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继续深化中国改革？
2012-03-25 上传人：新老年
[table=98%] [tr] [td] [table=98%] [tr] [td] [size=5] [b]如何继续深化中国改革？ ——兼评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报告《中国2030》[/b][/size]
[size=4][b]张明 [/b]《投资者报》专栏文章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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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px][size=4] 2012年正值中国政府换届，国内可谓暗流涌动，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互相角力。2月底，《人民日报》评论版在“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中编发了题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国内多方人士的广泛兴趣，大家纷纷揣摩这是否是中央政府通过官方媒体释放口风来测试市场反应。同样是2月底，央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发布了一份题为《我国加快资本项目开放条件基本成熟》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同样被认为是央行通过发布非正式文件的方式来测试各方情绪、引导市场讨论。3月初，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人民币汇率逐步具备了浮动条件，波动幅度可以考虑适当放宽。这一表态立即引发了外汇市场的高度关注，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能即将发生新的变化。然而，近来最为吸引眼球的一份报告，还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两会召开之前发布的一份合作研究报告《中国2030：构建一个现代的、和谐的、创造性的高收入社会》。[/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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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px][size=4] 在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独立学者”杜建国大闹会场，痛斥该报告是世界银行“祸害”中国的阴谋，特别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建议尤其“包含祸心”。自该报告发布以来，国内不少官员与学者纷纷卷入该争论。就连目前在波士顿作访问学者的笔者，也经常被外国朋友或留学生们问及对该报告的看法。为了更具针对性地发表意见，笔者最近通读了报告全文。[/size]
[size=4]该报告全文近400页，由一份主报告（约80页）与五份支持性报告组成。主报告首先回顾了中国过去30年改革历程，梳理总结了成功经验；其次展望了未来20年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展望了环境变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报告的重点是为中国未来20年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由六方面政策建议组成的发展策略，包括处理好国有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鼓励系统性创新以及保持创新体系的开放性、促进绿色增长、促进机会均等与社会保护、构建更具持续性的公共财政体系，以及发展与世界其他各国的互利互惠关系。支持性报告则是针对第一、二、三、四、六项政策建议的具体分析报告。[/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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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px][size=4] 报告给我的总体印象是立论客观、分析中肯、系统全面。其实，从报告给出的六方面政策建议来看，后五项政策建议基本上已经是国内政策讨论达成的共识，而当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一项建议，即如何处理国有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方面。其实，世界银行的报告并未建议中国国有部门全盘私有化，其短期建议是中国国有企业应该提高向政府预算的分红比重，而中期建议是国有企业应该从生产性领域中退出。[/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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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px][size=4] 在这里，笔者并不想讨论中国国有企业是否应该私有化的问题。做出宏大判断是容易的，但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魔鬼在细节中。毕竟，俄罗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成为权贵们中饱私囊的手段，迄今依然历历在目。而帮助俄罗斯设计私有化方案的著名经济学家施莱弗尽管个人曾从中谋取私利，但目前依然安安稳稳地在哈佛做经济学教授，甚至开始转为批判政府的“掠夺之手”。然而，笔者想指出的两点是：[/size][/size]
[size=14px][size=4] 第一，当前的国有企业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是不合理的；[/size][/size]
[size=14px][size=4] 第二，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新一轮的国进民退的确是历史的倒退。[/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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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px][size=4] 2007年国有企业经营预算管理试点改革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交完各种税收之后，居然不用向作为唯一股东或大股东的中国政府上缴任何红利。即使2007年试点改革以来，目前央企上缴红利平均不足其税后利润的15%。绝大部分利润截留在企业内部，用于企业再投资或者成为央企员工的福利。即使这样的企业还叫国有企业或者全民所有制企业，广大老百姓却很难指望从这些企业中获得任何好处。相反，通过扭曲性要素价格体系（例如低存款利率、低劳动力工资），福利还在源源不断地由居民部门转移到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储蓄（未分配利润）甚至成为过去20年中国国民储蓄上升的主要来源。这样的国有企业体制无论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还是中国老百姓的切身福利而言，没有实质性好处可言。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并用之来充实中国社保基金，是实现国民财富由国有企业向居民部门转移的重要途径，世行在这方面的建议是非常中肯的。[/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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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px][size=4]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尽管部分中国官员屡屡出来否认国进民退，但无论是4万亿的财政支出，还是2009年9万亿的信贷增量，国有企业毫无疑问都是最重要的受益者。笔者在这里想用吴晓波提出的三个现象来解释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资源垄断”是指2009年以来国有资本在资源性、能源性领域中大规模跃进；“楚河汉界”是指国有企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上游行业并逐步形成寡头垄断，虽然国有企业数量逐渐减少，但盈利能力却迅猛增强；“玻璃门”是指尽管一些行业与领域名义上并无准入门槛，但实际上隐性限制颇多。用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政府说欢迎民企到包间来吃饭，但包间内的所有座位已经被国有企业坐满了。谁愿意让座呢？如果说国有企业的强势地位是源自自身强劲的竞争能力在市场上胜出，那还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国有企业的优势主要来自政策优惠、廉价信贷与行业准入，那么这种国进民退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进而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就不难理解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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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px][size=4] 因此，即使我们不讨论国有企业是否私有化的问题，但以下两方面的改革是不容置疑且刻不容缓的：一是通过深化国有企业经营预算改革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率，实现由国有企业向居民部门的福利转移；二是真正改善若干重要部门民营企业的准入条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增强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使得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能够平等地开展竞争。[/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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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px][size=4]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银行报告指出，深化中国经济改革可能会遭致三种人的反对：一是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可能会从改革中短期受损的群体；三是将今天中国的问题归结于过去的改革（而非改革尚未完成）的意见领袖。那么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三类反对者呢？对于既得利益集团，中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向广大居民透彻地宣传解释未来的改革策略，以凝聚改革共识；对于短期受损者，政府应该出台临时性的救助政策，但应该授人以渔；对于偏执的意见领袖，则需要推动全社会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政策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只有对相关讨论报以开放的心态，促进更加客观、平和、建设性的讨论，而非陷入非左即右的意识形态之争，才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善莫大焉。[/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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