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2009-08-08 上传人：新老年
[align=center][size=4][font=黑体][size=5]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size][/font]
来源：《粤海风》 作者：严绍璗[/size][/align] [size=4] 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漫长的历史关系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从古代到现在，日本在处理它自身在政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如何处置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关系到日本自身的命运。近百年来，作为日本国家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国际战略的基本主题，无论是“脱亚入欧论”也好，还是“亚细亚主义”也好，其核心就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日本战败以来，正好满了60年一个“甲子”周期。在这样一个大周期中，日本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 [/size] [size=4] 有人问，到底什么是日本人的“中国观”呢？我觉得所谓日本人的“中国观”，主要指日本人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中，即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对中国的一种“认知状态”，它至少是由3个层面组成的： [/size]
[size=4] 第一层面，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认知状态”它主要是散布在人的“心理层面”上。比如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知识分子这样表述“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到中国去！我要实现我的追求——创造一个如中国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而到90年代，日本又有知识分子说，中国与日本在“地理上很近，而心灵上很远”。这两种不同的表述都是一种心理认知的感觉形态。 [/size]
[size=4] 第二层面，它可以提升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比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认为“反省战争罪恶，是日中友好的基础”，而“发展与加强日中友好，是日本争取民族独立和实行民主政治的保障”；而90年代以来，在某些社会层面中又强力地宣传“中国威胁论”。这两种不同的表述都是由不同的心理认知感觉提升表现为社会特定群体共同的意识形态。[/size]
[size=4] 第三层面，则是在上述社会共同的意识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聚合的“能量”发生“强弱势态”的变化中，它可以转化成“行动激情”。比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在“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的推动下，日本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把在战争中抢夺的中国文献典籍归还中国，认为自己身背着“无法无天的罪恶”，而当前典型的“行动激情”，就是日本国家行政首脑参拜靖国神社。 [/size]
[size=4]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假如我们要关注中日的关系，要研究东亚的局势和世界的走向，就要把住“日本人的中国观”这个“脉”。不真切地把握有关层面的“中国观”，我们就会瞎子摸象，以“自我感觉”替代“事实真相”，以“激情”替代“理性”，以“一个群体的局部”替代“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size]
[size=4] 我本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的立场，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一直关注着当代日本社会文化思潮状态，特别关注其中的“中国观”的状态。 [/size]
[size=4] 我只是站在一个比较文化研究者的立场上谈论我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日本，我所体验到的日本和观察到的日本，当然也有我在多种文献上著作中所读到的日本，从中归纳出日本社会主流层面对于中国的“认知观念”，希望为有兴趣的各位提供若干线索和我的思考。 [/size]
[size=4] 我们知道，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成是取决于很多种社会因素的，按照比较文化论的说法，它具有多元跨文化的“文化语境”。就“日本的中国观”来说:①它首先取决于日本国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态；②取决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生存地位；③取决于日本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关系；④取决于他们所判断的中国国家状态；⑤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关系的理解；⑥取决于日本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中的利益关系。 [/size]
[size=4] 上述6种“文化语境状态”的静止只是相对的，能动则是绝对的，所以，从自然辩证法的立场上说，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念属于“能量不守衡”定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量变”与“质变”交替进行的运动过程，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念，我以为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代加以考察： [/size]
[size=4] 第一个时代是从日本战败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大概从1945年到1966年这20年左右； [/size]
[size=4] 第二个时代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即从1966年到1976年； [/size]
[size=4] 第三个时代，则是从1976年“文革”之后，也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现在，也就是30年左右的时期。 [/size]
[size=4] 每个时代又可以分出很多阶段来，这里我所谈论的是我所体验到和观察到的这三个时代中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中国观。日本社会像其他社会一样，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有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我想讲的是这些时期中主流层面上的那些中国观念。 [/size]
[size=4]一 [/size]
[size=4] 第一个时代从1945年到1967年这20年间，日本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有相当强烈的层面。这主要表现为这个民族中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中罪恶的反省和追究。 [/size]
[size=4] 在战后的最初的20年间，日本知识界主流为什么会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国观呢？ [/size]
[size=4] 第一个原因是日本发动了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日本的溃败而告终的。战争对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同时对日本国土和国民本身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日本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面临着崩溃和灭亡的边界了。 [/size]
[size=4] 美国军队从1943年开始对日本国土进行持续的轰炸，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有119个城市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比如像我生活过的名古屋市和仙台市。当时除了火车站附近以外，整个城市都被夷为平地。1946年日本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15%；煤产量是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21%；石油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全国当时除了空气是可以自由供给的以外，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个日本人的粮食为290克，其中40%为豆类。[/size]
[size=4] 他们生存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破败的环境之中。从1945年底开始到1946年，日本在海外的即在中国的、东南亚的溃败的军队，有360万人正在返回国内，随军家属也有350万人，而国内有400万人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现在全部被停止了，他们被抛掷到社会上。日本本土当时尚有驻守的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加起来大约有1800万人左右立时变得无家可归。30年代的日本有将近6000万人，减去战争中死掉的一部分人，这时候共有大约5300万人，其中有1800万人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当时他们的条件极为困难，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学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罐头，然后用几十个罐头刮出里面的残羹，放上水在火上煮，半罐头的杂物要吃上几天。公园里到处挂着醒目的标语：“禁止自杀”。[/size]
