主任豪尔赫·马莱纳是比较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阿根廷国立拉普拉塔大学于1996年3月成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目前他们约有40个的学生在学习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等。
巴西没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只有一个孔子学院刚刚建立。那里有三个中国问题学者，但是不会讲中文。这和他们的外交也有关系，巴西的外交部官员不会讲中文。其他拉美大使馆也是这样，包括古巴、哥伦比亚、秘鲁、阿根廷等等。他们的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没有人会讲中文。还有一件真实的事情，2004年胡jin涛主席访问巴西时在国会作了一个演讲，之后很多拉美报纸说中国要在拉美投资一千亿美元。其实胡主席说的是希望提高中国和巴西的贸易水平，但是巴西翻译错误，他们不理解投资和贸易的区别。我听说最近哥伦比亚一个规模较小的大学要开设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亚洲地区，我个人觉得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水平有所下降。印度的研究还可以，新德里的中国研究所（ICS，Insi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是印度一所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权威学术机构，代表着印度中国学研究的一流水平。该所聚集了一批德里大学和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的印度中国学领域的高级学者及前资深外交官, 目前拥有二三十名研究员、副研究员, 还有不少的非正式研究员。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从中国历史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该所创办的刊物《中国述评》（China Report）是印度乃至南亚地区关于中国和东亚研究的唯一刊物, 目前发行量有1000多份, 发行范围覆盖全世界, 在国际中国学界享有较高声誉。
东南亚最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这是一家主要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机构。原来东亚研究所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著名学者王赓武去了之后改为中国问题研究，他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和海外华人的书和文章。目前东亚研究所所长是郑永年，主要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及其对外关系。东亚研究所的宗旨是推动对东亚地区学术和政策层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包括港台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与世界迅速发展的经济一体化态势及其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问题有特别关注。东亚研究所有两个任务，一个是为政府官员提供政策分析报告，另一个是从事学术研究。现在有很多海外的中国学博士到那里去作研究，而且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韩国和中国两岸三地的一些学者也常去短暂访学或进修，从而使得新加坡的学者们能够经常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换意见，不断地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
越南的河内有不少人研究中国问题，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是越南目前研究力量最为雄厚、研究范围最为广泛的研究机构。该所成立于1993年9月13日，2003年之前名为“中国研究中心”，是越南正式的官方研究机构，也是目前越南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中国研究所侧重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和经济变化的研究。河内越南国家社会科学和人文大学东方学系中国学专业和中国研究中心、河内师范大学东方学系和中国研究中心也是其主要的研究机构。但是越南学者的研究比较孤立，和世界的中国问题学者没有交流，和东南亚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也没有接触。印度尼西亚只有我的一个学生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马来西亚最近成立了一个规模稍逊于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类似组织。泰国和菲律宾对当代中国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因为他们目前缺少训练有素的中国学者，多数人不能使用中文文献，研究水平远不及新加坡。
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力量是比较强的，研究水平也很高。澳大利亚的中共党史研究在80年代以后，逐步受到各国同行的关注。有些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课程，并招收中国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90年代以来，以费子智、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尼克·奈特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十分活跃，不断带动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向专题化、规模化发展。澳大利亚的中共党史研究队伍人数并不多，但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和当代中国中心先后于70年代创办的《远东历史论丛》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到现在一直都有较大影响，这两个刊物现已更名为《远东史》和《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它一直是澳大利亚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主要刊物，它所刊登的文章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澳大利亚学者对当代中国研究和中共党史的进展及最新动态，成为公认的国际性中国学的学术刊物。
总之，现在全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情况很不均匀。我个人认为，在全世界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美国第一，澳大利亚第二，韩国第三，英国第四，日本第五，印度第六，接着是北欧的一些国家。德国可能排第八、第九位了。至于俄罗斯，2009年夏天我去莫斯科作调查，他们的学者太老了，而且和其他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没有交流。在俄罗斯，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远东所排第一，经济所排第二，外交学院中也有一些人，但是研究者年龄都太大，他们不太了解当代中国的情况。80年代，苏联大批留华学生刚刚回国，成为苏联最年轻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现在这些人都是在外交部和俄罗斯要害部门任职，如石油天然气公司。这是我个人视野中的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情况。[/size]
