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站台”的老人们
2012-05-10 上传人：新老年
[font=arial][size=14px] [size=4] [/size][size=5]为改革“站台”的老人们[/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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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img=660,440]http://images.infzm.com/medias/2012/0426/53597.jpeg[/img][/size]
[align=left][size=4]2012年3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首届岭南论坛——中国经济变革之[/size][/align]
[size=4]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为中国改革奔走呼吁，成为当下中国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 [/size]
[size=4] 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正活跃在为中国改革鼓呼的第一线。他们的奔走呼吁，成为当下热烈的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size]
[size=4] 仅以上2012年4月21、22日为例——[/size]
[size=4] 8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济南谈民间借贷，呼吁“消除金融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比茅于轼年轻一岁的吴敬琏则在北京再次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并期待今秋的高层换届，带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82岁的学者资中筠在武汉纵论世界趋势和中国前途，提醒大家不要“陶醉在表面的繁荣”，“中国非改不可”；85岁的律师张思之在四川分享律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重申“依法办事就是最大的讲政治”；[/size]
[size=4] 再早前两天，82岁的法学家江平在北京参与“打击黑社会与民营企业财产权保护”论坛，批评“运动式打黑”，并对温州金融改革寄予期望。[/size]
[size=4] 这些老人大多曾活跃于被普遍视为“改革黄金年代”的上世纪80年代，有的还深度参与了改革进程。30年后，他们面对着截然不同的改革环境。[/size]
[size=4] “1980年代的改革所向披靡，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都要求改革。但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很大。”一位老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既得利益者想维持现状，改革动力越来越弱。”[/size]
[size=4] 也正因为此，这些“改革老人”发出的声音也更为急迫。[/size]
[b][size=4] 为何感时忧世？[/size][/b]
[size=4] 律师张思之曾打算，执业到80岁退休。不过，当他真正满了80岁，这一目标又被推迟至90岁，甚至，要是90岁以后还有力量，那就干到底。[/size]
[size=4] 身边有人不理解：“你都八十多了，该休息了，还搞什么呀？”但张思之觉得，只要身体允许，自己还是应当“有点作为”，“整天吃饱混天黑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size]
[size=4] 张思之推崇的进步模式，是以个案推动法治进程。从担任“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律师组组长开始，他代理的案件没有一桩胜诉的，但许多人认为，这些“为异端辩护”的经历，见证了法治的前行。[/size]
[size=4] 张思之总觉得前行的步伐太慢，他对现状并不满意。[/size]
[size=4] 原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2011年底出版了一套自选集，第一本就叫做《感时忧世》。她在书的首发式上说，曾以为自己退休之后应该写些《闲情记美》一类的东西，谁知坐下来后，只要一想到从报刊上读到的世事，就“欲罢不能”了。[/size]
[align=center][size=4][img=328,440]http://images.infzm.com/medias/2012/0426/53599.jpeg[/img][/size][/align]
[align=center][size=4]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 [color=#c0c0c0]（张向阳/CFP/图）[/color][/size][/align]
[size=4] “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有这样的心情。”资中筠说，“我没什么崇高伟大的目标，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事实和逻辑。”[/size]
[size=4] 这些老人多属于同一代人。包括吴敬琏、茅于轼、资中筠、法学家郭道晖在内的多位老人都出身名门，年轻时经历政权变迁，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大多数人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厄运。[/size]
[size=4] 和当时的很多国人一样，资中筠也曾深信“挨饿是光荣”，但浩劫年代的创痛记忆，成了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人反思的起点。[/size]
[size=4] 法学家李步云和江平、郭道晖被并称为“法治三老”。郭道晖本是清华大学机电系毕业生，是前总理朱rong基的同窗。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年届半百的郭道晖在时任办公室主任王汉斌的劝说下改了行。他决心要追回自己被耽误了20年的青春，痛定思痛地检讨中国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size]
[size=4] 吴敬琏的一段关于家国情怀的文字，或许是对这些老人恰当的诠释：“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size]
[size=4] 这些老人有他们的优势：有资源，有资历，而且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年轻人很多都受困于体制，不便说话，或者忙于生计，自身的知名度、影响力又不够。”四川律师林波说。[/size]
[b][size=4] 为中国改革做设计[/size][/b]
[size=4] 和原本学机电的郭道晖一样，茅于轼也是“半路出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本是机械工程师的他，兴趣也转向国家更需要的经济学。1985年，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出版，这本书是代表当时中国思想前沿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它奠定了茅于轼的学界地位。[/size]
[size=4] 启蒙，被部分人视为老人们的贡献之一。用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为一位老人祝贺八十寿辰时的话说：“作为中国人，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被某些利益集团不断搅浑的道理。”[/size]
[size=4] 郭道晖对自己的工作也有这样的定义：“有些道理，法学界早就知道，但是社会上不一定知道。我就是在做法治启蒙、普及常识的工作。”[/size]
[size=4] 今天仍然活跃的老人们，大多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郭道晖，作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重要成员，他是法治进程恢复的“体制内”参与者；又如资中筠，先后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社科院美国所任职——她一直认为，不是给领导做智囊，而是给民族做智囊。[/size]