[size=4] 因为遍地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生存几乎毁灭、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生存的实际状况推动了一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一种历史的罪恶，开始进入到反省的层面上来了。 [/size]
[size=4] 第二个原因是在自己民族陷入如此溃败状态中的时候，原先在战争时期流亡在国外的反战的民主人士开始回聚到本土上来。日本在法西斯主义专政日益严重和残酷的过程中，一部分反战的民主人士被投入了监狱，一部分人就流亡到了世界各地，其中有相当部分到了中国，比如说以野坂参三为首的民主人士就生活在中国的解放区。战争结束后，流亡国外的民主人士开始回国，而囚禁在国内保住性命的那些民主人士也得以释放。 [/size]
[size=4] 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communisim” 、“socialisim”在我们汉语说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这些词汇都是从日本语的汉字组合中引入的。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河上肇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京都大学这样著名的大学中长期开设有《资本论》讲座。当时剧作家坂本胜还把《资本论》编成了17幕的戏剧。虽然没有多少人能看懂，但是能够把《资本论》这样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生存与运作原理的巨著做成戏剧，在舞台上演，我们就足以知道，那个时候的日本曾经有过一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代。日本共产党也曾经有过相当活跃的时期，随着军国主义的发展和国家政权日益法西斯化，共产党分裂了。一部分人转向了，一部分人流亡海外，一部分人入狱了。这个时候，流亡在国外的人士和出狱的民主人士结合起来，日本国内的反省思潮逐步有了领导的力量。 [/size]
[size=4] 第三个原因是从1947年起，激进的民主人士开始在日本社会上重新传播社会革新的舆论。1952年日本出版的《国民文库》，总共有114种著作，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20种，列宁的著作有22种，斯大林的著作有15种，毛泽东的著作有9种，刘少奇的著作有2种，此外还有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胡华等等的著作加起来一共71种，占114种著作中的62%。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著作 在50年代初期，作为《国民文库》，被强有力的社会激进派所推进，对他们的国民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size]
[size=4] 除了这些理论著作以外，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起中国的“人民文艺”。何谓中国的“人民文艺”呢？按照1959年12月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学》词典的解释，所谓“人民文艺”指的是现代抗日战争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文学。到1956年为止，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人民文艺，比如说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圣陶的《芳儿的礼物》、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和袁静的《抗日自卫队》、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还有《太阳照在桑幹河上》、《白求恩大夫》、《八路军》、《东洋鬼军败亡记》（此即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新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解放区诗集》等等。（关于人民文艺在日本的传播，可参见我和王晓平先生写的《中国文学在日本》这本书）这样一些强有力的社会科学著作和人民文艺在日本流行，创造了特定的社会舆论和思想氛围，使日本国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促进了他们观念的变化。[/size]
[size=4] 竹内实先生告诉我说，“1949年我从京都大学毕业，从这些著作中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看到了光明的中国，受到很大的鼓舞。”1952年的五一劳动节，上万青年学生和爱国者在东京的皇宫广场前示威，要求日本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示威的群众向警察扔了汽油瓶、燃烧弹等。这就是当时震动世界的“May Day 事件”。竹内实说：“我参加了游行，看见了当时的现实，加上我从‘人民文艺’中得到的启示。游行回来，我参加了日本共产党。”他自己也开始从事中国人民文艺的翻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size]
[size=4] 第四个原因是，促使日本人形成原罪心理的还有中国政府在战后采取的对日本的两项重大政策。虽然现在我国国民中间对当时采取的这些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当时，从远东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两项政策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是高瞻远瞩的： [/size]
[size=4] 1、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重大战犯实行了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方针。 [/size]
[size=4] 日本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成员，他们都是罪恶累累，其中罪行特别巨大的必须判处死刑。我国政府在远东军事法庭和国内军事法庭上都是遵守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的。在我国军事法庭上，对其中大部分成员放下屠刀之后，只要表示悔改之心，也坚持以教育为重的原则。[/size]
[size=4] 1956年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对 17 名战争罪犯依罪量刑；同年6月21日，又宣布对 335 名日本战争罪犯认定罪行；接着在同年的6月到8月，分批宣布，中国政府本着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1017 名已经认罪的日本战犯予以**，遣返回国。[/size]
[size=4] 这个举动在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今天来看，可能很多人会对这样一个处置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但对当时促进日本的反省和原罪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这样一些旧军人在回国以后，其中有不少人公开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size]
[size=4] 藤田茂是一个战争罪犯，被我国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后来以**的方式遣返回国。他回国以后，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提出“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是日中友好运动的起点”。他自己向记者熊泽京次郎讲述了他所指挥的第59军团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各种各样的罪行。提出“加害者としての記録の必要性”（记录加害者的经历是必要的）。书里面详细记录了他的部队是如何虐杀中国民众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忏悔之情。[/size]
[size=4] 熊泽京次郎以《天皇的军队》为名，向世界揭示了“天皇军队”的真面目。1974年秋天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日团”6人访问了日本8个城市14所大学，我是其中的成员，“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提供了许多真诚的支援，受到我国驻日本大使馆高度的评价（当时的大使是陈楚先生）。1975年9月藤田茂组织了“日本旧军人访华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接见了这些日本旧军人。9月30日，他们还访问了北京大学，看望了“访日团”的成员。50年代同时被**的还有一名叫远藤三郎的日本陆军中将，他在1956年被释放后同年底就申请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他把一把日本军刀亲手交给了毛主席，表示日本军人从此永远不再和中国打仗了。毛主席在接受了他的军刀以后，送了他一幅齐白石先生的原作，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远藤三郎回国后于当年写了一本书，叫做《旧军人所见之**——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实际状况》。[/size]
[size=4] 1972年远藤三郎再一次以“日中友好旧军人之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回去又写了一本书，叫做《日中十五年战争和我》，里面讲了他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将军级的人物参与了十五年的侵华战争的，反省他本人和他的军队在对华战争中的罪恶。这无疑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size]
[size=4] 21世纪初期，日本老兵史东郎揭发了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的罪恶，对于他的揭发与忏悔，中国人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的新闻媒体把史东郎的忏悔称之为“第一个日本侵略军人的忏悔”，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相一致。在此之前30多年，藤田茂、远藤三郎等这样一批日本的战犯，从将校军官到一般士兵，已经有过自己的忏悔的表述。 [/size]