[size=4] [b]采访者：[/b]以上您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情况，非常全面。您能就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中国问题研究内容、方法等作一评析吗？
沈大伟：我觉得国外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外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国际化、合作化程度不高。中国是国际性、开放性的，但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还比较薄弱。一是中国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缺少交流，二是各国之间的合作研究极少。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应该加强交流并走向合作。我个人觉得虽然我们美国人、西方人之间有30多年的学术交流，但是我们真正的合作研究，尤其是合作写书、写文章特别少。
第二，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中的理论、方法学上的问题较多。学术研究应该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国外很多学者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只谈空的理论。而且很多学生特别是攻读政治学的学生（也包括我的学生），他们对理论和方法学讲的太多。日本学者则是过于注重具体研究，缺少理论研究和指导。
第三，研究对象日益微观。中国是一个很大并且非常复杂的国家，但西方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却越来越小。十年前他们研究一个县，五年前研究一个社区，现在他们研究一个巷子或者道路，五年以后他们将研究房子，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小。对中国的大趋势等这种宏观研究却少有人关注。这种研究趋势对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特别是对美国研究当代中国有不太好的影响。
[b]二、关于《中国季刊》五十年来对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影响[/b]
[b]采访者：[/b]由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出版的《中国季刊》，是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最权威刊物。50年来，《中国季刊》始终被认为是一份忠实记录20世纪中国历史、出版及时、信息量大、反映和研究广泛领域的优秀刊物。其中的大事记和文献汇编累积起来就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60年代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史料；大量的书评和书目涉及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也成为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资料来源。1991年至1996年您担任《中国季刊》的主编，对《中国季刊》的创立、宗旨、特点等肯定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请您谈一谈《中国季刊》的概况。
沈大伟：好的，我先介绍一下中国季刊的情况。
《中国季刊》1960年在伦敦创办。这个刊物原来不是在伦敦大学的东方研究学院，而是在英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季刊》是在自由文化基金会自由文化基金会成立于1950年，1967年解散，鼎盛时期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自由文化美国委员会”，雇有数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20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等。表面看来，“自由文化基金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其幕后操纵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可以说是文化冷战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基金会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有关系，但是当时并不知道。因为当时这个基金会主要是进行反对苏联的宣传工作，他们的总部在法国巴黎，和许多西欧的杂志、无线电广播一起进行反苏联的宣传活动，同时也给东欧和苏联的老百姓提供一些比较客观的情报和信息。他们的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而不是中国。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日益稳固，西方已难以回避如何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的现实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逐步认识到中国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高潮，在研究队伍、机构、经费、资料、成果等方面出现了质的飞跃，而且总体上越来越倾向于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并逐渐形成一门区别于传统汉学的新学科——国外当代中国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决定投少量的资金办一个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杂志。他们聘请了当时还不太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文名字马若德，著名中国当代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1955年获哈佛大学远东区域研究硕士学位，1958年至1968年担任《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主编，是该刊的创办人之一。1974年至1979年任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此后，进入哈佛大学，先后出任文理学院政府系主任、勒鲁瓦·威廉姆斯历史和政治学讲席教授，两次担任享誉国际学术界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多部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
如1960年《百花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1961年《中苏争端》、1966年《毛统治下的中国》、1972年《中美关系(1949—1971》、1972年《紫禁城》、 1974至1997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3卷本)、1987年至1991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4、15卷）、1989年《毛主席的秘密讲话》、1991年《当代中国四十年》、 1993年《中国政治:1949—1989》、1997年《中国政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1999年《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悖论》、2004年《中国政治》、2006年《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任主编创办这份刊物。之所以选中麦克法夸尔作主编，一是因为麦克法夸尔于1958年受自由文化基金会委托，在美国编写了一本文献纪录——《百花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双方有过合作经历；二是在当时的英国，中国研究的圈子非常狭小，麦克法夸尔刚刚崭露头脚，是合适人选。1960年3月，《中国季刊》正式出版，它是国外第一份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刊物。《中国季刊》这个名字当时是由麦克法夸尔决定的。到60年代末，自由文化基金会解散后，《中国季刊》正式移交给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同时麦克法夸尔辞去了主编职务。至此，《中国季刊》正式并入伦敦大学。[/size]
