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倒退到“文革”不符合南方谈话精神
2012-02-28 上传人：新老年
[font=arial][size=14px] [size=4]任剑涛：倒退到“文革”不符合南方谈话精神 [/size]
[size=4]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院长，政治学理论与行政管理跨专业博士生导师。[/size]
[size=4] [b]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改革是共产党的宿命，不能争论”[/b][/size]
[size=4] “南方谈话的核心精神就是共产党要敢于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之后所有挑战，而不是回避挑战、往回走、甚至倒退到‘文革’那一套做法，那不符合南方谈话的精神。”[/size]
[size=4] “当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一定都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得到解决，对于要不要改革这一点，是不能争论的。”[/size]
[size=4]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谈起20年前小平南方谈话，坚定言语中透着几分激昂，不改敢言、直言的本色。这位著名的政治学学者认为，小平南方谈话至今言犹在耳、仍有强大的现实针对性。[/size]
[size=4] 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任剑涛说，小平南方谈话最核心的价值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再出发、改革再出发以及鼓励广东再出发这三大命题。广东这块热土寄托着小平同志的深深期望，广东在现阶段仍要敢闯敢试，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同时要注意技巧，成为中国未来长期繁荣稳定的最重要标本。[/size]
[size=4] [b]现实意义[/b][/size]
[size=4] [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不能争论[/b][/size]
[size=4] 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证明既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而是证明社会主义改革落定在市场经济上的正确，这是南方谈话最伟大的地方[/size]
[size=4] 南方日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已过20年，现在重温他当年这一席话，对当下中国仍有现实针对性吗？[/size]
[size=4] 任剑涛：我认为现实针对性仍很强大，主要有三点：[/size]
[size=4] 第一，怎样去评价改革的成败问题。从跨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但我们对改革的认同从某个层面上来说，产生了一个断裂。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把市场经济遗漏掉了。小平南方谈话实际上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党的十三大所决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对这一点不争论，这是个完整的表述。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证明既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而是证明社会主义改革落定在市场经济上的正确，这是南方谈话最伟大的地方。[/size]
[size=4] 第二，怎样真正理解小平同志“不争论”的本质。不争论不是不能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批评意见，不能谈贫富分化，不能谈阶层利益分化等问题。真正理解小平同志的“不争论”，实际上是说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方向，确定了我们最重要的国家理念，在这一点上不争论，但可以在基本国策的框架下去讨论如何实现国家崛起。[/size]
[size=4] 第三，怎么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南方谈话为中国向何处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答案，他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发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且这个答案至今依然有效。什么是现成的答案？就是发现国家发展基本正确道路之后指出国家前行的方向，而不是犹豫不决，迟疑徘徊，踌躇不前。[/size]
[size=4] [b]改革复杂[/b][/size]
[size=4] [b]现在是改革布局制度化突破前夜[/b][/size]
[size=4] 小平是通过革命领袖的个人威望来聚集改革共识，而现在更需要各方协商达成改革共识，普通公民对改革的共识远超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前[/size]
[size=4] 南方日报：有人认为，现在谈改革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少，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再出发再改革缺乏广泛的共识和动力？[/size]
[size=4] 任剑涛：当年为什么改革显得那么悲壮，是因为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没有生存可能了，不杀出一条血路就是死路一条，但没有料到后来一路光明灿烂，喜出望外，带来的一种改革心态是涣散的。这也是最近十来年我们稍微对小平南方谈话掉以轻心，或者没有随时回去品味，没有通过深刻体会而继续推进改革，而去大谈特谈既有制度优越性的原因所在。[/size]
[size=4] 实际上，对于未来发展，我们将遭遇到两重困难：第一是转型陷阱，第二是中等收入陷阱。转型到一定阶段，分析制度的有效性和无效性之后，我们往往容易被有效性惊呆了，而忽略了无效性。摸石头摸惯的人只顾着摸河里的石头，而忘了自身最终目标是需要过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很容易对旧的制度产生念旧的情结，而忘记了我们对制度突破本身还在探索之中。[/size]
[size=4] 第二是中等收入陷阱。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政治参与要求高了，但参与的热情和不能够参与的挫折之间呈现出无所作为的状态，而提供个人发展的更大空间的可能性此时又还没有展现出来，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谈改革呢，怎么改呢？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要有顶层设计，同时要有制度摸索、效果展示加以兑现。[/size]
[size=4] 南方日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改革面临的处境与小平南方谈话前有某种相似之处，您认同否？[/size]
[size=4] 任剑涛：小平南方谈话和现在改革面临的处境有一个结构性区别，虽然改革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促进改革的路径各不相同。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永不磨灭，但是现在的改革是制度推进，而不是依靠革命领袖来推进。[/size]
[size=4] 制度化的时代，中央领导需要以法治化的手段来规范它，来激活它，个人的作用在明显下降，体制的作用在明显上升。小平改革是打破既有制度的改革，而我们现在要形成妥协的共识性的改革，小平是通过革命领袖的个人威望来聚集改革共识，而现在需要的是各方来协商并达成改革共识。[/size]
[size=4] 我认为，今天中国公民认识到的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远超1992年南方谈话前普通公民对于改革的认识，那个时候的共识更多是精英共识，而目前是全民共识，可以说目前改革的动力是更足，而不是说不足。[/size]
[size=4]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蛋糕已经做大了，要做得更好，分得更均，分得更满意，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教育需要同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个时候是中国改革精心布局的状态，我认为是制度化突破的前夜，而绝不是不改革的状态。[/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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