[size=4] 2、现在争论最多的，则是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最深远的战略意义考虑，从未来远东发展的最长远战略着笔，正式表示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款。根据远东军事法庭的计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对中国的15年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800到1000亿美元左右，间接的经济损失在2000亿到4000亿美元左右。两两相加将近5000亿美元。1946年日本的外汇结算只剩下20亿美元，以它库存的20亿美元，要向中国赔偿5000亿美元，假如说以每年赔偿10亿美元来计算，需要500年才能基本偿清对中国的债务。按照这个计算办法，日本这个国家五年之内在经济上就会解体。[/size]
[size=4] 中国政府从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考虑，在确保日本民族生存的条件之下，宣布放弃了战争赔款。这件事情在今天引起了很多的议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中有人说，因为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对日本可能的赔款“分钱不均”，所以就主张干脆不要，这一说法不过是当代人生活的有趣经验的表现罢了。如果站在远东的战略位置上考虑，我想这些战略家们所做出的行动是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这些战略意义的支点在哪儿呢？[/size]
[size=4] 凭我粗浅的体验，我认为这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处置德国的历史教训，就远东格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来说，保持日本这个国家的生存条件和保持其民族的完整性，对稳定东亚乃至世界的长久的和平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1965年5月31日，中国政府代表赵安博先生会见日本议员宇都宫德马时有这样的表述：“中国不想靠别国的赔偿进行建设，像第一次世界的战败德国那样支付巨额战争赔偿对和平是有害的。让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支付赔偿是不合理的……”中国国家这一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决策并不能为一般的国民所思索和认识，但在60年间世界格局的巨大运动中却事实上显现了巨大的历史价值。 [/size]
[size=4] 我以为正是由于上述这样的复杂的多层面原因，促成了日本在战后20年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那么这种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size]
[size=4] 一种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一种是谢恩意识，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还有一种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size]
[size=4] 上面说到的竹内实教授在1953年随日本轮船“黑潮丸”护送在日本殉难的中国工人的衣物回国，担任随船翻译。在天津大沽码头，中国廖承志先生讲话，竹内实担任翻译，他涕泪满面，以致无法工作。当时的中国，对日本的这一代人来说，既是沉重的，又是炙热的。它是新生、和平、人道的象征，是神圣的形象。现在早稻田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是我的老朋友，她在50年代中期第一次历尽千难万险从香港取道来到中国。她告诉我说，在当时日记上她写道：“啊，这是自由的国度，神圣的国度！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到中国去！我要实现我的追求——创造一个如中国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我们在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读起来还是很感动。 [/size]
[size=4] 反省中的日本知识分子，表现了可贵的觉醒，实藤惠秀先生在1960年把当年从中国强行取走的文献书籍归还了中国。他自己写道：“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走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今日细想起来，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他于1960年访问中国，他说：“我把自己从中国用不正当手段拿走的40余册图书送还中国。中国方面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先生接受。当时，我全身出了冷汗。”（实藤惠秀《日本中国留学生史》）。 [/size]
[size=4] 这些都是很伟大的举动，它向中日两国的国民，也是向世界显示了怀抱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真诚忏悔的良心。 [/size]
[size=4] 所有这些都表示在战后的最初20年间，两国国民的心灵正在逐渐沟通，日本民族中具有良心觉悟的社会阶层正与中国人民一起努力推进日中友好，在当时美苏对立的险峻的“冷战”格局中，中国艰难地创造了东亚的和平，并增进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size]
[size=4] 这样一种由民间发生的对中国的“原罪与反省”的中国观，在日本的各种政治势力中也产生了实际的回响。195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当时云集北京的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就有近40位 ，比日本国会内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还要多。他们中有在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绕道苏联来访的“日本议员团”，成员包括当时改进党成员樱内义雄、園田直、松浦周太郎，自由党的西村直己，劳农党的黑田寿男，共产党的须藤五郎，右派社会党的今澄勇；还有从香港入境的“日本各党派知名人士议员访华团”，包括自由民主党山口喜久一郎、小川平三、宇都宫德马，左派社会党铃木茂三郎、佐佐木更三，右派社会党河野密等人。 [/size]
[size=4] 如此众多的日本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聚集北京，表现了新中国的强大的吸引力，也表明了寻求“日中友好”在当时日本的多层面中成为无法抵御的潮流。在这些人士中，如圆田直后来成为福田内阁的外务大臣，在1974年与中国合作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宇都宫德马长期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黑田寿男、樱内义雄等，一直是强有力地主张日中友好的上层政治力量的中流砥柱。 [/size]
[size=4] 当然，这并不表示在日本国内就没有敌视中国的势力了，只是当时在强大的民主民族运动下，这种战争残余势力被压抑下去了，而没有被显现出来。所以虽然当时国家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可是民间友好的渠道却是越来越宽阔了。1972年中日之间建立正常邦交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道：“这基本上是由于两国在民间的友好运动而推动和获得的。” [/size]
[size=4][b] 二[/b] [/size]
[size=4] 第二个时代，从1966年开始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运动，而且对于世界民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随之而带来的打击是无可比拟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和这么多人口经历了这样整整十年的运动开始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一些基本的看法。在这样一场文化运动中，日本知识界主流的反省和原罪的中国观逐渐开始分裂。 [/size]
[size=4] 我把这一时期的观念称为“‘文革’的中国观”。文化大革命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由前20年间中日民间友好运动造成的巨大惯性迫使日本知识界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今天假如我们做一个形而上的分析，也就是做一个绝对性的分析，无非就是两种观念。一种人赞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种人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按照我们通常的逻辑认为，赞成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不赞成的那种人很可能是深谋远虑的，或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这一阶段中的“日本人的中国观”，我以为不能以我们现在关于“文化革命”的判断的立场作为评判他们的标准，而应该以“日本”自身的“文化语境”作为考察的基本点，实际情况则是非常复杂的。 [/size]
[size=4] 依据我的观察和体验，赞成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主要是三个层面的。[/size]
[size=4] 第一个层面的人是在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是充满了信仰的。注意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友好而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中国信仰”。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在年轻的时代就是在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他们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理想在国内和国外坚持过抗争或进行过斗争。[/size]
