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元文化促进国民素质提升 作者：章立凡
2011-09-22 上传人：新老年
[size=4] 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进入中国。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有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它开始有社会自治的功能出现，这其实是多元文化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回眸百年来的中国，思考当下，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历史上有两次“百家争鸣”
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
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会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从文化上讲，西方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拿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是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改良的理论，康有为认为最好是“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他的这些预言后来被验证了。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就是革命和社会改革同步进行。这个东西后来也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大陆在国民政府时期，像土地改革这一块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和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实现得很成功。
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作为动力，实际上“均贫富”是一个暂时的，它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我们国家前30年也是搞“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我们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最后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民国初年，各种思潮泛起
另外，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东西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会，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思想界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而且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自由主义的线应该说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从宪政这个角度看应该是梁启超。实际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尊孔上，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有共识的，他们对传统的儒家文化比较认同。而且对儒教他们是各取所需。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关于尊孔的问题。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对孔家店的说法有一个变化。我记得到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张申府先生就写过一篇东西，叫做《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这些东西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理清这个东西。所以这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喊口号去打倒就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应该说胡适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打倒和继承的这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还注意到，虽然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是在研究方法上，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模式来研究中国文化，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胡适提出整理国故，提出多元的研究问题以后，文化探索就非常多元，这是出现在“五四”以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争论，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那时候的文化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也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以后，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主题和脉络研究。这就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赋予新的使命，像冯友兰先生他们都是这样。
国学热是文化保守主义回潮
民国时期，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有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它开始有社会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有一定现代性的社会自治，这其实是多元文化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这60年出不了大师？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之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他们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教育。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提倡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的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全盘苏化，把社会变成一部大机器，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的东西是某一部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或者是螺丝钉，它是比较工具化的，这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这一块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这个领域的大师在中国大陆没有产生，但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国外治学，我们国内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程度。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经过历次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完全出现了文化断层。1949年的时候，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的国学热回潮，一个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会逐渐地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所以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还有就是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当然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但是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来看。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而这些缺陷也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久维持，中国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地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
体制跟文化互为因果
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苏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个观念冲撞的结果。
体制跟文化好像是鸡生蛋或者蛋生鸡的关系，现在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体制优先还是文化优先，我感觉这两个东西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或者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又涉及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我们现在所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讽刺的，有好多在20世纪都讨论过的问题，现在又重新讨论，但是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比如谈到现代化，现代化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挂在嘴边的东西，有人就把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把现代性给忽略掉了。清末的洋务派就认为学到了西方的先进的坚船利炮，国家就可以强盛，这是一种很技术的观点。现代性实际上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它包括的范围是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它有共同的特征，包括民主化、法治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
观察20世纪中国的三次政权更迭，从民国取代大清，到共和国取代民国，一次是仿效欧美的道路，一次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这两次实际上都是体制上的变化，从文化建设上来讲没有多少进步。
我觉得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民国有一个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叫做约法，这个约法应该说是结束封建社会以后达成的第一个社会契约，第二个社会契约就是所谓《共同纲领》。但是这两个社会契约后来都被废弃了。第三个社会契约是一个不成文的契约，叫“改革开放”，这个契约到现在实行了30年，目前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今后中国怎么走，我觉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思想解放是波动式前进
现在来看，虽然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把我们重新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但是并没有彻底摆脱这种思想的锁链。你现在可以有自由的思想，但是你未必完全有自由的表达，然后你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交流。这种情况就是原有的这套东方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还依然存在，所以就导致思想的解放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是波动式的前进。但是总体来讲，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现在信息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了，现在任何一个百姓可以从互联网上很快知道一些东西，微博上就实时有一些最新的信息非常迅速地传播，这个东西就改变了原有的靠纸面作为载体的传播模式，这样就使公众有了非常便利迅速的传播思想的工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时代在前进，但是管理还停留在以往的思维上。
回顾百年中国思想史，这一个世纪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这一百年的时间，有相当多的浪费。现在，我们看到了道德文化的断裂，国民性的积弊，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梁启超先生也讲过，他说今后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如果说我们还希望这个民族能够有真正的提升，能够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的话，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从“五四”到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相提并论，缺一不可的。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轮子必须是要同时并进的，不可能是光靠科学，如果科学脱离了民主，它就只是一种手段，当然你说民主是手段也好。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
德先生、赛先生，一起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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