[size=4] 1995年5月12日，为庆祝该刊创办35周年，《中国季刊》在英国伦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举行题为“中国、中国研究与《中国季刊》”的研讨会。麦克法夸尔等曾经担任《中国季刊》主编的著名学者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们回顾了各自在担任该刊主编时的经历和感受，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发表较深刻的评论。我在会上作了题为《与变化的中国同步：〈中国季刊〉的35年》的报告David Shambaugh，“Keeping Pace with a Changing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at 35”，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143, September 1995。，对《中国季刊》35年来的总体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b]采访者：[/b]《中国季刊》在办刊过程中是否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或者是政府方面的制约？
沈大伟：我担任主编时，《中国季刊》没有受到政治上或者政府的影响。《中国季刊》的用稿都由编辑部来决定，而且主编也不能随便决定哪篇文章发表。我任主编时通常由三四个人共同审核，之后再让学者自己修改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不作修改，可以让作者多次修改，编辑和作者的联系非常密切。稿子的选用是纯学术性的，不会轻易受到政治上的影响。编辑部可以决定哪些文章可以发表，我任主编时在每年收到的130篇左右的稿件中，只有20%至25%的文章被选用，80%的文章未被选用。
《中国季刊》完全不受政府的影响，有的时候《中国季刊》的文章对政府会有影响，因为官方通过《中国季刊》可以了解更多的关于中国的情况。《中国季刊》虽然是一份学术刊物，但只有50%的订阅者是搞学术的（包括个人和图书馆），还有 50%的订阅者来自学术圈之外。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世界对中国和中国市场的兴趣与日俱增。因此，不仅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人士订阅《中国季刊》，许多在华的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外国的政府官员、智囊人员以及各国从事国际商务、国际银行、国际法的人士也阅读该刊。甚至情报机构，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经常看《中国季刊》，所以说《中国季刊》的内容对政府有影响。对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有影响，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许多国家政府也看《中国季刊》。
[b]采访者：[/b]请您再对《中国季刊》50年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作一评价。
沈大伟：《中国季刊》一直是对研究中国革命和1949年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学者们最具影响力的期刊。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季刊》在西方学术界占有垄断性的地位。事实上，中国研究领域的每一个人都向往着在《中国季刊》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在世界范围内都会产生影响，甚至能够左右国际上关于中国研究的发展方向和舆论观点。因此，虽然《中国季刊》仅是一份地区研究性的刊物，却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赢得声誉，成为世界上各种报刊和文章引用得最广泛的刊物之一。《经济学家》《国际先驱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杂志》《南华早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报刊经常摘引其中的内容。在中国国内，它也成为各种研究国外对华评论刊物的权威性信息源之一。而且多年来，学术界激烈的学术讨论和争鸣，大多是由《中国季刊》发起的，推动了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季刊》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垄断地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打破，世界其他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杂志逐渐占有一定的地位。如《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荷兰的《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德国的《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等。所以说全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是一个市场，是有竞争性的。《当代中国研究》和《中国研究》都非常不错，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研究》刊载的文章主要是关于社会方面、理论方面，内容比较抽象，书评比较多，但是每年只出版两次。《当代中国研究》是一个季刊，特点是综合性强，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也有书评，我个人比较喜欢《当代中国研究》。德国的《神州展望》也不错，现在越来越重要，三年以前的改版很好，现在还不错。荷兰的《中国信息》杂志发行量太少，速度也太慢，少有人看。
[b]采访者：[/b]中国国内学者怎样才能在中国季刊上发表文章？
沈大伟：中国国内学者很少在《中国季刊》和其他的国外杂志上发表文章。你们可以写任何方面的文章，选题方面没有什么限制。国外的学者尤其对中国国内研究党史、国史的概况感兴趣，一直以来国外对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学者、研究对象都不太了解，欢迎中国国内的学者向《中国季刊》提交这方面文章，当然需要是英文的。[/size]
[size=4] [b]三、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b]
[b]采访者：[/b]您对中国共产党也有着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您2008年出版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著《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对1989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客观的评价，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主要观点。