[size=4] 但是他们没有在日本实现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看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诞生，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实例，所以就幻化成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然而他们没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也没有能够了解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他们向往中国的道路却没有能够完全理解中国的道路。我所尊敬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他是日本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一生是极其伟大的，他刚刚去世不久。在钓鱼岛问题上，他是第一站出来公开主张“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直到2003年去世始终坚持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他经常收到子弹、刺刀这样一些东西，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历史的基本事实。[/size]
[size=4] 他年轻时代就追随马克思主义，他把新中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欢欣鼓舞，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是在亚洲地区最重大的示范。他是抱着一种真诚的、善良的心来理解中国的事务的。周恩来总理曾经先后14次接见他。这些人对于中国的执著，不免妨碍了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日本受到很多的谴责，我真的为他们很难过。 [/size]
[size=4] 第二个层面是有不少日本知识分子相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自己生存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产生的思想情绪。例如很多日本人对自己生存的现实和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满。他们从自己的状况出发，从中国的革命中看到了很多新鲜的因素。我认识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日本老先生，在1974年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听说你们的教育革命很有意思。你们把学生全部集中在学校里，每天晚上11点要熄灯睡觉，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跑步。多么健康的年轻一代呀！而我们的学生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来，是烂掉的一代！”他不明白中国的“教育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从外观上看，觉得这样的训练充满了朝气，是健康的一代。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本身，所以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size]
[size=4] 第三个层面，我们看到，在日本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中，有一少部分极端的个人集团者，是投机取巧者和谋取私利的集团。这是日本人中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们知道依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身上会有好处，于是他们就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团或者莫名其妙的党派发表声明来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比如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什么“日本劳动党声明：日本劳动党全党坚决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劳动党在日本什么地方呢？这个劳动党就是六七个人组织起来的，还不如我们的一个“战斗队”。他们发表声明，而我们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他们的声明。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集团”也需要获得全世界的支持。这是一种政治投机。我们常在报纸上读到日本的一个什么团体声明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仔细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小的、没有根基的、是希图利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来造就他们自身力量的投机取巧式的小集团。 [/size]
[size=4] 当时也有相当的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而且这种反对在后期是越来越强大的。我想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size]
[size=4] 第一种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是一些执著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或文化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尊敬非常喜欢。当他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以传统文化为革命的目标，是以打倒文化为幌子的，他们感到非常不理解，而且感到非常反感和愤怒。1974年12月1日，京都大学举行一个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日本研究中国学的巨擘，著名的吉川幸次郎先生。[/size]
[size=4] 他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顾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艺术院院士、东方学会会长。他报告的题目是《物茂卿与其他日本先哲对中国诸子的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儒法思想斗争》，他以讲述日本江户时代儒法思想斗争为由头，批评中国对于孔子和对于儒学的批判。 他一上台就拿了一本书挥一挥，这本叫做《论语新注》。他说这本书是他做的，已经印了16次3万本了，一次一次重印说明有很多日本人在读它。他说“一个日本人可能不了解中国，可是他读了孔子，读了鲁迅就了解中国了”。[/size]
[size=4] 我想他对中国充满了激情，只见他把书又挥了挥，把我叫了起来，他说这本书我送给你了。各位要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在中国正在进行“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一个外国人在公开的场合向一个中国人赠送一本中国要批判的最高的代表《论语》，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啊。当时我有点害怕了，但我还是思路清晰的，硬着头皮把这本书收了下来，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李连庆先生，他是个非常豁达的人，让我把这本书送到北大图书馆，现在这本《论语新注》还在北大图书馆保存着哩。吉川幸次郎在这个讲话里面，尽情地嘲笑了中国进行的“批林批孔”。我想吉川幸次郎因为执著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此而对这场“革命”很反感，有相当一批日本学者是这样的。 [/size]
[size=4] 第二个层面上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的是一些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学者。他们在自身的生存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很多的把握。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革命是假借文化而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而在革命进程中间对中国的很多优秀学者和知识分子以政治的罪名进行迫害。[/size]
[size=4] 比如说竹内实先生，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说：“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卫兵要打倒资产阶级，这或许是对的，可为什么却要从肉体上消灭作为共产党人的像翦伯赞这样一些对中国民族非常忠诚的学者呢？”他说：“我看到各地红卫兵乱纷纷，背后有各种势力的支持，我担心中国会像北洋军阀时代那样分裂吧？”在这种深刻的思考当中，他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当时的中国统治阶层对他们也采取了很严厉的制裁。 [/size]
[size=4] 第三种状态来自对中国的革命精神感到恐惧的日本人。日本长期以来在某些阶层对中国有一种恐惧感，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非常有实力，但另一方面在骨子里知道自己不过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小国。他们觉得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非常“革命”的姿态，把自己作为全世界革命圣地表现出来，这些日本人就有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有一位日本先生跟我说，他看见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一卡车一卡车的红卫兵经过天安门广场，挥动着毛主席的语录，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感到自己头昏脑涨，万分恐惧。他确实有一种非常可怕的心理感觉。他们对中国有一种神经质的感觉，老觉得强大的中国对他们构成危险，所以对中国总是保持一种不赞成的态度。[/size]
[size=4]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虽然看到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强大，而是政治力量的强大，但这种强大的政治形象让他们感到害怕。现在，他们又对强大的经济力量感到害怕了。 [/size]
[size=4] 第四种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是一些长期敌视中国的日本人。比如“青岚会”，由日本的国会议员们组成。这些人不是因为中国有了文化大革命他们才反对中国，而是因为大革命发生在中国他们才反对，他们对于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非议，加以反对抨击。他们是一批敌视中国的“职业反华”者，对中国长期以来心怀不满，在这个层面上，积聚着很多后来膨胀发展成为具有日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日本皇国国家观念的分子。 [/size]
