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战调整中国外交政策
2009-08-19 上传人：新老年
[align=center][size=4][font=黑体][size=5]伊战调整中国外交政策[/size][/font]
来源：《世界报》
文／科特·坎贝尔 编译/胡锦洋[/size][/align] [size=4] [b]伊战对中国的影响[/b][/size]
[size=4] 就像反卫星武器一样，网络战的蓬勃发展代表着中国能够从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汲取教训。当美国军队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和灵活性顺利抵达巴格达时，中国官员正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目前普遍公认的是，在技术和整体能力上，中国军队要落后美国军队数十年，尤其是在陆军装备上。为了要弥补这一差距，中国已经将更大的重心放在信息战上。中国不但认为信息战是“战斗”的下一个疆场，而且还认为信息战能够更加有效地拉近美国军事优势带来的差距。[/size]
[size=4] 解放军在其2004年12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用“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取代了原先的“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一新概念概括了中国的经历和中国对军事改革意义的评估——信息技术和以知识为基础的战争的主要影响。[/size]
[size=4] 在伊拉克战争过程中，解放军通过研究得出的另一个关键经验则是多国部队对无人机的使用。据美国国防部表示，解放军对“把无人机用于侦察和打击行动”的前景非常感兴趣。这反映出，解放军正转向更新的技术，这些技术强调对人力依赖的减少。无人机在2001年的阿富汗作战行动中的使用，已经成为解放军最为关注的重点。[/size]
[size=4] 解放军还将注意力放在“美国特种部队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的使用”上。据美国国防部表示，在海湾战争后，解放军首次特别强调特种部队的作用。在美国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后，解放军在 2002年组织了一个全面的团队，专门研究美国特种部队在阿富汗作战行动中的使用。在伊拉克战争的最后阶段，解放军同样对美国特种部队在战争中的使用做了全面的研究。美国五角大楼认为，基于对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的观察，解放军认为他们的特种部队将有可能在作战中成为“力量倍增器”。[/size]
[size=4] [b] 能源资源和伊拉克战争[/b][/size]
[size=4] 伊拉克战争加大了中国对能源安全的关注，而且中国更加重视与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东和非洲地区。中国的能源消耗上升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与此同时全球能源成本也相应上升，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因石油依赖性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安全困境。美国与全世界范围的政局不稳定、能源丰富的政权达成的不稳定协议，已经诱发了战争和极大的不稳定性，而且北京并没忘记这些教训，中国承认自己对能源资源多样化的需要，而且也理解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在新技术上投入巨资，同时保持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稳定。[/size]
[size=4] 在伊拉克战争前后，中国的最大关注点之一就是石油问题。当时，中国正试图与伊拉克达成一项石油交易，此交易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中石油力图达成的合作类似。中国一直支持与伊拉克达成的国际性条约，中国也极力推行通过外交的、非暴力的方式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伊拉克。中国还加入到国际社会中，通过它们的努力促进一个稳定的伊拉克的诞生，尽管在这种支持背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有可能成为驱动力。中国在伊拉克的经济追求已经瞄准伊拉克南部的石油储量，向北一直到基尔库克附近，在那里战斗的规模最小。中国公司参与的一项伊拉克石油项目，随着逐步发展估计将价值大约二百亿美元。2007年3月，中国与伊拉克政府开始讨论一项价值十三亿美元的合同。这一项目只是中国希望在萨达姆政府期间参与开发更大区域的一部分。[/size]
[size=4] 当中国正在努力赢得机会尽快介入伊拉克石油生产的时候，一些国际大型石油公司也正在寻找机会与伊拉克政府签订租借合同，以等待武力冲突平息之后钻探油井。武装冲突对油田的破坏仍旧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自从英国军队从南部撤退之后，那里存在着许多大型油田。为了帮助当地警察部队并保护石油生产的运转，中国也已经同意向伊拉克警察部队出售武器。由于中国石油消耗量不断增加，中国已经感觉到从其他地方寻找能源资源的紧迫性。这使得中国领导层与俄罗斯、伊朗和苏丹等国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关系。[/size]
[size=4] [b] 不干涉方针和国际法[/b][/size]