沈大伟：我认为，在过去20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自我反省与吸取国外教训（吸取国外其他政党和政府的教训）相结合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具体而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灾难性解体，令中国共产党内部深感不安，但它通过仔细研究这些政府解体的原因，把这种不安转化成了一种积极的东西。我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的许多结论，而其中一些最重要的结论包括：执政党要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不能教条和僵化；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要(像苏联那样)因为过度投入军工企业而导致经济畸形发展；不要奉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要通过一套正式的退休制度定期更换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要让执政党的构成反映出社会的构成以及社会中新出现的阶层(例如私营领域)；允许知识分子发挥创造力，为社会作贡献；保持对军队和安全部门的严密控制。中国共产党还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吸取了别的“教训”，但上面这些在我看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让自己局限于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真正放眼于全世界的各种政治体制，学习可能对中国有用的东西。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加强建设执政能力的任务，是对中国共产党吸取教训和适应新环境过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总结。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在政治领域所做的事情正是中国在其他每一个改革领域曾经做过的事情——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经验，将有用的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教育和改革的其他领域都是这样做的——现在在政治领域也正在这样做。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渐变成一种统一的混合体制，将东亚新专制主义、欧洲社会民主、拉美社团主义等要素与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
[b]采访者：[/b]您在书中还对近20年来西方政治学、历史学领域一些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观点作了详细介绍，请您对西方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作一评价。
沈大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专门研究越来越少，《中国季刊》或其他外国杂志上很少有专门研究中共的文章。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问题，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机构组织、高层领导、党的历史等在国外引起的关注度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于理论方面的兴趣相对于五六十年代来说要小得多，五六十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毛泽东思想最感兴趣。从80年代到现在，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兴趣逐渐淡化，他们往往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提法多是口号性质，没有实际内容。
[b]采访者：[/b]为什么，他们不是很关注中国的意识形态吗？
沈大伟：我个人觉得中国政治文化是口号政治。在中国，口号政治、理论、意识形态等内容非常重要。但是国外学者不太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重视对中共组织机构方面的研究。西方学者认为，中纪委、中宣部、中组部、中联部、统战部等五个部委控制着中共的大部。掌握着中共权力的是这五大部委，而不是中共的思想和理论。
国外学者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组织机构的起源、变革以及如何运转、工作。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培训比较感兴趣，我多次有机会到中央党校访问，并去过浦东干部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这些旨在培训中国各级干部，使之掌握行政管理知识的努力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1800所党校、1500所行政管理学校和800所社会主义学院等院校对干部进行大规模在职培训，我希望美国也能有这样的体系。2009年1月我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共党校系统的文章《培训中国的政治精英：党校系统》David Shambaugh，“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196，Jan 2009。，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密集的党校系统，指出它们作为培训全党干部、政府官员、军事官员及杰出商人的重要机构，近年来在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党校系统，尤其是中央党校，还是政策制定的主要酝酿者之一。
1989年政治动荡以前，国外研究中央高层领导的学者比较多，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对高层领导的研究越来越少。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最近20年中央的领导政策没有大的区别；二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困难，因为没有资料来源。国外对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也比较少，1949年之后相对多一些，但是专门研究很少，一般是研究国史而不是党史。
通过多年来的研究，我深深地感到，对国外学者来说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不容易的，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接待国外学者，向我们提供资料。外国人很难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与发展。就连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的党内改革。假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更加开放和透明的组织，就可以让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自己——假如中国共产党能够组织外国记者和学者参观访问地方党委、中共中央党校或中共中央其他几大部门，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正在进行的改革，那将会很有帮助。
（本文作者梁怡，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北京100101； 王爱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编审北京100080）[/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