[size=4] 第五种是从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的。我们知道日本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这有着他们特殊的原因。 [/size]
[size=4] 三 [/size]
[size=4] “文革”以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就进入到第三个时代，到现在也将近有30年左右的时间了。“文革”以后日本的中国观呈现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我称它为“变异的中国观”。是什么促使日本人从70年代后期到现在30年之间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呢？ [/size]
[size=4] 按照比较文化的理论，则是“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生存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 [/size]
[size=4] 第一，从1964年日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这个国家的国力有了重大提升。这个时间，正好与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相前后。在20年中日本经济力量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曾经面临快要崩溃的民族，以20年的时间变成了亚洲经济最强的国家，他们在经济力量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在科学技术层面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1949年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先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日本连续获得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医学和和平奖的12个诺贝尔奖。科学昌明的思想、科学领先的思想也急剧上升，这对于日本国民的精神形态有重大的刺激。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左右，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了明显的成长。 [/size]
[size=4] 第二，随着国内力量的提升，强化了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在东亚国家中的名声不很好，但是在整个国际事务方面却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今天为止，所谓世界七国首脑会议，亚洲只有日本作为世界七大强国之一参加了。这种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促使大国主义感情由复苏到迅速膨胀和急剧上升。 [/size]
[size=4] 第三，7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无论在地方政治的层面中，还是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中，保守中庸的势力有很大的增长。假如我们把“自主党”作为一个保守的联盟，从1958年到1974年间，它在议会的得票率呈现下降趋势，而1975年以后，却上涨看好。依据《朝日新闻》的材料，自民党在众议院的席位比率是这样的： [/size]
[size=4] 1976年为 41.8%， 1979年为 44.6%，1980年为 47.9%， 1986年为49.4%。 [/size]
[size=4] 从世界各国文明的进程来看，国民年收入愈多，保守党得到的支持就愈多。美国的情况也表明了这一特征，而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中央集团”。同时，在历史自然的进程中间，随着战后代际更替，新的两代人在一种既传统又西化的教育环境当中丧失了历史的记忆，在幻觉中间提纯日本的文化，在民族意识中开始形成一种错位的大国文化意识。 [/size]
[size=4] 第四，则是在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整肃中，由于当时在50年代初就发生了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对立”，形成了冷战格局。美国投入到朝鲜战争，把日本变成了支持这场战争的“后勤基地”。这样，二战中的同盟国已经完全分裂和对立了，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对于日本旧天皇国家体制进行彻底的整肃和改造。这样就产生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后遗症。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后遗症便开始发作，表现出来了。 [/size]
[size=4] 第一个后遗症，没有对当时参与战争的所有战犯进行整肃。战后，同盟国与新建立的德国政府，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追查的“战争责任者”据说有38万人之多，其追捕的有效期直到今天。中国在抗战胜利后追捕“汉奸分子”，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被起诉的汉奸有30382人，定性为汉奸而免除刑法的有20718人，通缉负案在逃的汉奸有7600余人，共计仅仅在国*民*党地区追查“中国人战争责任者”为 59000余人（至今还没有公布解放区的惩罚人数）。但是，追捕和惩罚的日本战争责任者不仅远远少于德国，而且连中国一个地区惩罚的帮凶的人数都不够，这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size]
[size=4] 大批对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漏网分子，先期在民主势力的冲击下潜伏下来，在合适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开始在各种舞台上活跃起来。被研究者经常作为典型案件提出的，则是被认定为 A 级战犯的岸信介竟然于1948年被释放，在50年代两次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为首的日本内阁，是战后中日正式恢复邦交之前最为“反华”的政府。又如参与了战争实际活动的中曾根康弘在80年代中期担任日本首相，提出所谓“战后总决算”，开启了日本政府首脑参拜已经供奉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的恶劣先端。 [/size]
[size=4] 第二个后遗症则是没有能够改造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象征性符号，如《君之代》国歌、“太阳丸”国旗等等。与德国不同，日本至今也没有新的国旗，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的国歌来。当然作为现在日本所用的国旗和国歌，我们在所有公众场合都应该保持对它的严肃性，这是出于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的尊重。但是我们从追求战争责任的角度来说，它仍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符号。[/size]
[size=4] 因为这面国旗当年是随着残酷的征服战争插遍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所有的土地上的，因为《君之代》这首歌也是奏响在亚洲太平洋所有被占领地的上空的。最严重的是，作为战争国家的总体制符号——天皇制国家组织形式被保存至今，从而成为日本所有国粹主义、皇国思潮的寄生性的总基地。 [/size]
[size=4] 第三个后遗症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结束战争的形态是不同的。比如说德国是由盟军共同攻入而被占领的，日本却只是被一个国家也就是被美国独家占领的。这样在日本的国民中间产生了一种不可逆转的“癔想性意识”，即所谓日本并没有败给同盟国各国人民，没有败给盟军，当然也就没有败给中国，日本仅仅是败给了美国。这是一种历史的错觉。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既然是被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败了，那么日本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二强国。这样，在战前和战争中形成的对亚洲各国，对中国、朝鲜和东南亚的蔑视意识，在合适的土壤中又旧病复发，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size]
[size=4] 这个时期中日本对中国观念的变化中有三种观念迅速膨胀和变异。 [/size]
[size=4] 第一种变异观念是神国观念。即鼓吹日本是一个神的国家，一个最优秀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森喜郎在担任首相以后多次讲到“日本是一个神国”。他每次说的时候，日本的民主力量和亚洲各国都对他表示抗议，但他还是说，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对他来说已经根深蒂固。这句话最早出自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这本书第一次把日本皇谱的形式按照神话编织起来，论证日本的天皇是神的后裔。此书的第一句话说“大日本国乃神国也”。神国观念是战前“大和魂”三大构成内容的核心成分。 [/size]
[size=4] 1946年11月30日战后修改的日本宪法已经明确确定天皇是人而不是神。当时通过的宪法确定了“主权在民”，而不是“主权在君，皇权神授”了。可如今他们的行政首脑还一而再，再而三说日本是神国，这有什么含义呢？[/size]
[size=4] 为什么叫做“神国”呢？20世纪90年代日本有一些极右的组织组织了一个“日本民族文化运动派”。 1997年11月他们应我国外交学会的邀请访问了中国，在北京大学，这个团的团长、日本“祖国防卫总队本部”本部长角野周二有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阐述了皇国主义的“神国”观念。他在讲话中介绍了明治初期，也就是1890年有个英国人叫做 Lafcadio Hearm，他来到日本以后，被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精神所感动，加入了日本籍，改名叫“小泉八云”。角野周二说，鼓舞这个“小泉八云”的日本传统文化和历史精神是什么呢？这便是“万世一系”。 [/size]
[size=4] 什么是“万世一系”呢？按照神的旨意，日本的天皇是太阳神的后裔。太阳神把自己的孙子派到大地，和“Wani”（鳄鱼）的女儿结了婚，生下的孩子就是神武天皇。从第一代的神武天皇到今天的明仁天皇一共是126代天皇。126代天皇代代相传，构成为“大和魂”的核心。[/size]
