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与社会主义的想象力——杨雪冬研究员在北京大学的讲演
2009-07-12 上传人：新老年
[align=center][size=4][img]http://wenhui.news365.com.cn/mzjy/200904/W020090404336569686828.JPG[/img][/size][/align][size=4] [/size] [align=center][size=4] 作者：杨雪冬 [/size][/align][size=4] [/size] [align=left][size=4] 全球化的推进，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世界范围内不平等与苦难的存在，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复兴的道德基础和现实条件。社会主义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在世界面前复兴，既不是一次性回答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而是一道需要不断求解的方程式。必须依靠所有信奉社会公正道义的人们的集体实践。这种实践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政治斗争，而是包括了日常生活、制度实践、意识形态改造等多种内容的实践，因为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才能影响到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中的任何领域。
讲演者小传
杨雪冬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博士。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访问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化、中国地方政治、政治学理论。代表性著作有：《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全球化》（台北扬智出版公司，2003年）；《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主编《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想象力》（重庆出版社，2009年）。
一、金融危机凸显出社会的重要
无论怎样理解发展与效率，“ 社会”都是其目标和基础，以“社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G20伦敦峰会举行前夕，一场名为“以人为先”的大游行在伦敦举行。游行者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工会、环保组织、发展机构等。游行者打着“清理全球金融”、“打烂资本主义”、“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等横幅。
与每次经济危机一样，本次金融危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讨论和质疑。从冷战结束后沉寂很久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许多概念，又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中。以至于有人惊呼，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 有学者曾经把1994-1995年发生在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称作“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危机”。那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次全球危机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从世界经济中心爆发的危机，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大体制对立格局改变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遇到的最直接、最正面的挑战。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美国式资本主义及其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大麻烦。正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以至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
尽管许多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奉者频频警告，各国政府采取的对策会破坏资本主义，他们还强调，“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仍是人类的唯一选择，这个世界能为贫穷和富裕国家都带来财富和健康方面的进一步大幅提高。”（加里·贝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是，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并以批判和替代前者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依然成为了人们求助的对象，希望从“另一种选择”那里获得价值观、制度设计以及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参考，乃至学习。因为，无论怎样理解发展与效率，“社会”都是其目标和基础，以“社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的确，以资本主义扩张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在诸多领域打上了深刻烙印。但是，随着交往与联系的扩展与深化，社会的价值、其存在的广度以及实现的多种形式日益凸显出来：社会成为人们抵抗资本扩张与渗透的最后壁垒以及采取集体行动的道义诉求。社会的复兴给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复兴
围绕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产生的新变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反应和抵抗。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社会的复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交往的发展与相互依存的加深，推动了人的“类”意识的具体化和现实化。
“地球村”是对社会交往全球化的形象描绘。在交通、通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员、物质、信息、资金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不同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这一方面使得他们能够对曾经“遥远”的陌生人有了更真实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能够切实感受到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全球风险的出现以灾难的形式证明了人类共存的意义。相互联系既可以通过扩散风险增大风险的破坏力，也可以借助更大范围的集体行动增强人类的抵抗力。风险的全球化推动了原有的“公共”概念的扩展，后者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某个共同体、某个民族，甚至某个地区的共同利益扩展到全球范围。“人类的福祉不是由地理方位或文化区域决定的，国家、种族或性别的区别不应成为那些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权利和义务的限制，所有人都应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加的风险，国际社会具有了更现实的实体意义。有学者认为，国际社会的目标已经从寻求共存目标转向建立体现共同责任、改革政府组织、赋予个人和团体以权利和责任的规章制度，并力图确立某些全球利益的观念。在这些变化的推动下，人类的整体性共识更为明确：在全球风险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类“种”的延续。
2、公民社会的发展，为社会行动提供了新的有效的组织形式。
公民社会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其主要活动者是各类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虽然任何人都不敢妄下结论说，全球公民社会已经确立了，但是在冷战结束后，公民社会在各国以及国际层次上的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公民社会组织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国家以及国际各项事务之中。在国内社会发展领域中，他们承担着提供信息、专家建议、融资、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支持政策、动员公意、维持组织间的关系、沟通政府单位、推动网络建设、教育特定公众等诸多功能。在国际事务中，它们则承担着识别可能被忽视的问题和全球化后果，倡导引导和约束国际惯例的新价值和规范，建立能提出新主张的跨国联盟，改革国际制度来应对意料不到的需要，推广有国际意义的社会创新，协调解决跨国冲突和矛盾，以及动员资源和直接解决重要公共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社会组织所关注的大多是不被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等强势行为体所关注的问题，其行动的原则是自愿、参与和扩大民主。这使其更具有社会性。一些学者乐观地认为，非政府组织或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建立。美国学者杰基·史密斯把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作用归纳为四点：(1)跨国社会运动组织标志了更广泛的跨国社会网络的存在。而这些运动组织主要是从现有的网络和社团中产生的，后者有利于具有共同[/size][/al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