[size=4] 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吴敬琏。自1984年调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始，大量的改革决策中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这位被赠予“吴市场”绰号的经济学家，参与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等报告或书籍直接影响了改革决策。[/size]
[size=4] 1990年7月，在决定中国改革走向的关头，吴敬琏曾在中南海，与坚持计划经济的学者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ze民面前争得面红耳赤。[/size]
[size=4] “在上世纪80年代，做理论、做学术的人，声音很容易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因为那时是以改革为主导的政治架构。”经济学者岑科说。[/size]
[size=4] 在担任改革智囊的经历中，吴敬琏也与同一个圈子里的王岐山、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熟识。现在，王岐山是国务院副总理，周小川是央行行长，郭树清则是半年前履新的证监会主席。“与这些高级官员的密切联系，能够让吴敬琏的改革呼吁不仅为大众所知，更有机会影响政府决策。”岑科说。[/size]
[size=4] 1988年，吴敬琏、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还曾一起出版一本书，名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时至今日，吴敬琏依然在为中国的改革做设计，他提出的最新概念是“顶顶层设计”：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size]
[size=4] 吴敬琏仍在发声，但改革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的“所向披靡”已经难以寻觅，改革遇到了争议和阻力。[/size]
[size=4] 很多人注意到：原本较为慎言的吴敬琏，今年也明确提出：“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80年代初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他还引用邓小平在1986年的话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size]
[b][size=4] 老人们过时了？[/size][/b]
[size=4]在改革关头的发言，令改革老人们赢得了美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遭遇了不少非议，乃至攻击，一些人称他们为西方利益的代言人。[/size]
[size=4] 对于这些声音，茅于轼说自己“来不及理他们”。很多人都知道，茅于轼与爱人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一住就是近30年。[/size]
[size=4] 经常与学者打交道的媒体人刘波认为，“人格独立”和“服从内心”恰恰是这些老人的最大特征和吸引力。“有些中青年学者并不是独立学者，但这些老人的立场则无可置疑。”刘波说，“我并不太同意吴敬琏的一些意见，但他们从很早就坚持说真话，他们的研究是独立的，是服从内心的。”[/size]
[size=4] 不过，舆论中也有另一种声音：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老人们的观点已经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他们的人格也许可敬，但知识陈旧，思想意识脱离不了士大夫的精英主义，他们在1980年代贡献卓著，如今已经过时。”旅美学者薛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鼓励支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年轻一代。”[/size]
[size=4] 最近，薛涌在FT中文网与茅于轼就“劳动是否创造财富”等观点展开了一场辩论。他认为，茅于轼等人在深化自由主义理论方面表现“不称职”，而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又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size]
[size=4] 二人的分歧起点在于：对国情的判断非常不同。在薛涌看来，根据GlobeScan在2010年对15个主要国家的民调结果，中国公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相信市场的一族，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威胁未必来自左派，也不是来自“仇富”情绪，而是来自于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竞争。[/size]
[size=4] “我觉得薛涌的意见很有价值。他认为我太看重自由了，我也没有确定的把握，可以探讨，但如果说我把自由看得还不够，也能找到证据。”茅于轼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是非，只是看法不同。”[/size]
[size=4] 不止一位受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及：比起老人们的观点，甚至比起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宽容精神是更值得年轻一代学习的。[/size]
[b][size=4] “年轻人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size][/b]
[size=4] 这些老人的身体状态大多不错，比如张思之，85岁高龄还可以连讲3个小时不休息。不过，不少人对正在成长的中青年一代，有着不少忧虑。[/size]
[size=4] 一位老人这样表述他的担心，“总体来说，70后、80后对于历史的了解不够。”“不要说抗战，连三年饥荒、‘文革’都知道不多，这将对今后的改革造成相当大的障碍。所以我有些担心，我们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如果他们不知道历史的话，后果很严重。”[/size]
[size=4] 资中筠对此有相同的看法：“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张思之则认为，年轻一代律师不缺业务尖子，但由于大环境，在道义、政治方面仍有所欠缺。[/size]
[size=4] 为了解答年轻人的困惑，茅于轼坚持给年轻人写信，他的博客开设了“茅于轼问答录”专栏。湖北蕲春的乡村少年蔡小海曾经和同学一起办了一份刊物，为了刊登茅于轼的一篇文章，他辗转联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茅于轼当即同意。几天后，小海还收到了茅于轼寄给这个编辑部的500元钱，以及几本他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size]
[size=4] 当然，这些老人与年轻人的交流更多发生在大学。[/size]
[size=4] 2011年，“法治三老”江平、郭道晖、李步云曾齐聚中国政法大学。面对年轻的学生们，郭道晖说，希望大家“为人民争权利，为国家兴法治，为社会求正义”，李步云希望同学们“为建立法治国家奋斗终身”，江平的寄语则是：“你可以不说话，可以少说话，但不可以昧着良心去说话。”[/size]
[size=4] 2012年4月23日晚，资中筠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谈“世界与中国都面临转折”。这场讲座涉及中美经济、制度与道德等许多话题，但令该校学生小徐印象最深的，还是资中筠对当代大学生的批评：“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size]
[size=4] 小徐带了资中筠2011年底出版的新书《士人风骨》参加讲座，本准备找她要个签名，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资中筠在讲座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是明星，大家不要把时间花在拍照和要签名上。这位曾在少时与同学热烈讨论救国兴国之道的老人，希望台下“总想着赚钱买房”的年轻人们，能多听一听、想一想讲座的内容。[/size]
[font=楷体_GB2312][font=宋体][size=4]（南方周末记者周华蕾）[/size][/font][/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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