[size=4] “万世一系”体现出日本国家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与中国三百年姓李两百年姓赵、不断改换朝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大和魂”是日本原来的国粹主义发展到国家主义，后来到军国主义的核心精神，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以“万世一系”为核心的无比优越的国家体制；第二个层面是以《古事纪》和《万叶集》为核心所体现的“kotodama”（言灵）、表现为日本文化的绝对优越性；第三个层面是以全国为一个大家族，天皇是一个大家长的无比优越的家族体制。当今“神国观念”的提倡者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让世界仍然像19世纪末期的英国人Lafcadio Hearm那样仰望日本。 [/size]
[size=4] **年，昭和天皇去世，明仁天皇继位。历代天皇继位都要举行一个仪式，叫做“大尝祭”。就是说神武天皇的祖先从天上降临人间的时候，太阳神送他三样东西：一把剑一块玉和一面镜子，叫做“三神器”。文化学的研究认为，这是依托神话表现的日本国家雏型时期象征权力构成的一组文化符号，“镜、玉、剑”所表现文化象征其实是从中国华夏文化中所取得的助学智慧。每一代天皇即位，都要举行一个从上一代处继承“三神器”的仪式，这个仪式只有新天皇一个人参加，具有高度的神秘性。[/size]
[size=4] 在这个仪式之后，新天皇便接受了这三个神器，在人和神之间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太阳神的承认。从今天的文明知识来说，“三神器”本身是一个有趣的神话，而“三神器”在历代天皇中的传递，则是“神道信仰”政治化的表现。在当代社会中，如果把“神话”作为“事实”推出，这就是有意行骗。**年明仁天皇继位的时候，围绕着是否进行“大尝祭”，日本国内经历了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激烈的冲突，有两部分人反对，一部分是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他们认为不能通过神话来强化皇国观念，另一部分人是宗教界人士，日本有相当强大的佛教势力和基督教势力，1946年的日本宪法破除了神道教为“日本国教”的地位，规定所有宗教的平等权利，所以他们反对把神道教的仪式以国家权力的形式表现。[/size]
[size=4] 但是，后来日本内阁、宫内人士和国家主义者仍然让天皇举行了“大尝祭”，于是明仁天皇从“神道”的观念上说就是“半人半神”，是神的附体。这是明显的违背日本先行宪法的。 [/size]
[size=4] “神国观念”构成为“大和魂”的核心，是当代几乎一切超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总体寄生地。 [/size]
[size=4] 第二种变异观念是“亚洲解放论”的发展。“亚洲解放论”是日本发动二战的核心理论，战后很长时间这个理论被民主势力压抑下去了，但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又开始复活。 [/size]
[size=4] 1985年8月15日，当时的在职首相中曾根康弘率领18位大臣以内阁首相的身份参拜存放了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是所谓“战后总决算”的行为表现。靖国神社的核心并不是世界各国国民包括中国在内是不是理解日本民族的“文化承传”和“民族信仰”的问题，现在的靖国神社是作为战争的象征符号而存在的。从最近公布的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昭和天皇都已经明白把战犯牌位放入靖国神社，对于靖国神社意味着什么，所以，天皇从1975年之后就不再参拜这个神社了。 [/size]
[size=4] 以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作为标志，“侵略亚洲的战争有理论”即“亚洲解放论”开始复活了。在中曾根康弘参拜后十年，1996年首相桥本龙太郎也以私人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从2001年开始，现在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也不定时地、游击式地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由日本的行政首脑主演的参拜的丑角戏，至今也没有闭幕。“侵略亚洲的战争有理论”便愈来愈嚣张了。 [/size]
[size=4] 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挑衅，是日本最高行政首脑为“曾经作为侵略者的日本”的公开的翻案。从1985年以来，日本的内阁大臣不断地“放言”。有的大臣一上台就“放言”，比如： [/size]
[size=4] 1988年4月，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 “放言”：“白种人将亚洲当作殖民地，是日本给亚洲以解放。”他还说：“由于大东亚共荣圈，亚洲才得以独立。” [/size]
[size=4] 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 “放言”：“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他还说：“日本为了解放殖民地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size]
[size=4] 1994年8月，环境厅长官樱井新 “放言”：“日本并不是想进行侵略战争而战斗的。”他还说：“日本没有想发动侵略战争，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亚洲所有的国家都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只不过半个世纪，亚洲各民族的经济就繁荣起来了。” [/size]
[size=4] 1995年6月，副首相兼外务大臣渡边美智雄 “放言”：“‘日韩条约’中的合并，并不是殖民地化，也不是殖民地统治。”他认为关于“殖民地”和“侵略”等用语的争论都是没有必要的。 [/size]
[size=4] 1995年8月，文部大臣岛村宣伸 “放言”：“我不认为那次战争可以使用‘侵略战争’这样的词。” [/size]
[size=4] 这里面表达的都是“日本侵略战争有理”的经典性思想。它的核心在于放言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恩惠。这就是日本当年发动战争的最基本的理论表述 —— “亚洲解放论”。 [/size]
[size=4] 从80年代后期90年代以来，日本新一代的知识界开始在政治层面上表现出他们受到这种“亚洲解放论”毒害的症状。 [/size]
[size=4] 顺着历史的线索稍稍往前推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亚洲解放论”的最基本的蕴含，便是领土愿望。从东亚文明史上考察，“大和魂”对海外领土的欲望，首先来源于早年武士的领土野心。丰臣秀吉在1591年发动对朝鲜的战争时，这一个目的是很明确的，他说：“此次战争的目标就是直捣大明国，占领天竺。”后来，由于当时武士之间的斗争，而且明朝已经出兵朝鲜半岛，就抵制了他们的进攻。[/size]
[size=4] 在江户时代，有一个博物学的研究者叫佐藤信渊，他在19世纪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叫做 “宇内混同秘策”的报告，陈述日本未来的出路。他认为日本应该“提举国力，雄飞世界”。他认为，“在当今万国中，土地最为广大、物产最为富饶、兵力最为强盛的莫过于支那，而由皇国征伐支那，如果机制得当，不过五七年间耳，其国土必土崩瓦解矣，故皇国要攻伐他国，必以先并吞支那为起始也。”[/size]
[size=4] 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小佐藤信渊，怎么胆敢说只要七八年就可以使中国土崩瓦解呢？[/size]
[size=4] 江户时代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年代，而在这样的闭锁的状态中，佐藤信渊就斗胆敢言令中国灭亡，这说明武士对领土的欲望在内心是极为活跃的。这种欲望到了幕府末年也就是明治开国前，则集中地表现在诸如吉田松阴这样的“革新”人士身上，他30岁被幕府杀掉，日本一直把他作为开国烈士来加以纪念。今天要是从领土掠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以为吉田松阴是日本后来“大东亚共荣圈”最早的创始人。[/size]
[size=4] 他在《幽囚录》中讲到的日本未来的建国方案，提出“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吕宋诸岛”，吉田松阴认为要实现日本强国目标，首先便是要占领中国东北，否则就难进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日本有些学者总和我们辩论，说：“你们这样说他是不合适的，他是一个30岁的优秀青年，被幕府杀掉了，你们竟然说他是侵略的原主，请你们把侵略二字打上括号吧。”[/size]
[size=4] 其实就日本建国的理论思维来考察，那么吉田松阴确实是侵略的原主，他的“北割满洲，南收吕宋”的建国的远景是由他的学生们继承下来了。吉田松阴有37个学生参加了开国维新，得到过开国勋章，其中就有著名的伊藤博文，还有山县有朋等人。他的37个学生在明治维新中策划着他的国家计划。其实，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按照这个基本模式进行的。 [/size]
[size=4] 20世纪之初期，日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欲望开始塑造成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便就是“法西斯思想魔王”北一辉，和“大东亚战争论客”大川周明。作为构成北一辉日本国家主义思想支柱的核心是：他认为 “英国是跨越世界的大富豪，俄国也是世界北部的大地主，日本以星星诸岛，成为国际上的无产者，日本岂无堂堂之名向他们开战，向他们夺取他们独占的权利吗？”[/size]
[size=4] 所以北一辉说，随着日本国家改造的完成，“亚细亚联盟”时代便可以到来。日本便可以执世界之牛耳，宣布四海同胞皆是佛的子弟，而垂功于东亚。大川周明发挥了北一辉的理论，说“日本更加长远的目标是把日本、支那、满洲共同化的经济圈加以巩固，以此而实现从东南亚各国到印度，到中亚的整个领土的解放。旧欧洲必须革命，被压迫的亚洲必须复兴。” 大川周明还有一段很有诗意的表述：“旧天国总是存在在剑影之中的，日本与欧美以性命相拼赌的决斗是历史安排为新世界的诞生所不可避免的命运。”这具有很大的煽动性。 [/size]
[size=4] “亚洲解放论”是由这样一个系统发展过来的。从它的源头说，根本就没有任何“解放亚洲”的影子。由于在日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整肃，所以在年轻一代当中有着很深刻的影响，而且是越来越深刻了。令我们非常吃惊的是，最近日本有个叫做川胜平太的教授正在像明星一般升起，提出所谓“海洋的日本文明论”蛊惑人心。[/size]