[size=4] 中国的不干涉方针在北京的外交政策公开表述中仍旧是主要组成部分。伊拉克战争使北京的不干涉方针合法化，并强化了中国需要保持中立的认识。“中国不会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一表述代表着中国的一种姿态，从中国处理朝鲜问题到伊朗问题，这种姿态已经显露无遗。前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国防部长助理阿什·卡特最近率领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前往中国。在与中国高级官员就伊朗问题进行详细交流之后，佩里和卡特都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官员和学者都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国将不会在努力制止伊朗核计划的过程中担当强力角色。”中国的官员表示，他们的影响非常有限——尽管作为一个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北京的固执凸显出其在不干涉方针上的高度坚持，北京似乎更青睐通过外交磋商的方式，甚至是在最为重要的议题上。[/size]
[size=4] 中国不干涉方针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公众认为应该在联合国框架范围内解决争端。在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行动之后，美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争论，因为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认为美国所采取的这种军事行动应该在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同意之后才能展开。中国继续推行这种观点，不仅保持其原先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而且还在有关“伊朗核进程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对峙局面”的问题上表示出更强硬的立场。中国希望将联合国作为限制美国能力的一种途径，防止美国在伊朗和其他重要国际政策议题上充当单边主义的“国际警察”。中国采取这种姿态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伊拉克战争向中国展现了单边主义能够激发其他国家对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仇恨。通过联合国来解决争议，可以逐渐削弱美国的影响和其在世界的优势地位。美国盟国的大多数民众变得越来越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表现出反感。中国已经直接证明了在国际社会中保持良好声望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地将一些国际事务的解决依托于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其次，自冷战开始，联合国一直受到外界嘲笑和政策缺失的妨碍。无论在美苏争霸时期，抑或在巴尔干冲突期间美英法与俄罗斯的对抗，经过联合国安理会取得的成果少之又少。中国从历史上就坚决主张，由联合国赞成通过而做出军事决定，这从根本上放弃了自己对一个外部行为体的权威和统治权。中国将很有可能会通过在运用武力手段解决国际问题上要求联合国的赞成同意，继续利用这一程序。[/size]
[size=4] 伊拉克战争对中国政府的另一个影响则是与战争冲突相关的国际法。中国仔细研究了美国、美国的盟国和其外交对手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和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如何处理国际法上的争论点。对中国来说，国际法为其带来的利益正在增加，这主要源于两个原因。[/size]
[size=4] 第一，随着中国的不断成长，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更加重要的部分。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已经或者将会参与国际事务纠纷，而这些国际纠纷通常借助国际法加以解决和协商。去年12月26日，中国海军派出三艘军舰赴索马里海域护航。护航期间，中国军舰护航时限就是依联合国授权和具体情况来定，在海盗处置问题上，中国也严格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一些国家的有效实践做法。[/size]
[size=4] 此外，北京正在制定严密的计划，目的就是为了“在统一台湾地区的问题上如何利用国际法”。有大量证据暗示，北京方面正在自己的“法律战计划”中探索大量的方法，做到武力与法律相配合。在中国的思考中，已经有了两个主要目标。首先且也是最重要的，政府希望精心构思出一个计划，在国际法的框架范围内建立“利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合法性。相反的，政府也希望找寻“第三方或国际干涉力量武力干扰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非法性。这一针锋相对的方法背后，是北京方面希望有机会通过抑制国际干涉，在更短的时间内统一台湾地区，同时也建立符合国际法的合法性，希望这一合法性将有助于缓和因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军事行动会令中国形象和国际地位受损，或许还会导致经济上面临其他国家的制裁。[/size]
[size=4] [b] 编者按：[/b]日前，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报告，评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报告表示，中国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和研究，并从中找到了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变革的新方向，在这场战争的推动下，解放军开始了包括远程投射能力、反卫星武器、信息化和数字化战争等在内的军事变革。编译此文，不代表赞同证实文中任何观点及数据，仅供读者参考。[/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