[size=4] 在1997年11月出版的《文明的海洋史观》中，他把结尾的一章的标题设置为“21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并画了一个图，在西太平洋，从日本列岛出发，经由朝鲜半岛、中国松辽平原、华北东侧、北京、天津、渤海湾、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台湾、广西东侧、海南岛、香港，囊括黄海、东海与南海全境，东进菲律宾，南进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一直到澳大利亚北端，他画了一个半月形，并把它称之为“丰饶的半月图”，就是美丽的日本的“平原之岛”。这个“21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是一个及其严重的警告，引起了我们的震惊。地图和话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张地图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全境图。当然我想，像川胜平太这样的人不会很多的。但出版社出的书，电视台请他制作专题，要宣传就会有人相信，相信21世纪日本的领土会是这个样子。[/size]
[size=4] 第三种变异观念是明显生长的“文化优越论”。日本的文明是一个混合的文明，现在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努力摆脱这个说法。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他的文化大国的形态应该是“纯粹的日本文明论”。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从福泽谕吉开始提出“脱亚入欧”。[/size]
[size=4] 也就是说虽然地理上分不开，但观念上要和中国、朝鲜告别了，虽然以前是分不开的，以后分开好了。我觉得福泽谕吉还是有点现实精神的，因为他承认以前是分不开的。可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川胜平太为核心，以政策大学院大学的明石隆这样一些教授为呼应，却提出“海洋的日本文明论” （Concept of Oceanic Japanese Civilization）。 [/size]
[size=4] 1995年，当时在早稻田大学任职的、现在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任职的川胜平太，在《早稻田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刊出《文明の海洋史观》，1996年他出版了《海から見た歴史》（从海洋观察历史）（東京藤原書店刊）一书。1997年川胜平太在日本具有“国家电视”性质的NHK以“人间讲座”的形式，连续三个月讲授“近代はアジアの海から”（近代起源于亚洲的海洋），同年，中央公论社出版了川胜平太的《文明の海洋史观》，从而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揭起了“日本的海洋文明论 ”的旗帜。 [/size]
[size=4] 2000年9月现任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学长的白石隆，由中央公论社出版了他的《海の帝国 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一书，以呼应川胜平太教授的“海洋的日本文明论”。2001年川胜平太又出版了《海洋連邦論》（东京PHP研究所刊）一书， 此后，2003年，川胜平太又和东京大学教授滨下武志合编了《海と資本主義》（東洋経済新報社刊）。日本学术界在较为宽阔的层面上彼此呼应。于是“海洋的日本文明论”终于形成极为时尚的“学术”潮流。在当今日本社会愈来愈拥有自己的市场。 [/size]
[size=4] 那么，川胜平太各位所提倡的所谓“海洋的日本文明论”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 [/size]
[size=4] 依据川胜平太的阐述，“海洋的日本文明论”的核心观念认为，所谓（古代）“文明”和“帝国”，本来都是以“大陆世界”为舞台诞生的，但是，“大陆世界”代表的则是“农业文明”，是已经“过去了的时代”，而“近代国家”则是从“海域世界”产生的。 [/size]
[size=4] 这一说法本来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它不过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流文明史观的翻版。欧洲人说，由于16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开拓了世界史上“近代文明时代”来临；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其实也包括日本在内，所谓“大航海”的开始，则便是预示着欧洲资本主义对亚洲、非洲、大洋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的世界性的殖民地时代的来临。 [/size]
[size=4] 现在，川胜平太诸位先生，在21世纪来临的时候，在他们对“日本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考察中，重新拣起“欧洲帝国的文明史观”的话语，提出了所谓“近代国家”是从“海域世界”产生的这一观念，并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回忆17世纪以来痛苦的世界历史，而恰恰相反，他们需要暗示我们：正如世界的近代是从欧洲的海洋航行开始的，“亚洲的近代文明”也是从“海域世界”产生的。他们强调“海域世界”就是亚洲近代文明的“引路人”，就是亚洲近代文明的“标尺”。那么，谁是“海域世界”呢？这就是“海洋的文明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川胜平太、白石隆等等告诉我们，所谓亚洲的海洋世界，当然就是“日本”！ [/size]
[size=4] 白石隆在《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中提出了一个几乎令所有的正常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日本究竟是不是属于亚洲？”白石隆问道：我们现在说的“日本”，“究竟是亚洲中的日本呢，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 他又说道，“大陆亚洲”是农民与乡绅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中国至今还维持着这种反“海洋亚洲”的生存秩序，因此，“海洋亚洲”是中国以外的亚洲。[1] [/size]
[size=4] “海洋的日本文明论”为了论证他们的这一观点，张扬起所谓的“世界史”作为这一理论的“文化语境”。他们煞有介事地说：假如说，两千年老欧洲的历史是摆脱“伊斯兰化”的“脱亚”的历史的话，那么，两千年来日本的历史就是摆脱“中国化”的“脱亚”的历史。 [/size]
[size=4] 这是一个关系到“日本的海洋文明论”生死存亡的至关重要的命题。设置这一命题的最基本的意义便在于试图引导人们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东亚文明史”的所谓“事实”。他们为了“证明”他们意念中的所谓两千年的日本历史，就是不断地摆脱“中国化”的历史，于是，就提出了所谓“两千年的欧洲的历史，就是摆脱‘伊斯兰化’的历史”的这样一个虚假的伪命题作为比照，从而妄图把“日本的海洋文明论”安置在他们虚构整个欧亚文明史的“全球框架”之中。 [/size]
[size=4] 我们如果把这些命题结合起来考察，那么，依照这些“海洋的日本文明论”者的说法，两千年来的欧亚大陆的历史，就是整个对抗“伊斯兰”和“中国”的历史；两千年来欧亚大陆的文明，就是在对抗“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由此而引出的必然的结论则就是“伊斯兰”和“中国”，以及“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就是“欧亚文明”的“对立面”。 [/size]
[size=4] 问题已经非常的清楚，所谓“日本的海洋文明论”，就是一种试图从文明史上重新对“日本”进行世界性定位的“文明史观”。这种“文明史观”以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的“绝对优越感”为基本宗旨，完全抹杀两千年来的“东亚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真实，虚构日本文明脱离接受亚洲大陆文明滋养的基本事实，制造“孤岛文明”的虚假幻影，扭曲日本国民和世界民众关于“东亚文明构建”的心理认知的状态。 [/size]
[size=4] 从根本上说，这样的“文明史观念”是当前日本学术界一群极端保守主义的文化人针对人类文明特别是针对中国文明的一种挑战性宣言。它所显示的“现实政治价值”就是要在日中历史关系和现实关系中不仅推行“疏远感”，而且试图制造“了断论”。它构成为当前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基础。[/size]
[size=4] 我以为，这是在未来中日关系中非常具有破坏力的一种理论形式。[/size]
[size=4] 四 [/size]
[size=4] 日本当今“中国观”的多种变异，造成了东亚地区政治层面的不稳定和多方面的紧张状态，但我们仍然应该对日本国民、对东亚未来怀抱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和平主义”仍然在日本社会相当的层面上流动。 [/size]
[size=4] 那么，当前日本的社会和平主义思潮的精神核心和追求是什么呢？ [/size]
[size=4] 1.由于历史的承传，一部分日本国民仍然对中国怀抱有不同程度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基于1500百年来“东亚汉字文化圈”持续不断的“文化传递”、“文化融合”和“文化再生”的历史传统。 [/size]
[size=4] 我在这里插一个小故事。 [/size]
[size=4] 1994年11月7日 ，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日本明仁天皇接见了我和王家华先生。这是日本天皇在日本本土第一次会见中国的大学教授。当时为纪念京都建都1200周年，明仁天皇会见了10位日本教授和6位研究日本文化的外国教授，每人谈话7分钟。 [/size]
[size=4] 天皇问我：“先生研究日本文化，对什么问题最感兴趣？” [/size]
[size=4] 我回答说：“我对日本的古代文化和文学很有兴趣，对当代的日本社会文化思潮也很有兴趣。” [/size]
[size=4] 天皇问：“请问先生为研究这些问题，最喜读什么著作呢？”[/size]
[size=4] 我回答：“我觉得像《古事记》、《万叶集》这样的著作，是我必须经常阅读的，当然还有其他了。” [/size]
[size=4] 天皇说：“先生阅读《古事记》、《万叶集》，我感到很高兴。但是读这样古老的著作，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也是很困难的，先生觉得怎样？” [/size]
[size=4] 我说：“作为构成日本文化与文学的最具有经典意义的文本，每次的阅读都感觉到进入了一个充满美意识的世界。它们的古老和丰厚，或许造成了我们阅读中的困难。但是，《古事记》、《万叶集》不仅是以日本本土文化，而且是以东亚文化，其中包括中华文化以及人类共同的思维作为它们的广阔的文化语境，所以一个中国人读《古事记》、《万叶集》，他可能在某些层面上可以超越日本人读书的难处，并且获得一种独特的思考。” [/size]
[size=4] 天皇说：“的确是这样，我们日本文化一直得到中国文化的滋养，京都的建筑构思完全是依照贵国的长安城，前年我访问了贵国，参观了长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size]
[size=4] 作为日本天皇制国家的最高象征，想不到他作为“个人”，在文化问题上具有超越日本众多的“国文学家”的见解，其中的核心，则是他清醒地意识到，日本文化是在超越日本本土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发生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文化事实。 [/size]
[size=4] 我以为，明仁天皇表达的“日本文明史观念”与“海洋的日本文明论”是非常不同的，他尊重文明史的事实，并且表述得极为清晰。在日本社会中与天皇具有同样文明史观的存在着一个相对丰厚的层面，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历史成为心灵连接的一种桥梁。 [/size]
[size=4] 2.能够以理性思考日本前景的一部分日本国民，他们已经意识到21世纪世界格局的新的发展和变化，一个在经济上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一个在国际关系中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采取“温和主义”立场的中国，已经形成并且正在发展，从而成为在世界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基本力量。[/size]
[size=4] 因而他们认为，日本的未来不可能在与中国相对抗中实现，相反切实地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正确地认识中国，促进对中国的理解，加深相互的信任，才是日本的“自生之路”。 [/size]
[size=4] 3.战后日本自身的发展，已经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在当代“变异的中国观”的强劲思潮中，无论他们持何种立场，他们担忧“对抗”的势态一旦失去控制而造成可怕的后果则是一致的。因为这样的后果将使他们失去优越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所以，他们希望“和平”。 [/size]
[size=4] 4.中国的发展向世界开放着一个巨大的市场，这是国际资本最为动心的场所。目前的中日关系在表面上虽然还在说“政冷经热”，但日本的资本集团从许多实际的经历中，例如在关于中国高速列车的修建中已经深刻地体验到的痛苦，使他们意识到，不遏止国内的对抗中国的“变异观念”，日本资本在中国将失去更多的机会，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败于欧洲美国。因此，他们要求主政者在中国问题上寻求出路。2005年由日本资本集团中的一些核心力量，如日本银行联盟、全日航等等共同参与建立的“言论 NPO”的出现是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 [/size]
[size=4] 上述精神层面表现出的“和平主义”，在日本社会生活中有着许多具有积极因素的表现： [/size]
[size=4] 第一，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在孜孜不倦地、精诚地追求日本的战争责任。举个例子，中国的受害者在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诉，有慰安妇的上诉和日本劳工的上诉，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有正义感和良心的律师的支持，在日本有阵容强大的律师团在支持他们提出进行赔偿； [/size]
[size=4] 第二，仍然有相当的知识分子在追查日本的战争行为和战争责任。井上清先生在1998年编辑了《日本軍は中国で何をしたのか》（汉文可以译为《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什么》），集中揭露了日本军“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上海八一三事变中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在河北与山东的‘三光政策’”、“地道战”、“毒气战”、“对农业的破坏与掠夺”、“石井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等等，并且提出“追求真正犯罪没有时效，应该永远追求战争责任”。[/size]
[size=4] 其实，井上清早在1975年8月就有《天皇の战争责任》刊出（日本现代出版社出版），在70年代的时候，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而且以相当丰富的材料证明了战争和天皇是有关系的。这本追求天皇战争责任的著作，在1976年就被再版重印，**年由日本明石书店以《昭和天皇の战争责任》第三次公刊，1991年日本最著名的出版社岩波书店又以《天皇の战争责任》第四次刊印。这是在日本知识界极为有名的著作。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的Herber D Bix（赫伯特 比克司）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做《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 Japan》，2004年由中国新华出版社以《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为书名出版汉文本。美国和我们国内有不少的学者和读者认为这是第一部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著作，称为“内容具有爆炸性，粉碎了日本战时天皇只是消极被动、甚至是傀儡的一贯说法”。美国Bix 的基本观点，就是25年前井上清教授已经揭示的观点。 [/size]
[size=4] 第三，一方面是日本的皇国复辟主义者在参拜靖国神社，但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力量是抵制内阁成员参拜的。每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时，我们注意到，外面的队伍很混乱，有欢呼的也有喊着抵制口号的。而且我们在日本各处可以看见抵制国家主义的象征符号。日本现在有一定的力量在运作抵制国家主义者修改日本宪法。 [/size]
[size=4] 第四，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在推动关于日本文明形成的知识教育，让公众尊重日本文明形成的事实，让他们了解日中文明的关系，承认中国对日本文明影响的体现。日中52位学者曾经联合起来用五年时间编著了《日中文化交流史》，从十个层面阐释了日本文明史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担任日方主编的是日本学术界具有权威意义的例如中西进、源了圆、大庭修、池田温、上原昭一等。目的在于阐述东亚文明和日本文明联系的真相，阐释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和中华文明的作用。 [/size]
[size=4] 我手边有一本经常使用的《日本史广辞典》。1997年编写的，有2300多页，山川出版。它的相关条目的设立，我以为还是公正的、明朗的,有“从军慰安妇”，有“台儿庄之战”，有“南京屠杀事件”等等。 [/size]
[size=4] 日本的文艺界人士也做了很多努力，2004年日本剧团“前进座”来中国，演出了《鉴真东渡》，用艺术的形式演绎日中文明的关系和发展环节。2004年7月，日本的大相扑力士团访问了中国。相扑是日本的国技，他们很少到国外表演，而这次是他们第一流的运动员来北京和上海各演两场，表现了一种亲善和友好。这次演出的全部奖金全部捐赠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也表明了一种亲善友好的态度。 [/size]
[size=4] 第五，日本媒体在右翼“中国观”的蔓延中，混淆视听，煽风点火，好像唯恐天下不乱似的，应该承担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即使这样，有一些新闻仍然表现了社会良知。2005年4月国内发生“涉日游行”后不久，《朝日新闻》本部派遣“社论主编”若宫启文和“社论委员”五十川伦义两位先生来中国，听取中国人士的见解。他们单独采访我三个多小时，希望寻找日中文化人士认识的共同点，希望恢复犹如古代日中之间和平稳定的合作关系。2005年8月举行的“北京—东京论坛”上，专门设立了“媒体文化研究组”，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都派遣了东京本部的编辑长参加，与中国《人民日报》、《中国时报》等一起交换见解，寻求媒体良心。我是这个研究组的座长之一，尽管有分歧，但我仍然看到了希望的。 [/size]
[size=4] 第六，即使在右翼盘根错节的日本的政治界，也存在着以“法律正义”参与东亚和平稳定局面的积极力量。2005年末日本法院对该年4月袭击中国驻日本使领馆的暴徒处以7年徒刑；2005年9月30日，大阪高等法院继福冈法院之后，又一次判决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违反日本宪法”。 [/size]
[size=4] 第七，2005年6月，明仁天皇公开向媒体表示：“努力正确理解过去的历史及此后的时代，正确继承并利用发芽比喻过去事实的知识。” [/size]
[size=4] 2006年6月6日，明仁天皇再次向媒体表示：“日本牢记军国主义给自己国民和亚洲邻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日本国民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确保历史不再重演。……希望教育专家能够促成有关教育方针，帮助年轻人尽快学会尊敬其他国家。” [/size]
[size=4] 2006年6月22日，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代表日本政府对日本民主党议员河村隆提出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真实性”作出回答。回答说：“根据目前公开的文献等进行综合判断，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旧日本军侵入南京之后，确曾发生屠杀、掠夺平民之事，这无可否认。” [/size]
[size=4] 所有的这些都表现了日本的和平主义潮流，表示了日本今天多层面立体型的社会思潮的复杂性，也显示了具有正义感的日本国民正在努力地拓展东亚的和平空间，使我们对于未来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良性互动具有足够的信心。 [/size]
[size=4] 注 释： [/size]
[size=4][1]白石隆等鼓吹的“日本亚洲地位未定论”并不是“日本的海洋文明论”者的新思维。它是19世纪末以来日本国家主义“脱亚入欧论”的一个基本追求。被远东军事法庭宣判为“二级战犯”的日本政客德富苏峰在1904年发表的《东亚的日本与宇内的日本》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论说：“我的愿望是成为宇内的日本，而不是东亚的日本。具体说来，与其成为东亚的盟主而反击欧西文明的东渐，不如成为欧西文明的先驱，开导东亚诸国。进一步说，推倒东西文明的壁垒，除掉黄白人种的割据，扩大宇内共同文明的范围。……作为欧西文明的宣传者对东亚各国，作为东亚文明的引入者对于欧西诸国，对此任务我是毫不犹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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